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鼠疫是一种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烈性传染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
赤峰地区发生人间鼠疫的历史较为久远，据文献资料记载，早在1887年，在克旗芝瑞镇马家营子就发生过人间鼠疫，死亡30人。自1928年以后，人间鼠疫更是频繁发生，几乎连年不断。自1928年至1954年的27年间，就有22年发生过人间鼠疫，疫情波及508个村屯。从1877年到1954年因人间鼠疫死亡21440人
解放前夕，赤峰人民饱受日寇和军阀的统治与蹂躏，再加上战乱、饥荒，导致了1947年的人间鼠疫大流行：1947年1月9日，新惠县下树林子村开始发生人间鼠疫；这一年的5、6份，乌丹一、二、四区的六个村先后两次发生疫情，年内波及到五个旗县的范围，发病201个村屯，死亡10012人。据《赤峰市人间鼠疫发病情况统计表》记载：1947年，巴林右旗有两个发病村屯，死亡48人；翁旗有46个发病村屯，死亡4989人；赤峰县86个村屯，死亡5613人；喀旗两个发病村屯，死亡10人；敖汉65个村屯，死亡1352人。
李景星，1946年1月参加革命，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防疫工作，曾三次到人间鼠疫区工作，这篇亲历记就是根据他的讲述整理而成的……
“可被祸害惨了”
1947年，尽管当时还处于战争年代，但我们的党和政府仍把防治鼠疫摆到与打仗、生产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并把这三件事定为当时的三大任务。
我的家住在敖汉旗小河沿村。
1945年“光复”之前，我还是伪满国民优级学校的一名学生。1946年1月，当我还差半年就毕业时，我和我的同学孙继相被推荐当上了本村的卫生员。附近的七道湾子村传起了“人间鼠疫”，死了人，民兵开始荷枪实弹地武装封锁了。
这一年，我16岁，孙继相比我大一岁。之所以让我跟孙继相当卫生员，可能就是因为我俩年轻又有文化水儿吧。
1947年5、6月份，小河沿村也开始流行“人间鼠疫”了。
小河沿村有个叫东南关的地方，人间鼠疫就是从那个地方开的头儿，传播很快，主要是腺鼠疫。
那时候全国还没解放，无医也无药，卫生员的全部检查设备只有一根体温计。据说，磺胺片能治鼠疫，首次口服四片。可一片磺胺片要用一斗米去换。用三十多斤米换一片药，吃都吃不饱，谁能换得起呀。没辙呀，村里的人就各想各的活路了：有的往肿块上打大烟，作用像现在的“封闭针”；有的用热灰把门槛挡上，防止跳蚤进屋；更有的干脆找把刀把肿块活生生地割掉；还有的搞迷信活动，敲锣打鼓地把“瘟神”送到别的村子……这些办法有的管用，有的不管用，有的甚至是无稽之谈。
在这种情形下，我和孙继相穿上上级统一发的白色消毒服开始工作了，主要是挨家挨户地消毒。当时连喷雾器都没有，就只能用炊帚疙瘩沾来苏水去掸。每天给村民们消完毒，我和孙继相还要把自己收拾干净，相互地掸来苏水，衣服全都淋透了。
我们这个小河沿村可被人间鼠疫给祸害惨了：有一个村民被跳蚤咬了以后，发烧三十九多度，头一天检查时眼睛发红，第二天再去检查时已经死在灶坑了。先死的人还能用口棺材，后来棺材没了，就只能用木柜装或炕席卷了。到最后，死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了，不分男女老少地往小毛驴车上一装，再往大坑里一推，一埋，了事。
这些死人都被埋在民兵事先挖好的深坑里，有两米多深，因为得鼠疫的死人要深埋。
小河沿村的这场人间鼠疫一直到当年的深秋时节才随着天气渐冷而被控制住，整个村子死了200多人，绝户了十几家。当时的文化人以极其悲苦之情，编了个顺口溜：“生者不来往，死者无人葬，多少人哭声惨，多人户炊烟断。”
1948年，新惠镇附近的乃林皋村也闹起了人间鼠疫。我们这些各村的卫生员都被抽调了过去，半路上还有一个胆小的卫生员逃跑了。
这一年的五六月份，我听说我的那个叫孙继相的同学也染上鼠疫了，可能是死在新开地村。
“感谢‘老大哥’”
据《赤峰市卫生事业四十年》记载，赤峰鼠疫防治工作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7年到1954年，这一阶段主要是集中全力，扑灭人间鼠疫。当时，面对人间鼠疫的大流行，党和解放区各级政府、军队，积极组织力量，建立防疫队和机构，并在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采取紧急防治措施，对疫区进行封锁隔离和严密的处理，防止了疫情的扩大蔓延，迅速扑灭了人间鼠疫的大流行。
在我们防治人间鼠疫最困难的时候，“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派来了以哈赫洛娃为队长的苏联红十字半月协会防疫队。这支防疫队由19人组成，其中专家3人，医助2人，防疫员9人，化验员1人，事务员4人，人虽少却是一支精干的队伍。
1949年，我已到敖汉旗鼠疫防治站工作了。5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正在新惠镇以东的各各召进行药物灭鼠和鼠疫菌苗的预防接种时，接到旗防疫站的电话，让我们马上返回新惠镇。我当时猜想一定是发生了某种疫情，要不为什么催得这么急呢？那时下乡工作连自行车也没有，更谈不上坐马车或汽车了，主要还得靠两条腿儿。当我们返回站里时，行政秘书管辅均风趣地对我说，李景星同志，祝贺你出国了，明日早饭后启程去苏联。看表情，他显然是在和我开玩笑。原来是站里接到热河省政府卫生处的命令：派四名年轻有培养前途的防疫人员去平庄配合苏联防疫队工作，同时向苏联专家学习。
我们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项光荣的任务。
我和赵国镶、鲍玉峰、罗宝四人，稍做准备，就乘坐站里的胶轮大马车出发了。在半路上，天降大雨，山洪暴发，险些没要了我们几个人的命。走了整整三天，于6月11日到达喀喇沁旗平庄，那时平庄还归喀旗管。赵国镶、鲍玉峰、罗宝在到达的当天就被分配到鼠疫疫源调查组和卫生防疫组。第二天，由中国医科大学和辽东卫校部分学员、热河省防疫站、旗县防疫站等几部分同志联合苏联专家组成了化验室，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我们中国同志的主要任务是向苏联专家学习鼠疫细菌学检验技术。热河省政府副主席杨雨民每周六都亲自开着他那辆缴获来的小汽车从承德到平庄，他非常关心热北的防疫工作。
这个联合化验室有8名中国同志，4名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为了工作方便，苏联专家给中国学员都起了个俄国名字，有的叫卓娅，有的叫舒拉，有的叫伊利特。作为这个实验室里的惟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我包揽了所有的重体力活，比如劈柴、挑水、消毒等。女队长哈赫洛娃见我挺勤快的，也给我起了一个俄国的绰号，叫“阿夫达克拉夫”，汉语的意思就是“消毒专家”。
队长哈赫洛娃，40岁左右，高高的个儿，高鼻梁，一对蓝色的眸子嵌在深深的眼窝里，说话声音洪亮。因为语言不通，她常常对我们一边说话一边打手势，借此来沟通感情，安排我们的工作。
细菌专家玛丽娅，30岁左右，身材稍矮，清秀的面庞，一双蓝眼睛特别有神。她待人热情，说话亲切，喜欢开玩笑。一天下午，她看到中国同志工作很疲劳，就把一只废橡皮手套吹得像小人头那么大，画上鼻子、眼睛和耳朵，拿着它偷偷地躲在了门后。当我们几个中国同志路过门口时，她突然举起这个“脑袋瓜子”向我们摇晃起来，吓唬我们。由于鼻子、眼睛和嘴都画得非常滑稽，顷刻间把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年轻人逗得开怀大笑。
我们观察到，每当阴天下雨时，玛丽娅的情绪就会发生变化，有一次还发现她偷偷地流泪。那时，我们年龄小，不明白是咋回事儿，只是疑惑不解地望着她。这时，玛丽娅就用手在离地面二尺多高的地方比划着说“马林给（小孩子）——莫斯科；莫斯科——马林给”，比我大几岁的女同志恍然大悟：“噢，玛丽娅想念自己在莫斯科的两个孩子了。”听到这儿，玛丽娅会心地对我们笑了。
玛丽娅当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为了中国人民的防疫事业，她把孩子留在了莫斯科。哪个妈妈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呀，哪位母亲不思念久别的儿女呀。
七月的一天，高粱甸子村发生了人间鼠疫，一位妇女被一辆苏式大卡车接到了平庄传染病房。苏联一位名叫大力子的女防疫员把她背到隔离间，先给病人洗澡、擦身、更衣，然后测体温、脉搏，进行血液像检查。为及时诊断，另一位苏联女化验员小力子又进行了涂片和镜检，迅速将可疑材料接种于豚鼠（荷兰猪）身上。48小时后，豚鼠死亡。经过四大步骤的化验，判定这个妇女得的是鼠疫。由于苏联专家及时的治疗，病人很快就痊愈出院了。
这一年的九月金秋，塞外小镇平庄挤满了来自附近村镇的各族群众，热河省政府副主席杨雨民、热河省防疫总站站长张玺阁、医大四分校教授傅大为等领导也来了，人们踩着高跷，舞着狮子，耍着龙灯，扭着秧歌，锣鼓喧天，鞭炮震天，热闹非凡，只为了欢送胜利回国的苏联防疫队。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我们防疫工作的重点开始转移到鼠间鼠疫上来。在全面贯彻实施以灭鼠为中心的综合性防治措施的同时，集中专业力量开展疫源检索、疫区复查和流行病调查研究，及时处理鼠间疫情，防止鼠间疫情向人间蔓延。基本上查清了鼠疫疫源，实现了把鼠疫紧紧地控制在鼠间，并逐步缩小了鼠间鼠疫的发生频率、流行范围和强度。这也是我们鼠疫防治工作的第二个阶段。
1952年6月，我带领着一个疫源检索小组到敖汉旗六合号村进行鼠间疫源检索。一天清晨，在野外草甸子中发现了一只死黄鼠，看样子像刚刚死亡。将其带回，立即解剖，发现鼠的肝脾肿大。经涂片、镜检，发现大量鼠疫杆菌。又经豚鼠动物试验、细菌培养和噬菌体试验等四大步骤，均为阳性，确定为鼠疫。我们迅速将这一鼠间疫情上报，敖汉旗旗长白俊卿、省防疫站站长李碧春、省卫生厅丛厅长、省畜牧厅乌力更厅长亲自到现场听取汇报，当即决定封锁局部交通，严禁人、畜通行，组织大批人员扑杀老鼠。奋战半个月，终于控制了鼠间疫情没有传播到人间，受到上级通报表扬。
此时，我又想起了那几个苏联的专家，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我们后来的成功。有些朋友相处虽然短暂，却铭记终生。
“男女老少齐上阵”
1956年，热河省建制撤销，热北六县（包括乌丹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南北合并为昭乌达盟。原热河省鼠疫防疫站与昭乌达盟鼠疫防治站合并，单位名称为昭乌达盟鼠疫防治站，站址在赤峰。1963年，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维尚到赤峰县东部鼠疫疫区检查工作时，指出该地区“鼠密度极高，危险性大。”于是，一场“灭鼠拔源”工作展开了。
这时候，我已经是赤峰县防疫站的站长了。
听说要在赤峰县东部九个鼠疫鼠源公社开展“灭鼠拔源”工作，这可是在全盟首次开展的，千万不能马虎。于是，我和副站长周云翔及十名防疫人员走遍这九个公社，做技术指导，和群众吃住在一起，在一起摸爬滚打。疫区的人民也积极投入到灭鼠会战中来，千家万户齐动员，男女老少齐参战，采取铣挖、水灌、夹子打、烟炮熏等办法，整整奋战了三年。
1964年，赤峰县九个公社的“灭鼠拔源”全部达到标准。10月24日，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授予赤峰县“灭源先进县”奖旗和奖镜。灭鼠拔源的达标，不但在全盟产生轰动效应，辽、吉、黑、河北、内蒙古五省区的卫生厅长也到赤峰考察灭鼠拔源开展情况。
经过努力，人间鼠疫的流行强度逐渐减弱，发生次数和频率、发病人数都大幅度下降。1954年，巴林左旗隆昌镇小坑发生五例肺鼠疫患者被及时防治后，我市至今再也没有出现过人间鼠疫。
1986年9月7日，由国内一些知名鼠防专家教授组成的赤峰地区稳定控制鼠疫成果鉴定委员会在鉴定书上写道：赤峰地区大面积稳定控制鼠防工作“组织严密，方法科学，数据可靠，在除害灭病上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国内先进水平，适于国内同类型疫源地区推广应用，是一项技术推广成果”。
我的这段亲历就讲到这里吧，愿以毛泽东主席的《送瘟神》为结：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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