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地位由遗传“本性”决定

2014-03-17 FT

30年前，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住在英格兰，每天都目睹表明社会流动性的“视觉”证据，不过流动方向是向下的，而不是向上的。

我们是生活在郊区的中产阶级之家。但家里的墙上挂着一幅18世纪英法贵族的画像，她是我母亲家族的一位祖先。从她往后的几个世纪里，我的贵族祖先们由于饮酒、赌博和一些糟糕的决定而失去了地位和财富。因此，我与贵族仅有的联系就是那幅画像，以及我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中间名罗曼(Romaine)，与画像中的贵妇一样。

这是社会流动性的一个罕见例子，还是一种普遍模式？如今，这是一个充满政治意味的问题，尤其是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但这个问题很难明确回答。

社会流动性是政治人士喜欢夸夸其谈的一个问题，但实际上我们对它的了解出奇地少。经济学家一般通过考察两、三代人的财富、就业和教育程度来追踪社会流动性。这些研究一般表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流动性最高，拉美等国最低，美国和英国介于二者之间。

有趣的是，这些调查往往表明，瑞典等社会流动性较大的国家也更为平等，与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最为常见的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标）所显示的一样，反之亦然。有人认为，可以把一些国家的高度不平等说成合理的，因为它们的社会流动性很大——美国政客就经常这么说。但根据经济数据，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正确。

这些被普遍引用的经济数据的问题在于，它们非常有限：它们对家族数据的追踪通常仅限于一、两代人，无法捕捉微妙的社会模式。因此，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经济历史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最近尝试运用另一种创新方法，把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结合在一起。在其新书《虎子崛起》(The Son Also Rises)中，他对全球历史数据库中的姓氏进行了分析，考察家族财富和地位是如何在好几代人时间内上升的。在美国，他考察了医生；在英国，他考察的是牛津(Oxford)和剑桥(Cambridge)等精英大学；在瑞典，他考察的是土地记录。

这种方法（类似计量经济学方法）有其局限性。姓氏或精英职业的历史清单可能是不完整的，尤其它们主要是父系数据。（例如，我母亲家族的向下流动会被遗漏。）但克拉克得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结论。首先，他主张，如果从好几代人的数据来看，多数国家的社会流动性低于人们普遍的想象。其次，国家间的差异小于人们通常的想象。“主张平等”的瑞典人的社会流动性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但对美国，克拉克并不同意以下观点：由于社会两级分化现象加剧，社会流动性最近大幅下降——这是政治学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去年出版的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分化》(Coming Apart)中的看法。克拉克指出，美国的社会流动性确实很低，但他坚持称，该国一直如此。

第三，克拉克表示，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揭示了其他事实：真正决定地位的是“本性”（即从父母身上遗传的才能）而非“教养”（即国家干预或父母影响）。或者换句话说，克拉克认为，一些家族历经几代人仍保持精英地位的原因是，家族成员遗传了精英性格特征和技能，使他们更有能力竞争。

毫不意外的是，最后一种看法令一些美国评论人士感到震惊，他们认为，这种观点与种族主义一样荒谬。我倾向于认为，如果精英地位可以延续很多代人，这与DNA关系不大，而是更多在于我们不经意间从父母那里遗传的微妙文化模式和认知地图。正如美国专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他的精彩著作《社会动物》(Social Animal)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都是所处社会环境的产物，或者用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术语来说，我们是“习惯”(habitus)的产物。财富通常会带来权益和更多财富（不过也不一定，就如我家的“罗曼画像”所显示的）。

然而，不管你对克拉克有关遗传“天赋”的观点喜欢与否，有一点不容置疑：我们需要更多地思考社会流动性，尤其是在一个政客用它来将不平等合理化的世界里。那些有关一夜成功的坊间故事可能会让人相信美国梦，或者能够让英国人声称，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里的阶级分化早已一去不复返。但我们迫切需要展开更多研究，将社会和经济趋势联系起来。随着更多数据变得“数字化”，以及人们通过家谱网站（或者甚至通过墙上的画像）开展自己的研究，让我们期待，这会成为现实吧。

作者：Gillian Tett，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