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家乡的名校青木关中学
—纪念中学毕业60年
4，劳动，受教无声
12岁进初中正赶上建教学楼，学校安排男生到梁滩河边一家砖厂运砖，听说来回30多里路。看到那些高年级同学只装10块砖就谈笑风生地往回走了；我们低年级同学赶到场大都只装4块砖，少数个子大一点装6块砖试了一下，似乎也轻松；我想，自已打小就干体力活，今天不和高年级比肩，起码在低年级不能落后，于是装了8块砖挑起就走。结果是我自讨苦吃，衣服如洗，喘息如牛，拼尽全力还是赶不上大队伍，终于掉队一个人慢馒住前挪，最后被学校安排押后阵的高年级同学“收容”。
从此，我懂得了什么叫“量力而行”！
1956年，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求学校“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生产劳动成了我们的必修课，每个班都设了劳动委员，学校每学期至少安排两周“支农”。从初中二年级到高中二年级，我们先后转战过石翁村、青杠村、松林村、金塘村等青木关区所辖的乡村。我们巴二中师生像青木关区政府的“支农突击队”，隔壁邻舍的，“呼之即来，来之能战”，据学校资料介绍：1959年和1960年，我们两年6次共63天下乡“三夏”、“双抢”、抗旱……
最值得怀念的是在石翁村劳动。那是1958年开春，学校安排我们初582班到石翁村（今凤皇镇所在地）“支农”，在谢家院子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做堆肥、扯葫豆……劳动很平常，和在家里干农活一样没有什么可以怀念的，令我难忘的是巴县女副县长彭成尧犁田！
我们在碚青公路边铲草堆肥，看到坎下冬水田里犁田的是个中年妇女，正议论妇女能顶半边天，带领我们劳动的谢大爷郑重声明：“那是彭县长，她可不止顶半边天哈！”
原来，时值耖冬水田栽秧的农忙季节，领导干部都深入农村挽起裤褪带头干活来了。没有人陪同，也没有人拍照，暖阳下的浅丘上，春风习习令人醉。休息时，彭县长发现一群学生娃在关注她，远远地向我们挥手，远远地给我们送来浅浅的微笑，那是令我终身回味的微笑。
回忆到这里，我不由得感叹：那时候要有今天的手机随拍就好了！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1958年秋天上高一正赶上“全民大办钢铁”：超英赶美，实现年产1070万吨钢。全校停课两个月，我们班在劳动委员谢德铨的带领下到白市驿挑矿石，在学校后坡三堆石下开铁矿、挖煤窑。
2006年，我们相约回母校参加60周年校庆，谢德铨、万宗国、余广鑫、袁万明、付国应等同学生动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他们说：后山开铁矿，一砣砣的血红色石头近于露天开采；煤窑挖二十多公尺就看到了含煤的矸石，因为煤层不到二指宽，没有开采价值叫放弃了……我呢，只记得汗流浃背地跟着谢德铨一镐一镐地挖煤窑的样子，光记过程没留心结果了。
反正是，为保“钢铁元帅”升帐，我们曾经以自已年轻的双手作出过真诚的努力！
1959年，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学校响应“大办农业”号召，在丁家湾和王家湾占地48亩办起了学校农场。我们的生产劳动增加了新内容：管理“责任田”。
我们高613班的一亩二分“责任田”在王家湾，由劳动委员谢德铨和我负责。谢德铨比我年长两岁，家里是菜农，我跟着他松土、栽菜、施肥、除虫……学了不少务菜技术，懂了不少蔬菜知识。当班上同学轮值给食堂挑煤、运粮、担水、搞卫生的时候，我们俩个“菜农”便在农场里忙活。可惜，没有给我们分配喂猪、养鸡鸭任务，要不然我还可能成为养殖的行家里手。
从1960年起，我们的口粮从每月30多斤降到了19斤，学校农场的萝卜、土豆、卷心菜、牛皮菜等一盆一盆地端上桌子“瓜菜代”，直到1961年高考后离开学校，班上没有同学因为女的得疳病或男的得浮肿病回不了家。困难时期为国分忧，学校农场功不可没！我们学农很值得。
我认为，学生时代学校有计划地安排学工、学农，加强劳动教育很有必要，不仅可以让我们学到书本之外的知识、技能，获得最基本的生存能力，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养成劳动习惯，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走向社会，适应社会，改造社会奠定基础。
无论社会多么现代化，科技多么发达，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对家庭和社会都将是负担，更难谈到成为社会的栋梁。（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