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称演员的这个职业,在古代应称伶人。那时,他们的地位是不高的,只是帝王将相、王公贵族、地主大户人家里的附属。连人身独立都谈不上,其他的挣钱丶暴富什么的,更谈不上。整个社会也许有欣赏爱惜他们的人,但那种赏爱,更接近于把玩、怜悯与施舍。艺人地位的提高,因归功于新社会。
特别在改革开放后,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明星艺人的出现,将这一职业由人们的俯视一飞升天为仰视。但与此同时,关于他们的不良印象也渐渐印入大众心里,如今,在中国广大的“正人君子”眼里,明星艺人几乎已等同于自甘堕落、生活奢靡、徒有其表、毫无内涵,不仅没有正面引导青少年一代健康成长,而且成为助长社会不良风气的罪魁祸首。在人们各种复杂心态共力下,甚而至于欲将其大骂大贬大驱逐而后快也。
如今,正是疫情紧迫,国难当头的时刻,李兰娟院士的一席话,说明星不能强国,而是应提高医生、教师、军人丶科研工作者待遇,明星收入应从天价片酬降下来等等,不仅引起国人的普遍叫好,大快人心之余,许多人又大骂起那些赚得钵满盆满的艺人,在国难当头跑到国外去度假,实是恨之又恨,咬牙切齿至极。
这使我突然想到鲁迅先生的一段话,原话不记得了,大意即是,中国人向来是不大正常去看别人的。要么以奴才之心将别人当主子仰视,要么以主子之心将他人去俯视,而真正平等的直视,也即人与人间的平视,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我们对艺人,从旧社会的俯视,到改革开放后的仰视,再到如今的不想视,也即不屑一顾,以视自我清洁不忍与其们同流合污,实在是个坐过山车般的心态变化。
明星也好,艺人也罢,说到底,脱了外面的那层光环,他们其实只是个文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好听点说,是灵魂塑造者,而庸俗点说,大多也只是为膏粱谋而已。
在如此国难当头,李兰娟院士的肺腑之言,可以看出她作为前线将士的痛心疾首,我们必须肃然起敬,同时也为她给我们祖国开出的治病良药心生敬重,我们确实是到痛改前失的时候了,即使矫枉过正,大家也都认为实不为过了。
当此之时,我们多么渴望更多务实之举,务实之人的出现。由此,我突然想到,一百年前,国难当头,许多有志之士的弃医从文。1906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突然痛感民族危难之际,拯救灵魂比身体更重要,遂毅然决然弃医从文。新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旗手从此诞生。郭沫若,也是在稍后几年,在日本学医时,最终决定弃医从文的,新文学运动的浪漫主义旗手也因此应运而生。而此前,孙中山先生早已弃医从政,试图发动一次次起义,推翻满清王朝。
鲁迅说,学医救不了中国人。李兰娟说,明星不能强国。其实都是国难当头的激愤之言。弃医从文,弃文从医,这些都是有志之士听从内心的召唤,为时局的需要。我们不必厚此薄彼,更没有孰对孰错。三百六十行,一个健康运行的社会,哪一行也重要,哪一行也离不了。若往大里说,医者,即是五四运动时提出的赛先生,文者,应做五四时提出的德先生,德与赛,一个也不能少,而且从来也分不开。
怎么能捧起来捧到天上,棒起来棒到地狱呢?如今需要医生,你就拼命夸医生,捧医生,可一旦疫情过后,你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尊重医生、呵爱医生、理解医生呢?这其实也很值得考虑的。
其实,一个健康运行的社会里,需要的是行业的平等,不同从业人的相互尊重丶理解与交融。医者也应有人文情怀,而文艺工作者,也应有医者仁心,像这次大疫中站出来的韩红,确实为艺人作了好的表率。
医生也罢,艺人也罢,他们首先都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的需要吃喝拉撒也有七情六欲更有爱恨情仇的人,我们可以提倡护士去剪短发,但剃不剃光头,那得是自愿,我们不能去道德绑架任何人,像去绑架任何职业一样。
不过,无论哪一种职业人,其实首先都是应讲职业道德与职业操守的。而且,越是在职业范围内成就突出、贡献卓越的,似乎也越严格遵守自身的职业规范。而从良心深处出发,为人类长远考虑,他们会对自己所作的发明创造也好丶发现创作也好,自应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与极其理性的警惕。二战时期,爱因斯坦是在无意中发现了制作原子弹的方程式的,但他深知这一成果一旦用于实践,会给人类造成怎样毁灭性的灾难,所以,他迟迟不愿公之于世。
但为了尽快结束二战,他又不得不同意以恶制恶丶以暴治暴,被迫将其运用于战争时,这一成果成为他终其一生最痛心丶最内疚、最自责的事。而发明了炸药的化学家诺贝尔,同样是在为炸药用于战争而痛心、内疚、自责中度过余生的,当他临终时决心将发明炸药所挣来的全部资金都捐献出来,设立一个奖,以用于人类的一切和平与进步事业,那时,大概他正双膝跪在自己职业良心的审判席上,双目仰望苍天,眼角流出忏悔的泪,嘴唇与双臂都颤抖着,寻求着上天的宽恕与良心的安宁。
真是扯得太远了。
哎,在这个大疫之年,我却还有心情来欣赏明星叶童的童言无忌,我也确实是罪过罪过。可是,她本身既没把自己当神当仙一一尽管她演过《新白娘子传奇》里的许仙,又不曾把自己贬成魔怪,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以一个正常人的眼光,正常人的态度,来对待这个职业里的每个辛勤丶认真丶敬业的劳动者呢?
爱因斯坦与诺贝尔的痛心丶内疚、自责,已伴随他们的生命消逝而消逝了,但他们留给世界的思考与悖论却永远留了下来。就像这次武汉大疫,也不知多少年后,人们才能彻底理清其中的伤痛与悲怆。
但愿那时,我们还能如李兰娟院士所期昐的,整个社会都无比尊重科研工作者、医生、教师、军人,其实,那也就是要能尊重每一个对社会有用的职业,每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到那时,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经历了这场灾难,并且经历了那份成长。
宋江鹏:一本书有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序数一段人生。
作者简介:宋江鹏,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创作有长篇小说4部、诗歌200余首、散文及文学评论若干,出版有长篇小说《艾滋弃儿》。作品曾在《新西兰华人联合报》、印尼《好报》等国外媒体以及《山西文学》、《黄河》等国内刊物发表,有多篇作品收入相关刊物及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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