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2、启蒙：那些书籍对你产生过很大影响？
答：如果把你说的“启蒙”限定在写作的范围之内，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上一个世纪80年代。你也知道，80年代的上半叶，正处于青春期的我们一下子从无书可读，到各种书，中国的、外国的，成堆地出现在面前。这种现象的出现让早已患上知识饥渴症的我这一代人大开眼界。我在那时亦是如饿狼扑食，一本接一本读书。这样的阅读，正好印证了那句“读书让人明志”的老话。同时，也让我找到了解答自己内心一直困惑的问题的指导性答案。而具体说来，到底是哪些书对我产生了影响，一一列举的话太多了；像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论语》等等。我还记得当时读到叔本华关于时间的“现在”的论述时，心里感到豁然开窍的那种激动。到了今天，我甚至觉得从十来年前开始，当我把“虚无”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希望通过对之不断地探究、反复地书写来建构自己的写作，使其能够最终呈现出一种清晰的文本形态时，我的真正的出发原点是与叔本华有关联的。而《论语》的作用，我觉得就不用在这里多说了，对于一个中国诗人来说，它应该是我们关于文化意义，个人与家国关系的认识的出发点。至于说到文学书籍的影响那就更多了，从写作技艺到处理题材的方式，在不同的诗人那里学到的东西总是不一样的。譬如从奥登那里，我体会到的是如何控制节奏，而在布罗茨基、米沃什等东欧诗人那里则看到如何处理与自己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的关系。当然，整个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诗歌的变化、发展，都让人学到了不少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最后我还要说一句的是：1989年国家的变化对于我的影响亦是巨大的，它甚至使我重新理解、设计了自己的写作。
3、写作：为什么写诗？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否持续在写？各个阶段的特点和代表作能否总结一下。并对重要作品写一点创作谈，以帮助国外读者理解。
答：为什么写诗这个问题，记得我已经在不同的访谈中回答过好几次，最直接的回答只有一个——因为喜欢。先是喜欢读，后是自己有了写的冲动，就开始写了。而到底由什么事情触动写了第一首诗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至于是不是持续在写？是的。从开始写诗到现在，近三十年过去了，尽管社会的变化不断制造着写作的障碍，我身边的不少同行放弃了写作，转而加入到与社会共趋的的潮流中去，但是我没有为之所动，加入到那样一种可能改善自己的现实生活状况的潮流中去。因此，除了状态的原因，出现过某一段时间写不出来的情况，我从来没有停过笔，就是没有写出作品的时间段，也在思考与诗有关的问题的状态中。不过，你在这里要求的把各个阶段的特点和代表作总结一下，以及对重要作品写一点创作谈，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一，我不太习惯去总结自己作品中的特点，总觉得往好里说，有“王婆卖瓜”的嫌疑，而往不好里说呢？自贬也好像是我不愿意做的事；第二，我对代表作这样的说法有点抵触，也不认为自己的哪一首，甚至那几首诗能够“代表”其他的诗；第三，我从来没有简单地区分自己作品的重要与非重要，我更愿意将它们看作相互支撑的整体，孤立起来去强调某一首作品的重要，容易产生歧义。譬如我看一个诗人，从来不会去分析他的某一首诗的意义，而是更多地看他的全部作品到底呈现出了什么样的文学景观。在这里，也许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譬如有某一位诗人，平时我们都知道他很有创造力，但是有一段时间他写出来的作品并不为我们喜欢，甚至觉得他在形式、方法等结构诗的变化中，做出了某种失败的选择，但是，我们并不会因此就觉得他不行了，而是会分析他的这种不同以往的试验在他的作品序列中意味着什么。
3-2、读者与作者本人对待自己的作品看法往往有差距，我想看看作者本人对自己作品的看法，而不是为了简单地划分。
答：既然是这样，那我就试着回答一下吧。目前阶段我对自己的的写作是这样看的，1985年开始到1990年左右的写作，只是算作学徒期，写出来的一些作品尽管现在还有人喜欢，像《回旋》、《一首与密尔顿有关的歌谣》、《歌颂》等作品，但我认为都不成熟，没有自己独立的面貌，只不过体现了选择的写作方向还算正确。而从1990年开始到2001年，这期间写出了一些有影响力的诗篇，像《祖国之书·及其他》、《节目单》、《在西安的士兵生涯》、《在无名小镇上》、《散步》等。这些作品大多数都在一定的篇幅，属于中等长度的作品。我觉得我在那一个阶段主要解决的呈现问题，即如何在平稳的叙述中将语言与事物融合在一起。还有一点是，如何让语言在处理现实时获得一种内在的诗意。客观地说，就当时的诗歌环境而言我做得还算可以。因为通过那一大批诗作的完成，我为自己找到了一种语言的基调——低沉、浑浊、杂驳。同时，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还算做到了谈论问题的深入，有一定的广度。再之后就是进入本世纪以来，我的写作有了一些变化，而我最满意的一点是，大概从2002年开始，我的写作在对问题的关注点上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我曾经给一些朋友说过自己现在的写作不再关注与公共经验的关系，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上。也就是说，我现在更愿意在诗歌中谈论一些对别人而言没有意思，但对我而言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样，我在对诗歌的形式和语言的结构方式的要求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是表面上显得更随便了，二是更注重内在的肌理间的联系了。我觉得，它们带来了与过去相比非常明显的不同的面貌。如果要我总结的话，我认为从2002年开始，我的作品出现了一种可以称为“语言自由”的特点。尤其是越到晚近，这一特点体现的越明显。有人说我现在的写作有点放任不羁，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点乱，但却有内在的丰富性。我自己认同这一说法。至于要说到“重要作品”，我愿意把《六十年代的自行车》这本小诗集算上一个，因为据有人考证，那是我这一代诗人最先处理文革题材。而我的处理又是站在个人的角度上完成的。如果给它安一个名目的话，可以算作一本个人史。另外就是现在我计划写十首，已经完成九首的《长途汽车上的笔记》这样的长诗。之所以我觉得它可以被看作一部重要的作品，是因为我将在这首诗里处理掉我觉得囊括了当代诗歌应该处理的所有问题，如与自然的关系，与历史的关系，以及与现实的关系。我曾经把其中的第四、第五首发给过你，也许你已经看出，我在其中处理了所谓的“红色革命”。我希望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加上我自己对虚无的认识，通过对现实与“红色革命”的反思，向人们呈现出我的历史观念。对于我这一代诗人来说，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工作。虽然我们并不是要还历史以真相，但是应该分析其中给后世造成的影响。毕竟像“红色革命”这样的历史事实，早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第二部分：
4、阅读：近几年在读哪些书？得到什么启示，是否影响到写作？
答：近几年我读书的心态已经不再像年青时那样怀着很强的求知欲，或是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希望通过阅读获得知识的“现世报”，即，能够马上拿来运用于自己的创作。而是被习惯拽着，让读书成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我基本上是乱读书，也就是碰巧翻到什么书，如果觉得它还算有趣，就读一读。所以，要清理一下我近些年都读了什么书，真的是五花八门，可能上一本读的是《龙门鞭影》，再一本就变成了《欧洲精神》，再不还可能是朱熹的《论诗集》，这些观念、意识八杆子打不到一块的书。我觉得，要是在我这个年龄谁还在把读书看作能够从中找到可以马上拿来用的东西的途径，写作肯定是很失败的。这并不是说人年龄大了变得不思进取、自以为是、保守僵化，而是一个写作者到了一定的年龄，还没有建立稳妥、清晰、方向感明确的写作形态，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主动设计写东西，他所做的，一定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5、诗观：你心目中的理想诗歌是什么样的？你的写作是否达到你心目中的好诗标准？喜欢谁的诗（国内国外任何时期）？为什么喜欢？是否受影响？
答：什么是理想诗歌呢、我不太懂这个说法。而且我认为从古至今并没有出现过什么理想的诗歌。同时，好诗与坏诗的区分亦是非常主观化的判定。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写作达到了心目中好诗的标准，但另一些时候又得出相反的判断，觉得自己写的并不好。现在我看别人的诗也是，有时候觉得大家都写得很好，换一个时候又会觉得没有一点意思。为此，我经常思考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到今天也没有真正想明白。大概这样的心理情况也影响了我对其他诗人的喜欢。过去，我的确喜欢过很多诗人，古代的、当代的、中国的、外国的，但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诗人谈得上是我喜欢的了。读他们时，得到的也不再是启发。现在我读别人的诗基本上都是在挑毛病，找漏洞。如果我们硬要把这种挑毛病，看漏洞，找瑕疵也看作是受到影响的话，我现在受到的基本上是这类影响。为此，我还不止一次怀疑过自己现在这种看待别人诗歌的方式是不是在认识与心态上出现问题了？后来发现，好像还不是那么回事，是因为所有的阅读都没有能够抵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一个点。而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点呢？也许就是你在问题中提到的“理想诗歌”吧。在我的内心深处，可能真的存在着一个“理想诗歌”的条条框框。
5-2、你的回答很有个性。我自己其实也这样，挑毛病多于欣赏。既然总是在心里挑别人的毛病，那么对“好诗”一定有个标准，而且下意识按照标准去挑毛病。最近看到一个杂志隆重地推出一个专辑，就很让我失望，汉语诗居然退步到这种地步？所以“标准”是很个人化的。但“好诗”也有一定的共识。
答：我非常同意你说的。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自己的标准，所以才会出现对诗歌的不同判断。你所说的专辑我也在网上浏览了一下。的确觉得那几个人都没有写好。但在其中也发现了很有趣的现象，即那些诗在写时，作者在心里假想的读者，肯定不是国内的读者，而是写给汉学家，进而是为了让外国人读的。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不过是在堆积材料，即通过将大量的历史典故、现实事件组织在文本中，来构成自己的诗篇。我猜想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十分明确，在不同语种的翻译转换中，所谓诗意的那一部分，语感、节奏，甚至是句法的精微，都很可能丧失，但材料可以直接在转换中得到留存，甚至因为其中存在的异域性质，变得让另一种语言的读者觉得丰富和复杂。当一个人写诗想的都是这些，他能够写好吗？很显然不可能。所以我看他们的诗，其中一个语言的陈旧根本就不用说了，其他人说到底还不是简单的退步问题，而是写作的策略带来的写作方法的功利主义问题。我觉得当一个人在写作的设计中，已经放弃了对诗的自主性的要求，把重心放在对某种假想读者的取悦上，结果可想而知。当然，这里面也还有写作才能的问题，比如像某首诗，让我看到的是江郎才尽，无论是结构方法，还是叙述走向、语言组织，均不过是对其早年建构起来的那套诗歌认识论的重复摹写。过去大家年青，看问题不是那么深透，觉得他那些搞得玄乎乎的诗里面还有一些所谓高蹈的东西，但现在再看，则发现其不过是故弄玄虚，空洞不说，还装腔作势。只是事过境迁，已经唬不住人了。还有一点则是，现在大家谈到标准的“个人化”，即出现一些诗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这种情况，对此我是这样看的，除开个人趣味性的问题，对诗的认识构建出的接受反应，说到底是一种个人阅读能力的最直接显示。譬如为什么会出现有些诗人并不是人人都能够阅读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作品对阅读者有要求，要求的是见识、感受力和总体的文学史观。当代中国，在我看来真正具有阅读能力的人并不多，很多人不过是在一个很浅的层面看待诗歌。这也是为什么大量似是而非的诗能够有人喜欢的原因。
6、交往：与哪些诗人交往？为什么？有无互相影响？如何排斥影响以形成自己的诗歌声音？
答：几十年来与写诗的人交往，形形色色，那是数都数不清的。但现在以诗为名的交往已经少了很多。现在我交往的诗人，之所以还在交往，大多与诗有点关系，但关系不大，而是与人品，性情、爱好的关系更多。为什么这样？原因在于我一直心里有个看法，觉得人际交往的最重要的原则是：人本身，而非其外衍物。正是循着这样的原则与人打交道，越到晚近，我在受到现实人际交往中的文学影响方面，可以夸矜地说越来越少。甚至这里面连你说到的“如何排斥影响”的事都没有再考虑过。我认为，当一个人把人际交往建立在非利益关系的基础之上时，所谓的影响很难发生。何况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从我一开始写作，有一点便非常明确，那就是我认为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排斥影响”应该成为带有天然防御意味的条件反射。如果这一点都没有，从何而谈“自己的诗歌声音”呢？事实上我们也的确可以看到，不管是当代中国诗人，还是那些过往的伟大诗人，都是个人声音非常鲜明的诗人。而当一个诗人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时，出现的应该是与影响相反的情况，即他的声音应该产生出的是具体侵略性的力量，这时候他是通过这种具有侵略性的方式保护了自己声音的独立性，从而也排斥了别人的声音的进入。
7、流派：如何看待诗歌流派？有无参加过什么流派？你认为诗歌流派有无意义？与前辈和同时代诗人相比，你自己有什么不同诗学和显著风格？
答：在具体的历史时期，诗歌流派，主要是那些对文化发展、社会现实的关系有了新认识而致力于改变诗歌现状建立起来的诗歌流派，我认为是有意义的，像我了解的西班牙的“二七一代”，俄罗斯的“阿克梅派”、施哲存等人的“现代”群体。只是写诗近三十年，目睹了中国当代诗歌写作观念变化的种种潮流，尤其是四川又是个产生了很多派别的地方，但我却没有参加任何能够称得上流派的诗歌团体。不是不想参加，而是没有看到能够从严格的意义上可以称为具有清晰的文学观念，成熟而又有创造意味的，并且能够契合自己内心诗歌认识的诗歌流派，而我自己又没有那种热情去干创建什么流派的事。要建立流派谈何容易啊。至于你说到的与前辈诗人、同代诗人不同的诗学和显著的风格。我觉得是肯定有的。简单地说，当代诗歌的“叙事性”的滥殇，以及由此产生的改变中国当代诗歌发展走向这一事实，不正是由我和几位朋友最先从理论上做出推举的吗?不过，我现在愿意看到别人去做这方面的分析、研究、总结，而非自己在这里王婆卖瓜似的谈论一番。
6-2、我对流派和诗歌运动不感兴趣，有时甚至反感，但似乎只有流派和运动才可能造成影响，我倒是对各种流派和运动之外的好文本更欣赏，这类诗人一般不会去凑热闹。 当代诗的丰富和多元并非是一个又一个的群体，或者命名，而是个体写作中的不同风格，观念和语言上的创新。
答：对文学流派与诗歌运动我说不上反感。但我理解你之所以会反感的原因。因为近三十年来，出现在中国语境内的诗歌流派和诗歌运动，其中真正具有文学变革意味的，其实并不多，大多数的所谓流派和运动，都有点像农民起义，或闹义和团，我们在其中看到的不是明确的文学主张，清晰的诗歌观念，而是想要建立诗歌江湖、诗歌山头的文学野心。为什么现在大家觉得中国诗坛一片混乱，鱼龙蛇鼠都在搅和，就是这个原因。而你说到的只有流派与运动才可能造成影响，我认为这虽然没有错，但也只有部分正确。因为就影响而言，亦存在良性的影响，也存在恶名之影响。就说恶名之影响，这样的影响要来有什么用呢？这岂不像古希腊那位纵火烧毁神庙的人，只为了留下千古骂名吗？中国那些古典诗人，我们知道他们，欣赏他们，对他们保持敬意，并不是流派和他们搞了什么文学运动在发生作用，而只是因为他们留下的一首首具体的作品，譬如说那些被称为“宫体诗”创作者的沈约、萧绎、萧纲等人，是他们的作品支撑了这一概念，而非“宫体诗”的概念让他们在文学史上留名，还有被称为“江西诗派”的黄庭坚这样的诗人也是如此。虽然现代文学的传播学给人们造成了流派影响力的印象，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朦胧诗现在是西方认识中国诗歌的蓝本，它们真的是绝对意义上的文学蓝本吗？在我看来肯定不是。现在西方人没有更多地了解到中国当代诗歌的情况，一方面当然是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要加强，另一方面你也知道，这里面西方观念中的实用主义和意识形态也在发生作用。对此，我相信会慢慢改变的。有了像你这样对国内诗歌状况很了解，又在西方长期呆着的人，还愁情况不发生变化吗？如果不发生变化，第一，也没有什么，第二则是那些西方人可能并不是真正想站在文学的立场上了解中国当代诗发展的进程，他们不过是出于文学的意识形态要求，有那么一些诗人能让他们用来谈论中国问题就行了。而对于我们，文学的意识形态固然重要，但这种重要是来自写作内在的要求，而非其他。
8、看法：你如何看待汉语新诗起源？如何评价当下的汉语诗？对你所亲历的诗歌发展阶段有哪些看法？你参与过什么论战？
答：我一直不单纯地将汉语新诗的出现与中国社会总体的变革割裂开来看，而是将之看作中国在追求民族“现代性”进程中的，与其他社会变革要求同时推进的文化革命。我相信，如果没有当时的，诸如对国家积弱现象的焦虑引发的国体变革要求，没有希望国家成为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的愿望带来的对科学发展的强烈愿望，所谓的汉语新诗的出现不说压根不会发生，至少会推迟一些年。正是由此，我一直认为看待汉语新诗，其实是如何看待中国的“现代性”这样的重大问题。而当我们理解了它是中国追求国家“现代性”的总体进程的一部分后，也就基本上等于理解了汉语新诗出现的历史原因，也就会意识到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只是属于诗歌的汉语新诗起源，对它的评价自然而然也就不会仅仅局限在诗歌内部，而是必须纳入到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政治文化框架中去，从更大的场域去看待。而说到当下的汉语新诗，我认为它仍然处在向着成熟行进的过程之中。甚至不仅仅是对于诗歌而言，而是一个民族的语言变革，要由起始到成熟，无容质疑是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的。那么当下的汉语新诗，在我看来，只是比过去，譬如三十年前，多了一点丰富性和处理方法的诗歌。有时候我们也许会对这一点不满足，但是应该看到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进步了，因为它实际上包含了从技艺到题材的使用上，已经让写作者获得了更多的选择。由此，我相信越是向前走它的丰富性越会增加。至于说到参加过的诗歌论战，最著名的当然是发生在上一个世纪末的“盘峰论争”了。现在有些人把那一场论争看作中国当代诗发展的分水岭，可见它在他们的心中有多么重要了。
8-2、有一种观点认为汉语新诗有两个起源，一个是胡适，一个是朦胧诗，你如何看？
答：从现象上看，这两个起源好像都成立。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的确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门，白话文从他那里开始成为了写诗的语言。但是，如果说到当代诗，并且往深里面看，主要是从八十年代到今天的中国诗发展变化，其源头的构成就要复杂一些了。朦胧诗故然开启了对中国式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追求，但是，今天已经形成的诗歌格局，它的发展走向，则很显然与朦胧诗的关系并不大，甚至可以说没有。这里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诗歌观念的接受来源，另一个是中国社会现实带来的对写作目的的认识。你也知道，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诗歌在文学观念，包括具体建构诗篇的方法论上，真正接受到的影响是来自西方的，即由波德莱尔以降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这中间，像马拉美、瓦雷里、叶芝、庞德、艾略特，包括很多东欧诗人所起到的作用相当巨大。就我自己而言，不管是胡适、徐志摩、卞芝琳、以及现在被不少人推崇的上一个世纪四十年代西南联大那些受燕卜逊影响的“九叶派”诗人，还是朦胧诗，都没有对我的写作产生过任何影响，有影响的是那些二十世纪的英美、东欧诗人，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东西，成为了我写作的基石。可以这样说，他们才是我的诗歌写作的最初的出发点，我是从他们那里看到了建构诗歌的问题意识的方法，以及找到了如何完成诗歌与“现代性”的对接的。加之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局面强制性的要求我们必须解决与之的关系，对如何建构这样的关系也成为写作的另一个出发点，譬如我们找到的语言的“及物性”和处理具体现实的“叙事性”，就是对之的应对。所以，我特别不认同那种以时间为序列谈论文学起源问题的观念。我们不能总是以现象出发看待事情的成因，也没有必要非得在尊重先贤的意义上把什么都与自己拉上关系。这让我有时候觉得谈起源是一件很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如果有一套理论支撑，我甚至完全可以说杜甫是新诗的起源，因为我可以在杜甫的诗中找到全部现代汉语诗要求的文学品质。从这一角度来说，有时候我认为正是对新诗起源的错误理解，仅仅将之以时间序列扯在一起的作法，促成了朦胧诗人对自己地位的高估。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发生也有那些所谓的批评家、读者们的责任，他们缺乏分析力的胡乱言说，把问题简单化反复言说，不仅蒙蔽自己，也扰乱了视听。不过有什么办法呢？简单化地谈论问题，早已经是中国诗歌界的习惯。
第三部分
9、译介：你认为哪些西方诗人对中国当代诗歌产生（过）重大影响？ 以何种方式产生的影响？
答：古希腊以降，对中国当代诗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诗人很多。但如果仅就现代主义文学运动被介绍到中国说起，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英语诗歌中的叶芝、庞德、艾略特、史蒂文斯、阿斯伯瑞、金斯伯格等人，法语诗歌中的波德莱尔、马拉美、兰波、瓦雷里，和超现实主义一派的诗人，德语诗歌中的里尔克，特拉克尔、策兰等人，以及包括波兰、苏俄、捷克等国家的东欧诗人，像曼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米沃什、赫伯特、布罗斯基。总结地说，这些诗人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影响首先是观念上的，即对他们的了解，让中国当代诗人在对中国传统诗歌的重新认识上有了新的出发点，并进而在建立自己的写作观念，完成自我写作的形式建构上，收获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启发。譬如庞德在《回顾》一文谈到当代诗写作应该遵守的律条，帮助不少中国当代诗人认识到写作中什么是必须抛弃的，需要注意哪些东西对当代诗歌而言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因素。还有艾略特关于“非个人化”的观点，使得中国当代诗人处理诗歌与题材的关系时，有了不同于以往的个人意识，对建立诗歌的历史主义意识产生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而更为重要的是，上面我提到的这些诗人，不管是西欧的，还是东欧的，他们都在处理诗歌与“现代性”的关系，以及与自身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诗歌语言的变革等方面，给与了中国当代诗人巨大的提示。
第四部分
11、中国诗人当前最关注什么问题？70年代以来在不同时期分别关注一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中你认为哪些是诗歌的核心问题？
答：这个问题在中国当代诗歌格局混乱的情况下，实在是不好给出全面、准确的回答。所以，我希望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你作为还在写作的诗人，目前最关注什么问题？如果能够这样提问，我想回答起来就方便一些了。因为别人想什么，怎么想，我其实并不太清楚，也不太关心，但自己现在想些什么，还能说出一二来。只是我不知道，仅谈论自己所想有没有意义。如果有意义的话，我最想说的是，我现在关注的是怎样从当代社会意识的同一性中脱离，真正使写作变得更具有个体色彩。也就是说，我希望无论是对问题的解答，还是诗歌语言的构成，都最终呈现出鲜明的个人见解和清晰的个人色彩。或者换一种说法，使其尽量与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形态脱离。我认为，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诗人如果在这一点没有真正做到，其存在价值是可疑的。至于说到什么是诗歌的核心价值，这要看怎么说了，我们既可以说对语言在诗歌写作中的发现和改造是其核心价值，也可以说如何做到对人性的彰显是其核心价值，甚至还可以说，保持变化的活力，不断呈现语言的新奇同样是其核心价值。
12、诗歌民刊在中国当代诗的发展中起到什么作用？70年代以来有哪些重要诗歌民刊？你参与过哪些民刊的编辑？（出了几期？多少印量？如何发行/传播的？）有哪些重要官方诗刊？中国诗歌官方刊物上是否有好作品？有哪些官方刊物上能够看到好诗？在中国如何界定官方刊物和民刊刊物、官方诗人和民间诗人？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答：据专门收藏诗歌民刊的人统计，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到今天中国的诗歌民刊已经有几千种之多。不说别的，仅看出现了如此数量的民刊，人们就应该意识到它对于中国当代诗歌传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仔细说来，中国当代诗歌能够有今天的面相，民刊在促进诗人的生长、交流，诗歌审美价值的形成，甚至使诗人保持自己的自由、独立性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它的存在，使得中国当代诗人在创作时，不必像他们的前辈那样，考虑向国家意志、政党观念妥协这样的非诗问题。而说到这几十年来有哪些重要的民刊，《今天》应该算一个，其余的有《他们》、《九十年代》、《汉诗》、《标准》、《发现》、《新诗》、《小杂志》等。我自己曾经参与创办的民刊有《红旗》（1987年创刊，出刊五期，印数50本）、《九十年代》（1989年11月创刊，出刊四期，印数100本）、《反对》（1989年底，出刊八期，印数20本）、《小杂志》（1997年创刊，出刊十六期，印数50－100本）、《首象山》（2010年创刊，出刊两期，印数100本）。这些民刊主要的发行方式是赠送，也有少量通过订购销售。说到有哪些重要的官方诗刊，我认为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官方诗刊的重要性已经基本消失，我也没有再听说哪一本官方诗刊刊登过重要的中国当代诗歌作品。而官方刊物，是指那些由御用的国家文化机构，譬如“作家协会”主办，由政府划拨经费，并受到政府意识形态控制的刊物。民刊当然是诗人自己掏钱包办的了。至于官方诗人与民间诗人如何界定，一般的区分办法是看一个诗人是不是在国家文化体制内，由政府支付俸薪来从事创作，或者是看一个诗人是不是在创作上迎合政府意识形态宣传需要，在写作上成为政府意识形态的鼓吹者。当然，事情或许还要复杂一些，因为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些诗人虽然平时的创作还在遵循诗歌内在的要求进行，但当政府需要时，则一下子能够放弃自己的诗歌理念，去写那些明显是为了宣传政府政策的作品。民间诗人则与这些无关。
1.此文是诗人明迪为其主编的英译中国当代诗选《新华夏集》所做的调查问卷。国内发表在诗人张尔主编的诗歌丛刊《飞地》第3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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