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的生存策略
朱宏卿
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写了本《白居易传》，全书皆是褒扬。我读后在心灵深处树立一座丰碑，关于白居易的丰碑。后来我到洛阳工作，自然有了拜谒白居易墓的方便。琵琶峰青青，伊河水淙淙，时代的沧桑变化，人间的荣辱浮沉，让我由不得想起白居易。白居易是位诗人，是位政治家，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是知识分子应该崇敬的偶像吗？他的一生行止值得像我的老师那样击节赞赏吗？是的，白居易是值得赞赏的，因为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对国家，对人民，也对他自己。
白居易生于唐代宗李豫时期，卒于唐宣宗李忱时期，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等八朝，享年七十五年。白居易生活的时代极不平静。安禄山叛乱之后，唐朝一蹶不振。当时的权力结构为外府（泛指驻军在外，拥有兵权的藩镇）、内府（由宦官把持的宫庭）和朝廷（政府）。大权掌握在宦官和藩镇手中。这样的权力结成是极不正常的。皇帝之下，政府，应该总揽全局，但此时政府的行政命令连长安城也出不了，政府，徒有虚名而已！这就注定了争权夺利，动乱不已；国势衰微，人民遭殃。这样一个时代，即使聪明绝顶的政治家也难以有所作为，作为一介书生的白居易是怎样生存下来的呢？
白居易生于大唐盛世，以其出色的政治主张和杰出的才华，应该做出更伟大的事业的。时代迫使白居易做出选择，先哲早已教导的生存方式。他以自己的行为证明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所应有的行止。但纵观白居易的一生，至少是被贬为江州司马后，他过得相当悠然陶然，最后的十八年，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东都洛阳，不论外界如何风狂雨骤，甚至如何血雨腥风，虽心境悲伤，扼腕叹息，都仍能顽强地控制自己的言行，以免被拖进污潭而声名狼籍，所以，他貌似超脱，俨然不在三界内，逃脱五行中，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尽管他心灵深处充满痛苦。此种处世的妙法，非一般知识分子所能做到，感谢白居易的聪明睿智，否则，中国就失去了这样一位优秀的诗人，我们虽欲高山仰止也不可得了！
白居易天资聪敏，才华横溢，元稹为白居易诗作序时写道：“乐天未始言，试指‘之’‘无’二字，能不误。始既言，读书勤敏，与他儿异。五六岁识声韵，十五志辞赋，二十七举进士，三十二岁又以‘拔萃’登位，为校书郎，三十五岁复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以第四等入选”。由此开始了仕途生活，作秘书省校书郎，作县尉，作翰林学士，又当了三年左拾遗。左拾遗虽说品位不高，职权不大，但有监察之权，可以常常和皇帝见面，可以“拾遗补阙”，抨击朝政。三十五岁之前的白居易，应该说是一帆风顺的。他像其他受儒教熏陶的知识分子一样，忠君爱国，希望救斯民于水火之中，振兴大唐，创造一个煌煌如贞观、开元一样辉煌的时代。他年轻气盛，自负才高，忠诚耿介，毫无顾忌地对皇帝、对朝廷提出意见和建议，甚至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史载：某次他竟为一件事和宪宗争吵起来，弄得皇帝狼狈不堪，退朝后，宪宗咬牙切齿地说：“白居易这小子，我早晚要收拾了他。”此时的白居易名声甚高，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也很重要，加之他很会写诗，又自觉地继承《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发扬从杜甫开始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诗的写作，以诗针砭时弊，以诗为民请命，把诗作为武器同社会上丑恶的现象作斗争。此时的白居易锋芒毕露，英姿勃勃，完全像一位战士，一位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的战士。他留给我们的《新乐府》和《秦中吟》可作明证。但是，时代容不了这样的战士，当权者和达官贵人讨厌他的讽谕诗，所以三年左拾遗任期一满，立即被免去现职，改授赞善大夫——“赞善”“赞善”就是让你歌颂，让你拍马屁，让你歌功颂德，这样，你还可以喋喋不休地争辩于朝廷吗？还可以面君直陈吗？官职更迭，是对白居易的警诫，也是对他人格的侮辱，更是对他的打击。但他仍不甘心，就同好友元稹避居于华阳观，“闭门累月，揣摩时事”，写了《策林》七十五篇。我翻读《策林》，确实可以看出白居易的忧国忧民之心，治国求强之道。但可惜中唐时期的皇帝大都孱弱，加之外有强藩的飞扬跋扈，内有宦官的牵制阻挠，不论《策林》如何好，是绝对不可能被采用的。这是白居易的悲剧，是时代给白居易制造的悲剧。也是中唐以后所有有志于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者的共同的悲剧，陆贽是位了不起的政治家，但不也是作为不大吗？“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嘛！很多事情并不是仅仅靠人力所可完成的，历史并不过份钟情于那些杰出人才，历史是按自己的规律运转的。白居易当然认识不到这一点。书生意气，使他突然从狂奋的高峰跌落下来，从此以后的白居易直面现实，调整心态，以超凡脱俗的人格，开始了人生另一种生活的方式。
白居易四十四岁那年夏天，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在长安街头，在光天化日下，将当朝宰相武元衡刺杀了。朝中的权贵们都清楚它的背景。“都清楚”又都不讲——矛盾纠结太复杂，背景太复杂，杀手的指使者靠山权势太重（以后宦官连皇帝也杀过呀！），谁都不愿以身家性命作赌注去主张捕捉杀手，明正典刑，可白居易却沉不住气了。他拍案而起，奋笔疾书，急请捉拿凶犯，为国雪耻，整顿朝纲。我十分赞赏白居易的行动！“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堂堂男子汉，食君禄，做朝廷的官，为什么不讲真话、实话呢？可惜时代不容，特别是他的《新乐府》和《秦中吟》揭露得太深、太具体，语言又直露尖刻，宋人张舜民说：“乐天新乐府几乎骂”。“几乎骂”的诗，被骂的人能释然吗？于是找到了这个机会，说白居易只是一个赞善大夫，你写谏书不是“越位言事”吗？“越位言事”算不了什么大罪，但他的政敌们一齐行动起来，罗织罪名，皇上决定将他调到江州任刺史，但群小们诬他不孝，说白的母亲掉井里淹死了，他还写《新井》诗等等。“不孝”之罪有伤名教，在封建时代谁有这个罪名，谁就难以体面的做人。既为“不孝”，就不能做一个地方的长官。于是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
白居易在《致元九书》中，引用孟子的两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被贬之后的白居易明白了孟子两句话深刻用意：既然你的政治主张遭到排斥，你的生存受到威胁，不可能施展才智，最好的办法就是“独善其身”，不做损害人民的利益的事，不贬损自己的人格，卓然而立；否则，你就要与宦官为伍，祸国殃民。这是白居易万万做不到的。“独善”并非“消极”，“独善”本身就有对现有体制的不满、不屑抗议！白居易被贬于江州作司马之前，志存社稷，胸怀天下，为老百姓仗义执言，不愧是伟岸的丈夫，是傲然挺立的苍松翠柏，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被贬官之后，他的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对他后半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自居易在江州司马任上，作了深刻的反思，并总结出教训，大有“觉今是而昨非”的大彻大悟。他缄口不语了。他乐于这个“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之功；郡政败，非司马之罪，言无责，事无忧”的官位，这是何等轻松自如，何等潇洒的生活呀！他游庐山，参禅拜佛，引酒歌吟，陶醉于水光山色红花绿草之间，并吟诗曰：“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六十身太老，四体不支持。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闲时”，这是画龙点睛之笔，把一个看破红尘、不求权势、潇洒旷达的白居易活脱脱地送到读者面前。
其实，唐朝的政治是诡谲的。朝廷失去了白居易好像失去了判断是非的标尺，因此，皇帝对他又有爱恨交加的感情，这就可以明白皇上为什么没有太亏待他的原因了，他在江州只干了三年，就被改任为忠州刺史，作了地方行政长官，一年后又被召回长安，任主客郎中，知制诰，参与国家的最高机密。
看起来，皇上重用了他，其实不然。因为当时政局太乱，有了官位并不意味着有了权。他认识到这不是“达”，这是被放在“火炉上蒸烤”，因此，他对此官位心灰意冷。而这时朝廷朋党之争愈演愈烈，各路节度使也频频闹事，在长安做官，稍不留意，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加上白居易上疏论河北用兵事，皇上不听，他感到长安身处是非之地，与“独善其身”的信条相悖，他不愿再干下去，于是，请求外任，他被任命为杭州刺史，三年后调任苏州刺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白居易在苏杭这样富庶繁华之地做官，自然春风得意，悠哉游哉！当然，白居易做地方官确实是尽力为民办事的，如在杭州修筑湖堤，蓄水可灌田千余顷，政绩颇佳，政声很好，至今，杭州西湖还留有白堤，白居易仍活在杭州人的心中。对白居易的善举，我们是绝对不应该忘记的。这之后的数年，白居易一直被皇帝看重，从历史书上查不出对他有轻慢的言行。再以后他就以太子宾客、太子少傅之职分司东都洛阳了。洛阳是唐代的东都，其豪华舒适不亚于长安，但却远离了政治漩涡。如果为了求得一身清净，保留人格高洁，恪守孟子的教诲，在洛阳做一个不做实事、享受优厚待遇、地位又相当尊贵的官儿，那真是求之不得了！我真不知道，历史上有谁做过这样有福分的大官，而又不理庶务，不担惊受怕。白居易在七十一岁时，以刑部尚书致仕（退休）。他在中唐做了大大小小几十年官，堪称几朝元老，而真正受到严重打击的只有一次而已。应该说在中唐政治结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能做到这点的只有白居易一人。这是白居易不同凡响之处，是白居易给后代文人留下值得深思的处世哲学，同时也彰显出那些身处极权统治时代，不知进退，甘心摇尾乞怜，求得一杯残茶剩羹之辈，比起白居易，简直是一粒尘土而已！
当然，白居易在江州司马任后，并非所有作为均是可圈可点，应该全盘肯定的。他面对乱世，难免有太过躲避之嫌，我们以平常心对之就显得客观了。白居易是写讽喻诗出名的，也因为这些诗被推下马三年，但到江州任司马后，他就再也不写这类诗了，岂止不写，简直有时有意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白居易违心地写些诗，并不影响他的伟大，他的人文情怀，他的高尚情操，举一例可证明。宪宗元和二年，白居易在周至县尉任上写一首《观刈麦》，这是被选入中学课本的，读过它的人很多。诗曰：“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足蒸暑土气，背灼炎日光；……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弊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肌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初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对农民的同情，表达得多么真挚！二十五年之后，白居易在河南尹任上，又写了一首诗，题目为《与诸公同出城观稼》：“老尹醉醺醺，来随年少群。不忧头似雪，但喜稼如云。岁望千箱积，秋怜五谷分。何人知帝力，尧舜正为君。”将被宦官迎立的皇帝（文宗）李昂，比之为“尧舜”，这明显是违心之作。此诗让人极易产生误解，其实，这也并非难以理解：你要生活，并为人民做些好事，你同独裁者对着干，会有好下场吗？何况文宗是弱智，而宦官却心狠手毒，白居易不如此写能行吗？
白居易文学创作的时间达六十年之久，在世界文学史上大概只有歌德可以同他相比。古人说：“言为心声”，此言极是。白居易在贬官之前的诗大都是“唯歌生民病”的，即使是《长恨歌》， 也含讽谕劝诫之意。在洛阳的十八年，诗作很多，他在《序洛诗》中说：“作诗四百三十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它皆寄情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这段话说得很实在，“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这种消极情绪，正如前文所言，应历史地进行分析，不能苛求前贤。
白居易是天才诗人，他一生极重视自己的诗文，生前数次编自己的集子，并誊抄数部，让亲属收藏，并放置于著名的寺院，其意在于流传千古。白居易的目的确实达到了，他的诗一首也未亡佚，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算一个奇迹。“奇迹”也有两重性：全部保留下来，让后世读者能窥其全貌，像我这种学识浅薄的人，也能从他的诗中看出甲乙丙丁；全部保留下来，免去了大浪淘沙，精的劣的一起让人观看，难免瑕瑜互见。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儒家孟子提倡的处世哲学。但孟子当时的政治主张，明显已不适应时代要求，但他仍到处宣讲，从一个国家到另一处国家，被人骂为“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他确实“穷”，但他也未坚持自己的处世哲学；后世的大儒大体上也如孟子。因此，我认为真正实现孟子主张的只有白居易一人。白居易在洛十八年，努力做到心如止水，不被卷入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但他从未同人民切断关系。他热爱人民，关心人民，写出许多好诗。如“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阴狱变阳春。我虽心殁身长在，闇施慈悲与后人。”白居易晚年出资修龙门八节滩，是白居易爱民思想的具体体现。白居易的人格品位令人倾慕。
当然，白居易毕竟是千余年前的文人士大夫，他不是神，自然有其不足，有其局限性。他之后的苏轼，处世方法就与他不同。他是以文字获罪的，所谓“乌台诗案”是也。苏轼的诗没有白居易《新乐府》和《秦中吟》的锋芒毕露，他不用诗骂人。但他仍难逃厄运，甚至差点被杀。原因何在？正如苏辙所说：“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名太高”难免引起群小嫉妒和反对，于是他们就分析苏轼写桧柏的诗了，研究的结果是苏轼“攻击皇上”，于是奏章纷纷呈送到宋神宗那里。神宗并不相信这些不实的诬告。但群小们帮皇上分析，上纲上线，弄得皇上也迷糊不清了。皇上及皇上的祖母决不同意杀苏轼，最后只得将他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他是在湖州刺史任上被绳捆索绑押到汴京的。长途押解，一路示众，人的面子丢光了。到了京城立刻被投入大狱，昼夜拷问，轮番轰炸。“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一位同苏轼的牢房只一墙之隔的官员这样写道。后来苏轼被流放到荒凉的黄州。在黄州，苏轼自然也会反思的。他当然知道孟子有关处世哲学的教诲。他消极过，但他坚持他的处世原则，他写给李常的信中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浈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择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中国文学有幸，苏轼在此写了《念奴娇·大江东去》，前、后《赤壁赋》等宏文；苏轼不幸，黄州流放之后，又有惠州及海南流放，终于客死常州。如果苏轼真正按孟子的教诲去做，象白居易那样去做，其结局也许就大不相同了。
总体而论，唐代是比较开放宽容的时代，不搞文字狱是一大功德！不强迫知识分子出仕为其效劳，不株连，不滥杀，不让知识分子在政治问题上表态，等等。这些，也在客观上成就了白居易，使他得以成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楷模。
白居易有很多让人感佩的地方，他为官清廉，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实事，不拉帮结派打击异已，不坑害人；当然也有些消极的言行及诗文。本文写的是他的生存策略。策略是智慧。行文至此，我也不愿再多说什么了。
作者：洛阳西工电大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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