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历史的对岸走过 | 刘存根：佛祖西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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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历史的对岸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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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阅读随记  系列之十八

汉明帝时期，一匹白马驮着佛经来到东土，从此，佛教进入中国。

这是一个即严肃又宏大的话题，史书只用了一个“白马驮佛经”的小标题，做了简要的介绍，意在说明白马寺的由来。我总是有这个情结的，读到这一段，便想有个文字小结，算是我又一层的理解。

我用“佛祖西来意”做标题未必贴切，这是古代僧人的一个设问句，而它的答案却是赵州和尚的“庭前柏树子”，一般人不太明白。这是禅宗宗人的一种问答方式，他们喜欢转弯抹角，不直接明了。一方面为了避免著文字相，一方面是故弄玄虚。或者干脆说，有些事情就是说不清。特别是自唐之后传下来的许多佛门典故，也称禅宗公案，后世的许多智者也解不开。有些禅者为了别出心裁，与众不同，往往对一个简单的事情变着花样问，变着花样答，因此就有了问天答地，问东答西的令常人一头雾水的话题来。有些公案的确也颇显慧根，是很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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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祖西来意

当年，乔达摩·悉达多在古印度迦毗罗卫城做太子时，无法摆脱生死悲苦的困扰，便抛下富贵，出家游走，开始了艰难的探索之路。在实践中他认识到，苦行并不能获得解脱，只有进行精神的升华，即“觉悟”，才能走向正道。他开始净身进食，渡过尼连禅河，在菩提树下沉思默想了七天七夜，终于悟得“四谛”真理。即：苦、集、灭、道。这也标志着他真正修成了正果，因而被称为“佛陀”。“佛”不是神，“佛”就是觉悟的人。

应该说，东汉初年，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已经有了一定的积淀。特别是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都非常崇尚谶纬之学，既巫术迷信与儒家思想的混杂之学。但没有解脱生死这一最困惑的妙法。而道家的长生之术也没有实例验证，特别是服用丹药，往往反而加速死亡，更让人迷茫。汉武帝后期，也曾有过因为“巫蛊”之祸，而使长子刘据被逼自杀的教训。武帝终于有所悔悟，他斥退了所有方士，向天下颁布了有名的“轮台罪己诏”。这就表明，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前，高层人的精神也是非常困顿的，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已经不能解决自己的社会矛盾，对生死这一终极的哲学问题，更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答案。佛教的进入，就此投进了一束光亮，打开了一个精神出口。

即使是今天，科学技术已经如此先进，比如大型计算机每秒的浮点运算已经能达到近万万亿次的速度。宇宙观察能看到几百亿光年外的星体。遗传学已经能解开了人类基因的密码。物理学已经能确定物质最小的单位是夸克等等，但人类仍然造不出一粒有生命特征的细胞，仍然无法跨越死亡的界限。特别是死亡的困顿，今天的人并没有比东汉时期的人们超然了多少。反而在科学的尽头处，依然是神学的天花板。

佛教传入中国时，已经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宗教体系。那个时期的民众普遍愚昧不堪，理性思想尚在萌芽之中。佛教虽为外来文化，却撬开了人们的精神桎梏，促使人们思想转型，进而寻求精神的内源之力，与自己的灵魂对话。佛与以前任何时期崇拜的神不同，不是为了寻求外在之力的保护，而是为了唤醒沉睡着的那个自身的“佛性”。其实，到今天，我们许多信佛之人，还只是为了获得佛的保佑而顶膜礼拜的，这并不是佛陀的本意。诚然，我们不妨想一想，佛用什么方式来保佑你？他用什么途径来传递保佑你的能量？他又是怎样知道了你祈愿的是什么？对，是你祈祷的，是你默诵的，那也是你向另一个“你”表述了心迹。佛在哪里？佛在你的精神世界里，你的另一个“你”就是佛。或者说，你一半是佛，一半是魔，合和成了一个你。它们此起彼伏，纠结于你的一生。所以，有句至理精言告诫你：佛在心中作，莫向身外求。

如此说来，一切佛像庙宇都是假象，一切都是“空”的转乘之物。佛教就是“空”与“无”的使者，引领你在寂灭前洗净身心，以免堕入“六道轮回”，不得涅槃。佛教就是让我们放空一切，不要执念，做自生自灭的一朵莲花。

古印度文明对中国的贡献，应该就是佛教的传入吧？中华大地现存的古代建筑最多的就是佛家的寺院，所以，旅游也称得上是异地烧香拜佛。我的故乡也有几处较大的庙宇，但普遍的人们并不那样虔敬，供台的香火飘荡着浓郁的功利主义氤氲。也有以此约束自己言行的人，他们只为求得一份安然，但精进佛理的人并不多。我打小便读了整套的《十万个为什么》，科学占据了我的头脑，没有给宗教信仰留下足够的空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认识了精神作为特质的存在，具有以物质和实验为依据的科学所不能周全的地方。也许，认识到物质是精神的某种局限，也不失为科学的态度吧？

我知道，庙宇的宏伟，佛像的庄严，震响山林的经声佛号都不过是外在的住相而已，佛教的实质是如何将内心清空，生与死不过是一个认知的转换。宇宙的基本物质并没有生死，那是一堆永生的物质，被灵魂聚为一个形体。如是你，便有一个未知的彼岸，无论做不做努力，你都将被冲刷到彼岸的沙滩上，成为风的涟漪。

我倒真希望有个佛陀世界，即便堕入轮回。

如今，我想去掉那些科学的观念，竟然也是很难的事情。我相信先入为主的优势，更相信生死是唯物的东西，可不那么顽固地惧怕死亡，并与之言和，却是宗教的使命了。

儒、释、道作为主流的精神支柱，佛教更具自律的成份，它的教义都是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的。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是一个功利主义者，我不求升官发财，而求佛陀启智。我们具有了生存的智慧，解脱了生死困惑，那便是佛祖最慷慨的赐福。

我觉得，漫布于中国的佛教，已不是古印度原本的那个佛教，而是与中国文化融合之后，形成的一个中国式的信仰体系。巴利文或梵文被翻译之后，就是中国式思维的重塑。中国语言文字的穿透力，是这个星球最伟大的文明成果之一。佛教之所以长盛不衰，汉文字功不可没。不知道翻译成英语或其他语言之后是一种什么景象。或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早已因地域的差异而植入不同人种的基因之中。信仰是最具东西方标志的文化认同。

喜马拉雅山脉是地球的一堵墙，却也是人类文明两个试验场的界桩。独立成长是相对的童年经历，而融合是一种必然。地球其实不是很大，印度与中国就是隔着一堵墙的邻居。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由于恒河丰沛的滋养，由于雅利安人越过帕米尔高原的融入，印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佛教是这一文明的重要成果。遗憾的是与此文明几乎同时代的古希腊文明，圣人苏格拉底的思想，没有光耀东方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致使这块土地文明的演进十分迟滞。

佛教关乎着个人的修为，是对人性的一种约束，对人类解放与自由的启示作用微乎其微。如此又被儒家的思想浸淫，入乡随了俗，那自是帝王们极其喜欢的。无疑，这减少了他们的治理成本，而且事半功倍，何乐而不为？

宗教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工具。悉达多原本出身于帝王之家，他的教义从一开始就没有反对皇权，他不是自由与民主的旗帜。他教导他的弟子们放弃任何形式的抗争，屈服于命运的安排，集中精力清除自己的宿业。佛家的“五戒十善”，是比儒、道两家更严苛的自虐，有比国家法典所欠缺的柔性功效，足可以称得上是国家治理最理想的辅助工具。也许，之初，汉明帝刘庄并没有想到这一层。或者想到了，史学家们也不捅透这层窗纸，以使他们永远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他们便说，刘庄做了一个梦，梦见西方有个金人，向他示意。由此，因梦缔结了佛缘。

与其说是为圆一个梦，还不如说是汉明帝为引入佛教而编造了一个借口。历史卖乖的说辞，只是给帝王们的行径添了些阅读看点。好在明帝算得上是一个好皇帝，“明章之治” 给了他一个很光彩的历史定位。

明帝一定是大体知晓了佛教的教义，与其奉行“以柔治国”的方略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该当佛法弘道于此，东土有幸，蒙受佛光。明帝便假借梦得金人之说，启动了引入佛教的国家计划。

他敕令大臣蔡愔、王遵等十八人出使西域，去拜佛求法。

众人奉旨，一路西行，在大月氏国遇见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像，并遇见了在此地游历弘法的印度两位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答应了汉使臣的邀请，愿到中土弘扬佛法。遂即二位法师携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经，跟随汉朝使臣一路跋涉，回到东土。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他们一行返抵洛阳。明帝十分重视，高规格迎接了他们。通过法师讲解，更深入地了解了佛教的精义，认为，佛教在本朝推广，有助于教化民众，更好地服从中央的集权统治。于是请二位法师把所带经文翻译成汉文，并下令按照印度佛教寺院的样式修建一处供佛之所。为纪念白马驮经之功，遂命名“白马寺” 。由此，这里成为了世界著名的伽蓝，中国第一古刹，甚至被中外佛教界奉为“释源”“祖庭”。

《佛说四十二章经》也是中国第一部汉文佛典，开启了佛教文字汉化的先河。这个事件，应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悲凉是我的精神底色，但悲凉容易使人冷漠，反叛，甚至培植仇恨。我记不清起始于何时，悲凉开始渗入慈意，当慈与悲重塑了我的心性时，我感觉到，我老了。尽管那年我的外貌还青春勃发。

佛教作为信仰之一，并没有严密的组织钳制，它应该算得上最松散的一种自我修持。或者说，它是一种氛围，一种精神气场，一种东方式的灵魂救赎。我经历过“文革”，亲眼看到我故居巷子里“白衣庵”的佛像，被一尊尊扔到护城河的泥水里。它们很长一段时间都站在苇草间，孩童们不断用石块砸向它们，直至被打碎，淹没。那时我还小，远远地看着那些鲜艳的彩塑沉沦下去。我并不知道砸烂它们的意义是什么。

后来，我看到一尊尊彩塑又重新站立了起来，各地的庙宇如雨后春笋一般，香火堪比从前炽灼，熏烤着半个天空。然而，从此，我觉得，佛祖的使命似乎改变了。我在想，他难道不再是心性的反观，不再是启示我们学会放下的智慧，更不再是教人悟出一个“空”字，去修得一份清净？他真的被一簇簇香火迷失了佛性，成了各种欲望的私人保镖？人们也真的不再有彼岸，不想有彼岸，只愿将此岸做终点，赖在佛的的翳护下长生？

佛祖自西天而来，几千年过去了，不知在这片东土之上，还有没有他的恩泽播布？

有人想问，佛祖，你为何来到东土？佛祖不言，拈花一笑。他如是说，这里亿万众生，浸漫红尘，贪欲滋患，不觉沉沦。我佛慈悲，无有分别，缔结善缘，普度众生。兰桂芬芳天地时，定将还你一片净土，一片琉璃世界。虽征途漫漫，但充满信心！

历史上有几次大的灭佛事件，无论北魏太武、北周武帝，还是唐武宗、后周世宗，据说都是因为利益纷争之故。加之僧尼也太任性了，争夺资源也就罢了，还对帝王大不敬，令其不能容忍，而起了灭佛之意。这竟是佛陀早已预言过的丛林之劫。当今，被称为是末法时期，人性愈发沉堕，弥勒将出世拯救。似乎，这比从前严肃的苦修要宽松了许多，因为弥勒是个慈祥而憨实的东方老头。他胸怀宽大，乐观无忧，不虑得失之态让人觉得更亲近一些。还是佛祖慈悲，想得长远，既往不咎，度人不倦。

以后丛林是否还会遭殃，现在不可预言。当然，焚毁的并不只是一堆堆泥土颜料，驱散的也不仅仅是一群群僧尼，而是一次次民族精神的挫折，一次次信仰的危机。然而，每一次毁灭之后，又是一轮灵魂洗刷、精神再塑、使命更新的机会来临，这叫凤凰涅槃。

阿弥陀佛，我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并不能肯定前世，或更前世的我就不是佛教徒，甚或在东汉初始的那些佛事活动里，就没有我血脉前端的影子？

人，总归是有思想的动物。我们具有思想支配的超前的精神活动，所以，我们有可预见的行为。信仰是灯塔，给我们指引，或者我们为信仰，而去探索。我喜欢佛陀寻根溯源的严谨态度，我敬仰为真理而勇于牺牲的精神。我知道人的思想的不确定性，会导致信仰出现偏离，导致人的堕落或者毁灭。佛祖从生死一念出发，进而延展出整个人性的修持。我们何不以一叶菩提为舟楫，去踏上彼岸的那片花丛？

我每次进庙总要到佛前施礼的，我烧一炷心香，远比那根檀香更燎燃我的虔敬。我愿在一片秋凉的寂静里，独立于某一处寺院的红墙之下，看着那一片片黄叶衰落，禅释着生命的由来。案前的青灯，弥漫着智慧的光芒，我越来越觉得每一声经声佛号，都在拂去我心灵的一缕缕积垢，让我清明。我虽然不是一头青皮，落尽烦恼丝，顶上更无两行戒疤，然而，我的心早已被香火烙刻。

或深山古寺，我愿盘桓于那山道，为最后一朵花的开放吟咏。或闹市居静，我愿隔着一堵墙，独守心中的方寸。我愿终究是我，在红尘里，不迷失于喧嚣的苦海。

佛陀，赐我智慧！

在佛陀眼里，生命只有轮回。生与死，都是轮回的起始，这是一种无休止的往复。如同一棵长生树，秋尽落下树叶，早春萌出新芽。一个夏日的蓬盛，秋的衰败，便是一个周期。然而，佛陀说，这个轮回不是树叶荣枯这么简单。人，却要经六道轮转，受尽不可言喻的苦难。所以，人活着不是一世的责任，你不是一世的你。这就是说，我们虽然活的很艰难了，但还得为来世着想，因为有可能来世更艰难。

我们不讨论有没有来世，不讨论有没有独立灵魂存在，不讨论有没有地狱。我们只说，这个假设如果成立，那生命真的就没有死亡了。如此在信佛人的眼里，未来就能有两个去处，一是投胎转世，一是往生极乐。很显然，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和结果，当然，往生极乐是普遍的愿望。这便是此生修持的意义。

也许，如今，大多数人不再相信这一说法，他们拜佛是为保佑当下，并不是思量来世。但在两千多年前，在东汉明帝时期，在巫术神学的绞困下，定然会有许多拥趸。这种认知，是生命的一个新解，它的确是那个年代思想尽头的一道启蒙之光。

任何一种宗教都在试图回答有关死亡的终极话题，揭示死亡的意义。他们通过来世的描述引导当世的修持，进而维系社会构架稳定和道德提升，佛教在此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死亡本是最消极的东西，却能如此豁达地诠释，还能号召众生去积极地践行，这是对人类文明的一个巨大贡献。

我们倡导科学的人生观，但科学化解不了死亡的悲哀。我们不能安顿好这颗忧虑的心，我们便不能快乐地活着。科学越是进步，我们越被撕扯的疼痛。我们眼界越宽，视距越深，我们越感觉到生命步履的急促，终点处的无奈。上帝为何要创造生命？地球上还没有答案。上帝为何还要创造会思考的生命，用死亡的恐惧来煎灼人的灵魂？这一问题悉达多给出了答案，就是菩提树下的“四谛”真言。其实灵魂依然是个谜，科学并没有数据支撑，所以，除宗教之外，还没有灵魂的可视图谱。也就是说，在精神领域，科学没有比宗教走的更远。

西天，并不是西方的某一具体地区，佛陀说的“西天”是我们精神的灵鹫峰，需要在自我世界里自我垒积攀缘。当你学会下望时，你便有了高度。当你看穿了红尘时，也就望见了“西天”。

我们大可不必以科学的借口来否定精神的未知，是人，就应该承认精神的意义，就应该积极地寻找通向广袤世界的出口，而不应蜗居于个人的偏见。信仰是自觉，是灵魂的远行，是人与神对话的通道。我没有资格说什么“不二法门”之类的话，佛教是信仰的一种选择。也未必非得天天诵经，日日礼佛。我几乎是两只脚都踏在红尘的俗人，需要生活，需要春花秋月，风雨冰雪。需要红尘炊烟，牧牛横笛。但我努力要学会驾驭思想，不放弃一闪念的空灵。要给我生命的晨光与晚霞，春种与秋收，注入我灵魂的标识。

我们不妨相信有个来世，也有过前生，不妨相信佛陀的那个世界，是最温暖的归宿。

因为读史，激发出我这么多想说的话，虽啰嗦了一些，却也透着虔敬。开卷有益，不失为一句真理。

那年，我专程到洛阳看牡丹，在伊水河边，被卢舍那大佛的慈爱与庄严所震撼。从此，她走进了我的心中，在我孤寂或困惑时拂我以温暖。那日，我也拜谒了白马寺，由于机缘未至，竟没有多深的印象。更没有领悟了它那悠沉而朴古的钟声，已经贯穿两千多年的岁月，震醒了无数愚顽的头颅。那是何等的高妙、正大的宏钟大吕？试问“佛祖西来意” ？一句“庭前柏树子”对答的更为响亮，佛法承继，一定会如松柏一样长青！

越过千山万水的一匹白马，承载着佛陀的精神，被时间凝塑在东方。再无有白马入芦花的失陷，却终因陀罗尼的一串文字而被撰刻进历史！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存根，笔名牧童、木然。六十年代初出生，河北涿鹿人。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协会员、河北省散文学会会员、县作协主席。其笃志艺术，笔耕不辍。长期坚持业余写作和硬笔画创作。热爱家乡，忠于职守，悉心地方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传承，积极传播主旋律和正能量。先后两次获中国散文最高奖冰心奖殊荣。作品题材广泛，立意新颖，文辞优美，主题鲜明。或寄情山水，或读书随记，或人物事件，或咏物言志，无不体现了该同志浓郁的文人情怀和凝重的历史责任感。读来厚重博雅，入胜启思。其散文风格是植于草根、忠于生活、多维穿梭、立体表达、独树一帜、众望可期的。为此，其作品颇受散文大家的赏识和同行的赞许，也颇受读者朋友的喜爱。他既是涿鹿地方文化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地方文化探进的努力践行者，还是有志在散文领域披荆前行的探路者。近年来，其有散文集《履迹心光》《寒窗独语》《寻吟闲寄》、诗文集《山水间》、硬笔画册《长河遗韵》出版。作品曾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单篇大奖、 第三届冰心散文奖作品集优秀奖、河北散文名作一等奖、张家口市文艺繁荣贡献突出奖、河北省散文30年金星创作奖以及中国散文精英奖、中国当代散文奖、全球华人长城金砖奖、漂母杯奖、河北群艺奖、河北彩凤奖等数十个奖项。在《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法制日报》《张家口日报》《散文选刊》《神剑》《全国优秀作文选》《散文世界》《散文百家》《华夏散文》《长城文艺》等国内知名报刊发表作品近百篇。并有多篇作品入选国家级散文专集。二零一零年入编首版《中国散文家大辞典》。二零一二年十月《人民日报》为其散文集《寒窗独语》发表专评《桑干河水的滋养》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