保定人在提到保定古代所在的地理位置时，常用“燕南赵北”、“燕赵之交”来表述。在提到保定人的人文精神根脉时，更喜欢用“燕赵文化”、“燕赵之风”来自称。其实，这说法不完全符合春秋战国时期保定地面的实际：从地理位置来说，那时的保定大部并长期属鲜虞中山国管辖；从文化来说，这里实质上起主导地位的主要是“鲜虞中山国文化”（简称中山文化）。“中山文化”是我们独有的特色文化。特色就是优势，特色就是吸引力。现在，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挖掘特色，认识特色，对于塑造保定名城形象，树立独特的保定人文精神品牌，扩大保定知名度和影响力，进而推动保定的发展，应该是一项有意义的基础工作。
一、保定人长期只认燕赵而不认鲜虞中山的原因
公元前1046年，周朝建立，史称西周。西周于公元前771年被犬戎所灭。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复国，并迁建国都于今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前期称“春秋”，后期称“战国”。
东周时期，特别是进入后期的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出现了自有文字以来第一次大形成、大发展、大繁荣的状况。由于这次中国文化的突然繁盛是以诸侯国为范围体现的，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各诸侯国范围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后来便成了一个地方的文化标志。之后的历代中国人在描述自己的地域称谓和文化根脉时，就常以春秋战国时本地所在的诸侯国别为坐标和起点，并以此来确定自己的母文化。
西周时今保定为北燕之地。进入东周后，特别是进入战国中国第一次文化大繁盛时期，保定地面大部主要属少数民族的鲜虞中山国管辖，而不是燕赵。
鲜虞族的前身是居于大漠的狄族。狄族部落众多，最主要的有赤狄、长狄和白狄。殷商时，他们开始由蒙古向南移动。西周时，其中的白狄到达陕西、山西一带。白狄部落又分仇由、肥、鼓和鲜虞四姓。公元前774年，肥、鼓、鲜虞三姓，自山西越过太行山来到河北。到河北之初，已是东周时期，肥在藁城、鼓在晋州、鲜虞在正定立足，各自以部落形式存在。由于鲜虞姓势力最大，故三姓又统称鲜虞。此时的保定大部开始属鲜虞管辖。
春秋初，肥、鼓两个部落被晋国所灭，余众逃奔归属鲜虞。晋国旋即进攻鲜虞，鲜虞部落奋起反抗，不仅未被消灭，还在河北站稳了脚跟。春秋末期，鲜虞便学习中原各国建国的做法，于公元前506年在今唐县正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取名中山。[1]进入战国后，该国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认并正式授封，其首领与战国七雄一样被封为王。[2]
自鲜虞族于公元前774年来河北，至公元前295年中山亡国，保定大部被鲜虞人管辖达479年。保定是鲜虞中山国的开国地，唐县作为国都的时间长达91年（公元前506年至公元前415年）。[3]之后国都迁定州，定州作为国都达34年（公元前414年至公元前380年）。两段时间相加，鲜虞中山国共在保定地区建都125年。之后迁都今平山。
鲜虞族所建立的中山国，在战国时曾扮演过重要脚色，给中华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先是与魏、赵、韩、燕“五国相王”，平起平坐。后一度又和战国七雄比肩，被称为“战国第八雄”。“战国所以盛衰，中山若隐为之枢辖。”[4]中山国竟然事关整个战国盛衰，可见该国的重要。
然而，如此重要的一个国家，仅仅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5]甚至说：“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侮辱善人。”[6]历代史家和文人便对其给与了不应有的歧视——在汗牛充栋的史书及文学作品中，给予他的待遇或者仅是片言只语，或者干脆只字不提。例如，司马迁作《史记》，为世家立传30篇，就是有意不给中山国立传。
历代史家和文人的这种故意歧视甚至掩盖，对鲜虞中山国在后人心目中的印象和地位，起到了极大的淡化和抹杀作用。直接的结果是，若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平山中山王墓的重大考古发现，我们会一直不能清晰知道河北省在战国时曾有过一个如此重要的国家，也不知保定大部曾是鲜虞中山国的地面，更不知世代保定人的历史中一直流淌着鲜虞中山人的文明血液。
这就是后世保定人在谈到自己的历史地理坐标和文化根脉时，常常是言必称燕赵，而不认中山之根的主要原因。
二、保定地面曾大部长期属鲜虞中山国管辖
那么，战国时期中山国的疆域，涉及保定多大范围呢？对此，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清代王先谦的意见，他认为中山国在保定地面的东界在博野、蠡县，北界到满城、徐水。[7]按他的说法，此时的中山国疆域应含今保定市的竞秀区、莲池区、徐水区、满城区、清苑区、顺平县、涞源县、唐县、曲阳县、阜平县、望都县、定州市、安国市、博野县、蠡县、高阳县、安新县，等17个市县区。其实，王先谦对中山国在保定的地面低估了。
比如，据成书时间与中山国稍后的《竹书纪年》，曾有“（公元前457年）晋国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的记载。因是同代人所记，其可信度不容忽视。那么“穷鱼之丘”在哪里？北魏郦道元认为“涞水射鱼城（今涞水县西）疑即此城”[8]。清代杨守敬称“易县有鱼山，当为穷鱼之丘。”[9]二者虽然说法不一，但说明那时易县或涞水的部分地区也是鲜虞中山国管辖的地面，王先谦就没有考虑进去。
另外，上世纪70年代平山中山王陵墓的考古发掘，对中山国在保定的范围有了突破性的发现。据出土的《中山王铜鼎铭文》记载，中山王（前327年—前312年）执政后，该国曾进行了一次扩疆战争。公元前314年，中山王在齐国配合下，以平定燕国内乱的名义，派宰相司马赒帅军从满城、徐水、安新一线向北大举攻燕，“赒亲帅三军之众，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10]战斗中燕王哙和宰相子之被杀。对于中山国这次扩疆行动，周朝天子给与了认可，“天子不忘其有勋，使其老策赏仲父，诸侯皆贺。”[11]这段铭文的珍贵性在于，其文字是中山王于战争结束后亲自拟定，并让人刻到铜鼎上去的，可见其真实性极高。
当时中山大军奋勇向北推进，今山西东南部、河北蔚县、北京南部、天津西部，“数百里”面积和“数十”座城垣悉为中山所有，这就囊括了今保定全境。对此，《史记·赵世家》可从侧面印证此史实：“（赵国）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12]说明此时中山国疆域北境确在山西东南至北京一线。
中山王去世后，儿子即位，此时保定北部的这些燕地仍被中山国占据着。为了纪念父亲的拓疆功业，曾为此专铸一青铜圆壶，并亲自撰写了一篇銘文刻于壶上，其中再次提到占领燕地之事：“先王率师征燕，启邦数百里。”[13]还派人去新占领的地区逐处“敬命新地”，[14]以示永久占有。
鲜虞中山国于公元前295年被赵国所灭，此时的保定中南部，被赵国占领。只是，时间不长，赵国于公元前228年被秦国所灭，管辖保定局部只60余年。
燕国燕昭王乘赵国灭中山之机，重新恢复国家，“以河为境，以蓟（今北京西）为国，袭涿（今涿州）、方程（今固安）。”[15]夺回了中山国所占据的保北土地，只是燕国也于公元前226年被秦国所灭。
如前所述，鲜虞人管辖保定大部达479年（其中在保定建都125年）。赵国管辖保定南部60余年，燕国则居保北一隅，且时断时续。相比而言，还是鲜虞人管辖保定时间最长，面积也最大。
三、中山文化与燕赵文化的关系
尽管中山、燕、赵三国在保定的时间有长有短，管辖过的地面也不尽相同。但毕竟是战国文化大繁盛时期的三个独立的国家，那期间都形成过各自独特的以人文精神为主要特征的地域文化现象。特别是都或先或后影响和浸润过保定的历史文化，其三者的关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在保定是并列关系，但有主次之分。
三种文化在保定地面的存在属于并列关系。然而，由于这三种文化战国时在保定的存在时间和管辖区域的原因，导致中山文化是战国时期影响保定时间最长范围最大的文化，属于保定的主文化。燕文化对保定而言为局部影响，赵文化则是短时补充。
其次，中山文化与燕赵文化有同质部分，也有特有部分。
例如，按司马迁说法，中山人“民俗儇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多美物……女子则鼓鸣瑟，跕屣”。[16]燕国人“大与赵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17]赵国人“人民矜懻，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18]可见，燕、赵文化的好气、任侠、轻死急人，是与中山文化同质的。但慷慨悲歌，勤劳重商，灵巧善艺，则是中山国特有的。特别是手工业发达、擅长艺术方面，是燕赵两国所不及的。
第三，燕赵文化的有些特征源自于中山文化。
比如，世代相传的用以形容保定人特点的“慷慨悲歌”一语，最早就是源自中山民风而不是燕赵。
所谓“慷慨悲歌”，就是情绪激昂的放歌，以抒发悲壮的情怀。最早记载中山人这一特点的典籍，是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该书说：中山人“康乐歌谣好悲。”[19]150余年后的汉朝司马迁，他在写《史记》时正式描述为：中山人“悲歌慷慨。”[20]而那时同期的所有典籍都没有关于燕、赵两国人有“慷慨悲歌”特点的记载。
对燕赵之人称“慷慨悲歌”是自《吕氏春秋》之后近1000年的唐朝才有的。唐朝魏征在其所著《隋书》中说：“悲歌慷慨，俗重气侠，自古言勇敢者，皆出幽燕。”[21]是魏征最早以此形容燕国人，只是他没有包括赵国人。
魏征之后又过了180余年，唐朝韩愈就把赵国也加上了，他说：“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22]自从韩愈把“慷慨悲歌”的标签正式贴给了燕赵，从此历朝历代就人云亦云，也就无人再提起这“史源”是鲜虞中山国了。
四、中山文化的几个核心特征
人文精神是一地历史文化的重要体现。中山文化是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相融合形成的文化，其蕴含的人文精神特征非常鲜明：
1、忠勇团结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鲜虞中山国艰难立足中原，四面强敌环伺，先后受到晋、魏、赵、燕、齐等国的进攻和排挤。中山王曾经告诫国民：“邻邦难亲，仇人在旁，呜呼念之哉。”[25]几百年残酷的生存环境，促使中山国人不得不团结一致。在中山国高层，几百年间从未发生过皇室争斗宫廷倾轧的现象，这一点，在春秋战国时的其他各诸侯国是不可比的。在民间，则形成了重义轻生，忠勇为国，慷慨悲歌，视死如归的性格。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性格，在国民中才有了坚韧自立，团结齐心，一致对外的民气。在鲜虞中山国最危机的时候，全体国民才会出现“赵氏攻中山，中山人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所不碎，所冲无所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几至将所而后死”这样的局面。[26]
2、仁厚实在
《太平御览》说：“中山专行仁义，贵儒学”[27]。中山国人不仅有侠士之风，其骨子里又推崇和坚守儒家“仁义”的思想，做人讲仁厚实在，忠诚守信，急人所急。例如据《战国策》载，中山国君路遇一个快饿死的人，立即将身上携带的食物取出给这个人吃，此人感动地嘱咐两个儿子，若中山国有难时，你们必须舍身相助。果然，后来中山国君在败亡时，此二士提戈紧随其身边，对其进行保护。[28]后世之人因鲜虞中山人的仁厚实在，曾编过一个带有嘲笑中山人的“中山狼”的故事：赵简子追狼，而狼向一个中山人求救，中山人顿生恻隐之心，将狼匿于袋中，不料获救后的恶狼，居然回头就扑向恩人[29]——虽是嘲笑，亦说明中山人是一个仁厚实在的民族。
3、勤劳重商
鲜虞人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下，从漠北来到内陆，逐渐站稳脚跟，并生存几百年，这与他们的经济实力有关。而这些经济实力的取得，是鲜虞人靠自己勤劳智慧的双手大力发展经济的结果。从平山考古可以看出，鲜虞人来到中原后学会了农耕，作为游牧民族这是难能可贵的。伴随着冶铁业的兴起，各种铁农具的使用，对于垦辟荒地，改良土壤和水利都提供了条件。农业的发展也促使了手工业的兴起，而手工业产品因为需要交换又必然导致商业的发达。中山人有重商意识和经商传统，中山国的逐利求富之风颇为盛行。“中山民仰机利而食。”[30]说明他们很会做生意，而且许多人把这作为谋生的手段。中山国市场的活跃，吸引了各地客商。“温（今河南温县）、轵（今河南济源县）北贾中山。”[31]说明就连远至河南的人也来中山做买卖。商业给中山国经济带来了活力，不仅维持了生存，也大大提高了国力。
4、灵巧善艺
司马迁说：“中山多美物”[32]。确实，中山国人心灵手巧，擅长做一些精巧别致的东西。该国工匠和艺人众多，他们在冶炼、铸造、建筑、制陶、制玉、丝麻、服装、酿酒、乐器等方面的技艺之高超，是战国时期其它国家所不能比的。比如，其镂刻在铜质器物上的工整精美的长篇铭文，至今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采用了什么刀法工艺刻上去的。出土的中山国妇女的服饰款式，即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不失之为高雅精致。我市唐县北城子一带，曾出土大批精美的战国时期与中山国相关联的青铜器，包括马衔、剑、削、壶、鐏、鼎、豆、瓿、甗、簋等，都设计极其精美。另外，中山国人多才多艺。郭沫若说“中山是个艺术的民族，并把北方优秀的文化传入中国。”[33]他们有剽悍雄健的一面，也有柔和婉丽的一面。他们“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女子则鼓鸣瑟，跕屣。入后宫。”[34]男人喜欢杂技和歌唱，女子会弹奏琴瑟和跳舞，跳舞时还喜欢“跕屣”，即用脚尖轻轻着地，这像今天的“芭蕾”，然而比“芭蕾”早了2500年。可见舞风优美，音乐悲壮典雅，适合宫廷需要。
五、对中山文化的传承建议
以人文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中山文化，与燕赵文化一起，曾经影响世代保定人。保定人英雄辈出，其侠士之风、忠勇为国、舍生取义、为国家利益视死如归，彰显了历代保定人的铮铮风骨。保定人的仁厚实在，做事扎实更是名声在外。保定人不仅吃苦耐劳，祖辈在这块土地上耕耘，也有较强的经商意识，保定商人走遍全国，重商之俗一直延绵不断。保定人重视科技，心灵手巧，其科技成果享誉世界。保定人多才多艺，戏曲、音乐遍布城乡，名家代出。凡此种种，都能在2500年前的鲜虞中山人那里找到根脉和影子。
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反映着特定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是该地域民众的精神家园和凝聚力的核心内容，也是经济文化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源泉。其中对于历史文化中优秀部分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在一个地区的精神和物质文明发展中至关重要。对保定人来讲，中山文化的四个核心特征至今有着宝贵的生机和人文意义，其传承的价值显而易见。
另外，从地域来看，中山国疆域曾扩大到北京和天津周边，京津保即是燕赵文化区，同时也是鲜虞中山文化区，是三种文化的混合之地。所以，挖掘、研究和传承已被淹没的中山文化，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也可从历史角度找到其同源性和关联性。此项追述和研究也就有了更大范围的价值和传承的必要。
如何进行传承，眼下不妨可以初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些努力：
（一）调整提法
如前所述，由于历史的原因，保定人的地域文化归属与认同有模糊的成分，表述时只注意了燕赵而忽视了中山。为了在这方面更准确，更符合历史本来面目，有必要在一些提法上做些调整。比如，领导讲话、文件、简介、报纸、电台、网站、文艺作品以及对外交流时，可以使用下列提法：
“保定文化与京津文化同源同脉”；
“保定历史悠久，这里古为中山和燕赵大地”；
“保定是中山文化的发源地”；
“鲜虞中山国从保定走来”；
“保定至今浸润着中山和燕赵侠风”；
“中山和燕赵文化哺育了世代保定人民”；
“中山和燕赵儿女”；
“中山韵，燕赵风”。
（二）挖掘研究
现在，河北省已经成立中山文化研究会。保定是鲜虞中山国最早建都地，我们可以走在河北省的前面，侧重研究我们所在地的中山文化。比如可整合市内外研究力量，围绕中山国第一次建都的具体方位和地址，就其规制和规模，组织多学科的考古和研讨。
（三）放大特色
特色就是价值，主动宣传，积极向内向外展示中山文化及其人文精神特征。鉴于保定民众对于中山文化知晓率偏低，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必要的普及，把被保定人遗忘的中山历史再度清晰明朗起来，以提高保定人的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作为保护措施，可以寻找、恢复与鲜虞中山国有关的历史地名。市内也可以中山为题搞些地标性的建筑或者场所，以体现特色气息和氛围。
（四）开发利用
中山文化是我们保定的优质文化资源，在开发利用方面犹有价值。比如，可以列入文化旅游项目内容之一。土特产名称可体现中山风情。还如，中山国制酒，史籍多有记载，“清酒，中山冬酿接夏而成。”[35]。具体是怎么做的？酒业的科研人员就可以研究，然后开发出“中山清酒”，这牌子会比保定现有的牌子响亮。文学、影视、戏曲、音乐、歌舞、书画等方面可以开发中山元素。比如舞蹈家可以中山舞“跕履”跳法为元素，创作古典舞蹈或者广场舞；音乐家可以此创作中山古典音乐，等等。这些，不仅有宣传作用，还会产生较好的经济价值。 （李占才）
注释：
[1]《左传·定公四年》。
[2][10][11][25]《中山王铜鼎铭文》，《中山国研究》，2014，1期。
[3][12]《史记·赵世家》。
[4][7]王先谦：《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清）。
[5]《左传·成公四年》。
[6]《后汉书·匈奴传》。
[8]《水经注·巨马水》。
[9]杨守敬《水经注疏》据《太平寰宇记》（清）。
[13][14]《壶銘文》，《中山国研究》，2014，1期。
[15]《韩非子·有度》。
[16][17][18][20][23][30][31][32][34]《史记·货殖列传》。
[19]《吕氏春秋·先识览》。
[21]《隋书·地理志》。
[22]韩愈：《送董邵南序》。
[24]《汉书·地理志》。
[26]《吕氏春秋·开春论》。
[27]《太平御览》。
[28]《战国策·中山君飨都士》。
[29] 马中锡：《东田集》。
[33]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35]《周礼·酒正》郑玄。
（本文是作者承担的2015年保定市社科规划课题研究成果，课题编号：20150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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