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乱写一通
九月笔记（下）
人们总是急于总结自身时代诗歌写作的成绩，或者急于总结他们自以为很有必要谈论的关于诗歌写作的问题。譬如“地域差异与诗歌的关系”、“城市诗歌与文化建构”之类的东西。其实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对于诗歌来说都是一些枝桠末节的问题。真正的诗歌写作，并非是依赖于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完成的。每一个诗人对诗歌的理解，完全来自于他在个体生命中的审美体验，以及对语言和诗歌关系的理解。而与他所在的城市的关系如果前面说到这些东西没有得到解决，也就不可能真正产生有用的结果。我的确不相信一个诗人缺少内在的语言敏感，没有真正认识清楚诗歌需要什么，就能够写出有价值的诗歌。那些执着于从外在的环境中寻找诗歌的作法，在我看来都是舍本求末的作法，最终很难有所收获。
多年前我为了生计在《星星》诗刊办的诗歌函授学校当了三年老师。最多的一年带了三百名学生。光指导学生作品的信每年就要写一千八百封。这导致了我后来特别不愿意写信。正是这种当老师的经历让我发现，诗歌这玩艺实际上是不可教的。就算把什么都说得非常明白，那些没有写作天赋的人还是写不好一首诗。最明确的例子是有一个学生连续三年报名参加学习，但是终究没有一点进展。而有写作才能的人则只要轻轻一点拨，只需要告诉他读什么书，诗都有哪些是必须阅读的，就能让其意识到自己的写作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很多参加函授的学生不过是受到环境限制，在阅读上不了解应该找什么样的材料而已）。所以，尽管后来有一些在诗歌界混成了人物的诗人总说自己是我的学生，但我心里清楚，他们能够写出让人觉得不错的诗，其实和我并没有一毛钱关系，完全是他们有写诗的才能，自己亦非常努力的结果。而我在有了如此的经验后，对告诉别人如何写诗基本上不再谈了。在我的认识中，写诗这玩艺真不是可以教出来的。虽然当今世界上，像美国、欧洲的一些国家有所谓的作家班，不少年轻人亦进入其中学习，但我相信如果那里面有人写出来，绝对不是被教出来的，仅仅可能的是它用环境为从事写作的人提供了一种交流的便利，是这种环境让人在写作过程受益。如此而已。
不少批评家仍然在谈论当代写作时批评很多诗人没有将个人经验转化为人类的普遍经验，仅仅表现出来的是个体的人孤立的自我状况。对这样的批评我并不完全认同。因为远的不说，仅就二十世纪的诗歌写作而言，可以举出很多诗人的写作说明他们并非做了批评家所说的那种转化，他们在写作中表达的，真的只是个体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这种认识与理解，从写作的意义上说，既是个体独立的认知，也是审美经验的自我发现。这里面涉及的是一个作为主体的人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同时这一理解不仅仅是基于社会人的经验反应，还有着从审美角度出发的对写作工具的自我认知，也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说的对语言的理解。由此，我们看到很多作品表现出来的样态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对语言方法的探究。这样的诗也许不为很多人认同，或者引发人的争议，但是它们无疑传达出了诗歌表达精神生活在技术意义上所能达到的新可能性。就像最近刚刚去世的美国诗人阿斯伯瑞的作品。我们从中读到的是人的精神的复杂性，是作为个体的理解力作用于诗歌后带来的语言可能性的新发现。这些作品所具有的伟大品质，并非用上面说到的批评家的观点能够解释。很多批评家都在谈论要警惕意识形态对批评的干预，但这种强调个人经验转化为人类普遍经验的要求，其实就是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干预。只是多年来大家都潜移默化地受到某种理论的影响，以它的方法论在谈论问题，而仍然不自知罢了。
我有过这样的遭遇，多年前某位批评家选编当代诗歌总结性的选本，我被收录其中的几首诗属于我不满意，自己编诗选都放弃的诗。十年后他与另一位批评家合作，在其基础上扩充了篇幅再版此书，收录的还是那几首诗。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我以为自己对自己的作品判断有误，不能客观评价自己。但再版后我一下明白了，他们根本就没有花心思阅读自己所选诗人的作品，只是凭印象随便选一下了事。很明显，在第一次的选本与第二次再版选本之间，就个人而言，我的写作的变化和发展相当明确。不单是自己，很多读者都认为写得更好了。其中肯定有更能代表我的创作情况的作品。忽略这一点造成的结果是那些进入选本的作品，完全无法反映我作为诗人的写作情况。大家都知道选编者的眼光决定了选本的质量。这是说选编者的理解力与阅读范围的广阔性。但当代诗歌场域大量诗歌选本的出现却是另一种情况，即很多选编者缺少的是负责任的态度。有时候是过于想当然，有时候根本就不认真。但恰恰就是这种情况下，一些批评家还特别喜欢用全称判断来评价诗歌，动不动文章的标题就是《近几年的中国当代诗歌综述》、《中国诗歌的若干问题》。说起来不能不让人感到可怕。
将写作引伸到与宇宙同构，是某些人的野心。这里面可能存在着与未知对话的愿望。但是这种同构很显然是想象出来的，因为关于宇宙，人类的认识可以说很可怜，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宇宙到底是怎样一种存在。大爆炸理论，多宇宙平行理论，等等，到目前仍然属于理论推导出来的玩艺，人类还没有能力来证伪。所以落实到诗歌写作中，将之与宇宙放在一起谈的理论，肯定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虽然人类精神活动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不过关于与宇宙关系的谈论，多半属于假设。所以我更愿意谈论的是诗与我们能够感知触碰的世界的关系。这一点决定了经验的重要性。我觉得讫今为止，我写下的诗都属于经验主义的诗。就算有想象，它们也是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的想象。当然，就像前面的笔记中我曾经谈到过的，这种经验有时候有自闭性质，并不能到达与人类共同经验发生联系的程度。就此我想说的是，经验的绝对唯一性仍然是一种必要。它带来的拒辞，很可能会成为人们阅读的障碍。但是我喜欢这种障碍的出现，并将之看作自我确定的基础之一。
佩索阿是一位让我感到迷惑的诗人，他的《惶然录》、《不安之书》，和其他诗篇中出现的孤独感，对生命存在意义，以及与世界的关系所带出来的东西，让人感到“隔绝”似乎是他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事情。尤其是他在写作中使用了那么多的异名，不断地变幻着面孔。这些异名让我觉得他是把自己对象化了，让自己成为了自我的他者，他是在用这种方式与自己谈话，或者说他是让自己成为了自己的旁观者，目睹着另一个我面向别人说话。因此，我们能够看到他总是不断地谈论对人生缺少信任，谈论人在世界上的意义，以及与世界的关系。很显然，这种缺少信任并非仅仅针对人，而是涉及到环境与所有事物。因而让我觉得佩索阿的文字造成的阅读效果是：疏离。一个人既深深地卷入与生活的对峙之中，又好像被排辞在生活之外。从这一点来说佩索阿并非我特别中意的那类诗人。在我看来他太阴柔了。而且由于自我的异名化，他的写作在我眼里是一种铺展的很开的写作，而非在一个点上掘进的很深入的写作。他触及了人类生活中广泛的问题，但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却没有让我彻底满意。再之仅就诗来说，他的有些诗写得太琐碎了，特别像一个碎碎念的人在那里不停叨叨。有人觉得这与他一生只是呆在一个地方，没有真正进入文学场域与人交流有关。也许的确与这一点有关系。
重读卡夫卡一直是我心里存在的想法。但奈何现在手边没有他的书了。多年前我买过他的几种版本的《城堡》、《审判》等书籍，现在都不在手边了。现在人们一般都把卡夫卡归类于荒诞文学的开山人。他的小说也的确大多数情节非常荒诞。但是既便如此，我还是认为他属于古典小说家。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就写作的方法而言，卡夫卡的小说是严格地遵循了古典小说的叙述方法的，其大多数小说篇什仍然属于线性叙述。像他的《城堡》写一个测量员怎么也走不到要去的地方，写得推进明确，步步为营。著名的小中篇《父亲》，写一个年轻人回家后被父亲责骂，一步步推进的非常清晰，只是最后的结局让人感到出乎预料，父亲的一句“你去死吧”，年轻人果然就跑去跳了河。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卡夫卡的了不起在于他没有就这样的结局做过任何解释。我曾经将卡夫卡与契诃夫、莫泊桑等古典小说家做过比较，觉得就写作方法而言——故事的发展、推进，结构的落实，等等方面来说，他们使用的方法几乎是高度一致的。不同的是结果。就像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写巴黎上层社会的虚伪和贪婪，写一个年轻人的野心。一步步很符合逻辑。但卡夫卡的《变形记》写一个叫格里高利的年轻人变成甲虫，除了开篇惊骇俗，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外，后面的故事则属于步步推进，一直到连亲人都对他拒绝使之死亡，情节的设计，叙述的线条亦是非常清晰的，同样具有明确的逻辑性，但对让人觉得事实上的反逻辑。我还记得当年对之的阅读给我的启发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写作，关键的是对问题的认识，所谓的先锋仍然可以在基本的方法上与古老的东西有牵连。这是很重要的。在这一点上，我读到的英国诗人奥登的作品后，亦在奥登的写作中得到了证实。奥登作为二十世纪英语诗歌的变革者之一，写出了二十世纪非常牛逼的英语诗，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达到了非常现代，甚至有些地方很激进的程度。但奥登的诗基本上是严格遵守英语诗的古老格律的，他也因此被称为乔叟、格林律治、华滋斯等人坚定而合格的继承者。这些事实内充分说明，就写作而言，真正的先锋也许离传统最近。同时也说明，写作始终有一种基本的东西贯穿在人类的文化传统中，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明白这一点。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写出与历史发展有一致性的作品。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写作的先锋分子同时也是写作的保守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是成立的。
洛威尔是比他的学生普拉斯、塞克斯顿更让我喜欢的诗人。很遗憾的是国内还没有出现过他的译诗集。我觉得《献给联邦死难者》、《臭鼬的时光》这样的诗是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威利老爷的城堡》里的一些作品也非常好。虽然洛威是被称为开启了“自白派”潮流的人物。但他的诗却并不像其他“自白派”成员的作品那样神经质。我始终觉得他即使写比较激进的题材，亦能将叙述控制在相对节制而风雅的限度之内。这一点使人感到他的变革是在对传统的充分尊重的情况下进行的。考虑到他的家族属于来自英国的望族，应该说他骨子里还带着旧大陆的文化基因。这一基因保证了他不会过分。什么时候有谁能翻译出版他的一本诗集就好了。
看中国当代诗歌，会发现存在于其中的暴发户心态十分浓烈。为什么会如此？我直到近来才想明白了，主要是没有文化传承发生作用。川端康成曾经说过，一个好作家需要经历五代人的家传才会出现。虽然这话说得有些绝对，想一想似乎又并非没有道理。文学传承作为话题，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谈论。中国古代在这方面有很多例证。谢灵运、谢朓之所以能成为伟大诗人，与谢家作为江南显族应该有关系。《世说新语》上便有不少谈论谢家人物的段落。齐梁萧家，几代帝王都算得上文学大家，似乎也可以证明。就是伟大的杜甫也并非横空出世，与其十三世祖杜预，祖父杜审言肯定有关系。我总觉得，大凡文化传承明确的诗人，在写作和做人上表现出来的平衡、镇静、内敛是清晰的。而文学暴发户则多半乖戾、焦燥，很容易以极端的方式行世。由于二十世纪的社会变革带来的社会形态，所谓的传承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这一点造成了中国当代诗写作者大多数是依靠自身的才华和奋斗获得了写作的成效。一方面缺乏早期的文学基本训练。另一方面缺少来自传承可能给与的文化束缚。再一方面突然地成功带来莫名骄傲。虽然说起来也很不容易，但是仔细考察会发现，暴发，落实在写作中很明确的表现是缺乏分寸感，处处流露出自恃、得意、目中无人。就真正的作品本质而言，这些东西的出现是很伤作品的品质的。因为除非人们刻意地要求，诗歌应该呈现出来的最好面目，应该是细致、精确、内敛的，即使真正出现花招，这样的花招亦带有技术性的需要。除此之外，其他的都要不得。如果说中国当代诗到今天还存在问题，这亦是问题之一。不过想起来这一问题真还不太好解决。因为这属于文学的生物性缺失带来的不足而非其他。
上面谈到几代人才能培养出一个好作家。但另一个现象也颇耐人寻味，即：一个家族出现了一个伟大人物后，其家族的鼎盛时期也就到头了，接下来的衰败同样让人心惊。江南谢家的辉煌止于谢安。杜甫之后我们亦没有再看到他的后人做出了什么值得书写的业绩。白居易虽然后裔众多，远达韩国、日本，宗亲会搞得阵仗很大，不过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出现。苏轼一家也是如此，他和父亲、弟弟都成就巨大，属于千年一出的人物，后人却差了很多，像他的儿子苏过虽然也添列诗人，出有厚厚的诗卷传世，但其真正的文学成就却不高，影响力更是没法与苏轼比。上个世纪中国文化最著名的家族要算陈宝箴的后人了，陈散原和几个儿子陈衡赂、陈隆恪、陈寅恪都是人物。尤其是陈寅恪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开史学研究“以诗证史”之一代风气。但似乎也就到头了（虽然这里面有时代遭遇带来的生存环境的限制）。就是陈宝箴的发达，亦是其祖上落户江西修水五代之后的事。记得几年前与朋友谈到这一现象时，讨论后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伟大人物的出现，会消耗尽一个家族的气脉。虽然说起来有点神秘主义的调调，但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又的确好像如此。从古至今，我们真的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家族的伟大是连绵不绝的。古人有“富不过三代”之说，谈的虽然只是与财富有关的现象，但用在别的领域似乎也是如此。不管是政治人物还是其他领域的人物，一个人的顶峰多半是他的家族的没落的开始。
地理能否带来写作的不同。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是因为不单是气候、山川风物的不同会带来对事物认识的不同，还在于落实到写作上，会让写作者对意象的选择有所不同，譬如南方的多水，山峦的变化多端，甚至更为丰富的植物、花卉、鸟类，都会在进入诗中呈现出与北方不一样的样态。虽然有人会说，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诗之基本的人文方向。但是，它们被选择进入诗中，必然会在形态上使诗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其他的不说，我觉得仅就诗的色彩与声调而言，就会显得非常不一样。如果仔细考察，不管是楚辞，还是汉魏南北朝诗，不管是唐诗，还是宋词，的确能够看到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存在其中。而这种不一样，说穿了就是地理的不同带来的意象的不同，是这种不同给予了诗最后的形态的不同。这些年我从北方转而到南方生活，对这一点体会非常明确。面对着不同的地理形态，有些东西会自然而然进入诗中。举一个例子，像杨树这样的词，在北方写进诗中似乎非常理所当然，它在诗中的出现亦会自然而然带来某种辽阔、苍凉的气韵，但在南方因为根本就很少看到它，进入诗中的可能性便少了很多。
写上面一段文字，纯粹是突然想到了从古至今一直有人谈论南北诗歌的差异。现在亦有人在谈论诗歌的南方性。我读过一些这方面谈论的文字，但对大多数谈论都不太感冒。因为这些谈论大多是从人文环境带来的文化性格入手，并没有真正谈到地理带来的不同。而且我尤其不同意有些谈论将南方文化阴柔化，使之让人觉得其女性气质浓重。然后又当然的得出南方是细腻的、抒情的结论。在我看来，这样去谈论南方写作的不同太表象化了。文化的生成，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众多。南方文化起始于巫术神秘主义，兴盛于黄老玄学改造名教以服务于政治，以及由此形成的退避的，甚至某种程度上消极的生活方式。这些因素如果得不到认识与厘清，对之做出的结论肯定是让人难以信服的。就是我谈论地理带来的不同，亦不过是持据一端，到底最后的结论是什么，现在亦是不敢肯定的。何况现在我看到的那些所谓的南方写作的样本，大多数实在是让人觉得肤浅。不足以支撑任何与南方的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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