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笔记
发明一个诗人或者说发现一个诗人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今天，我们都会看到有些诗人的面目是在众人的不断谈论中逐步得到确立的，而一经确立，它便成为了诗人本人留存在文学史中的形象。就像被不少人称为“隐逸诗人”的陶渊明，其退官辞仕，隐居乡间的故事，就是在历史上被人们的谈论中不断完善，最终呈现成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诗人形象的。而中国文学史叙述中一直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对伟大人物的描述基本上是捡好的说，并且是朝着叙述者认为最有意思的方向描述。所以不管是昭明太子萧统的《陶渊明传》，还是《宋书》、《南史》、《晋书》，在谈论陶渊明时，都是尽量将其塑造成一个高邈的隐士，而不及其他。这几个对后史影响极大的文献都没有哪怕一丁点采用曾与陶渊明有过交集的颜延之为之写出的哀文《陶征士诔》一文中的材料。甚至还为陶渊明到邻居家乞食的行为做出辩护。进入现代也是这样，就如对鲁迅的谈论，除了个别曾与鲁迅有过交道，最后以交恶收场的人，像施蜇存写过一些鲁迅性格中的不是外，我们几乎看不到对其有什么不好的谈论。哪怕是对鲁迅与弟弟周作人之间发生的涉及到家事的矛盾，也多是从为其行为辩护的角度谈论。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人，鲁迅性格中的缺陷其实是明显的。他能与同时代的那么多人闹翻，让人很难相信全是那些人不对。至于我之所以觉得这是很有趣的现象，是觉得中国文化中的“为尊者忌”在某一方面恰恰说明了它缺少坦荡的一面，总是想把那些对中国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人塑造成完人。但“金无足赤”，这样的做法真得很好吗？我不认为是一种好的选择。当代也有一些诗人，有意识的利用了这一点，通过自我强调引发人们的谈论，从而在此过程中不断地锻塑着面目，譬如有些诗人被称为“我们时代苦难的代言人”，或者被称之为“文学的良心”等等。由于有些诗人平日里我们对之并不是不熟悉，对这种被人们的谈论所塑造的现象不能不说有些更隐密的了解，知道那些形象与其作为诗人的真身距离巨大。这样的情形让人不得不看到，很多时候，一个诗人被称为什么什么，恰恰是由于误解，或者说刻意地歪曲建构的。所谓历史的真相，或者说一个诗人的真正面目，就在这样的过程中被慢慢地遮蔽起来。
我仍然认为当代诗歌最重要的部分是由我这一代诗人贡献的。那些竭力想通过文章来说服人们我这一代诗人已进入人生的暮年，创作力枯涸的企图，在我看来多半是出于一种焦虑。任何人只有真正理性地看一看就能发现，中国当代诗歌从类型到方法，现在写作的诗人，不管其是七零后、八零后，还是更年轻的诗人，都没有突破性的发展，他们在写作中使用的技术手段仍然是在由我这一代诗人所倡导的；譬如“叙事性”、“戏仿”、“对话性独白”等方法（虽然对于我们而言，这些方法的采用也是受到了外力的影响）。即使是在由不同的成长经历，尤其是所谓的商业主义时代氛围带来的人生认识支配出的，具有认识论意义的对人生经验的不同理解被落实到写作中，使一些年轻一代的诗人的写作看起来与我这一代诗人有所不同，但其用以完成的技术性手段仍然没有获得新的改变，还是在我这一代诗人所提供的写作方法的框架中捣腾。最多提供了语言个人风格带来的不同，根本不能算作代变革命。所以，那些以为自己在年龄的优势下，可以简单地谈论自身写作的革命性进展的文章，实际上从根本上缺乏的是尊重、客观、自省，以及理论上的自恰，有时候我读到这样的文章，尽管作者用了很多时髦术语，也貌似有一套自己的说法，但终究还是觉得难以成立；因为没有充分的文本例证，任何架空的谈论都让人觉得显得空洞，而且华而不实。
不少人在谈论到当代诗歌的发展时，会用贬低的言论将一些诗人的写作称之为“翻译体”，并以此来论定中国当代诗歌的成就不值得夸耀。在他们的言论里再进一步，基本上是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把学习的对象放在西方诗歌身上是一种放弃了创造性的行为。即使承认中国当代诗歌受到西方诗歌的影响，我们也应该分析为什么会受到影响，这一影响的发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处境中发生的。如果不看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如果不看到中国当代诗歌是在二十世纪人类精神生活进程思想认识处在深化、修正、偏移、拓展、发现的大激荡时期，很多对世界、人类自身的认识具有发现的意味，甚至很多思想的出现改变了人类对自身处境的认识的总体情况下展开的，当然就不会理解为什么西方诗歌的出现会受到中国当代诗人的青睐。人们本来应该看到中国当代诗人在谈论那些西方诗人时，其实谈论的是他们的诗歌结构方法，谈论的是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而非谈论的是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在这一点上我们仍然可以以艾略特为例。作为一位在中国被广泛谈论的诗人，大多数中国诗人读到的的确要么是赵萝蕤翻译的，要么是汤永宽或者裘小龙翻译的文本。大家或许会比较这几个翻译家的译本谁的更让人喜欢，但是基本上没有谁会说艾略特的诗没有在方法上对阅读者产生影响。我们应该想明白的是，这种影响究竟来自艾略特诗歌的哪些方面。语言使用的层面肯定不是。很显然那是一种对所谈论问题的进入方式。的确，我一直认为如果一定要说艾略特对中国诗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的实质一方面是他的诗所包蓄的对二十世纪人类处境的描述，以及在呈现这一处境时所使用的具有全景似呈现的技术方法。过去我一直认为艾略特诗歌的意义密度是很大的，今天虽然已不这样认为，但是不这样认为的原因并非过去的认识是不对的，而是在于不断地阅读已经使我对艾略特结构诗篇的方法有了更多了解，知道其方法在呈现意义方面的秘密关节何在。我一直认为不管谁说什么，我们必须承认对像艾略特这样的诗人，以及二十世纪其他的西方诗人的了解，促进了中国当代诗人在写作上的认识。这种的认识产生并不简单，甚至很难用影响来说明。如果非要说明，也必须说是一种建立在对文化本身的认识能力的认识之上的认识。所以长期以来，翻译不翻译体对于我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在写作中，我们是不是进入了二十世纪，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进入了现代主义以后的文化进程之中。我们写出的是不是可以坦然地说是属于二十世纪以后的诗歌。就此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还意识不到这一点，却要谈论中国当代诗歌，说明的只能是他没有弄清楚问题的由来。而至于有很多人说大家读到的不过是翻译家们的汉语作品。翻译家在外国诗歌的传播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巨大。但是没有母本的存在，他们的语言从什么地方组织成型呢？
从古至今，成为帝王师一直是中国文人的追求目标，屈原因楚襄王不听自己的建国方略，最后只好投江而去。李白骄傲，觉得自己一肚子治国谋略没有得到唐玄宗的回应，反而受到奸佞陷害，干脆如仙人拂袖而去。杜甫不断进献表册，说了很多但还是得不到重用。就是一直被后世文人指为楷模的“竹林七贤”，之所以放浪形骸，好像一付对名利不屑一顾的样子，亦不过是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帝王青睐得到重用，嵇康对政治说得过多终不免受死，阮籍亦是事曹魏而反司马，不得不退居保命，至于刘伶酒狂一世，喊着喝死算球了，也不过是觉得只有这样才会保命。中国文学历史大体上写满了文人致仕的辛酸。就是混得好的，像王维、王安石、白居易、苏东坡等，在治国之途上也是半天都没有搞抻展，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波兰天鹅绒革命的领导者之一的米尼奇克曾经说米沃什是波兰革命的教父，其思想对革命成功的指导意义巨大。米沃什的确对欧洲的政治发展说了很多话，他关于现代欧洲命运的言论确实具有深入、广阔、尖锐的见识，他本人亦被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在《欧洲精神》一书中称为影响了二十世纪东欧思想发展的三大思想家之一。但是米沃什终究没有成为实际政治动作的参与者。有时候，文人作为思想的提供者可能对政治的影响更大，一旦进入实际上的政治动作，常常让人看到所做并非那么完善。像哈维尔，读他谈论政治的文章，其对极权意义的解析，总是觉得非常漂亮，但是其执政捷克的总统生涯要说多么成功或许还得打个问号。进入当代，中国诗人中面对政治谈论的人亦不少，有时候听大家谈论来谈论去，总觉得是在围着政治的皮毛转，想进入而不得要领。但是，现代文化的特点是，如果一个写作者的写作，没有真正进入到与国家进程的联系中去，影响力终究有限。此种事现在不能深想，一想不免悲哀。所以就影响力而言，当代中国诗人还不如五四一代。
近日读到陈敬容外孙女所写谈她的文章。老一代诗人的命运坎坷让人任何时候闻之都不免唏吁。陈敬容的诗到底如何我已经没有印象了，但还记得八十年代买到她译的《图像与花朵》一书读后的激动。应该说直到今日，里尔克的诗最好的翻译一定少不了陈敬容。刚好前面的一条笔记谈到了翻译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关系。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应该说一下，二十世纪以来最好的诗歌翻译还是由诗人完成的。一些所谓的专业翻译家的翻译，多半让人不想读，原因在于这些翻译家或许外语很好，但他们的汉语太差了。其实我们说到真正影响了中国当代诗歌的翻译作品，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翻译这些作品的翻译家都是母语使用的精妙之人。像我推崇的几个翻译家，李文俊、王央乐、汤永宽，虽然他们似乎本人不写作，一旦写出东西，那真是好。李文俊翻译福克纳写的长篇序文，其文体干净、简洁、比很多写文章的人要好几倍。还有一胀叫王以铸的，当年读到他翻译的《奥古斯都传》，被其文雅的语言吸引，不知他是何方神圣还打听了好一阵，后来才知道是搞古希腊罗马历史研究的老先生。所以真正好的翻译作品让我们喜爱，归根结蒂还是翻译家汉语使用的好。很多人忘了这一茬。而在我的认识中，所谓好的翻译作品，一定是翻译家的母语水平牛逼。现在通常的情况是，很多人外语或许很精通但他们的母语水平太差了。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在北大英语系当老师，后来因为闹出抄袭风波被开除的人，当时就觉得他对文学的了解几乎等于零。但问题是他在美国呆过很长时间，是教英美文学的，想一想这样的人怎么指望他能翻译出好作品？就是最近被不少人推崇的几个年轻翻译家，我实在看不出他们的翻译有什么好，但据说这些人的外语都特别好，是专业出生，那只能是他们的母语水平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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