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啊，这个是命吧！”老人沉吟了一下继续说：“说起来话就长了，师傅不见笑，我就摆给你听。”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好奇心，接着便陷入了深沉的回忆：
“我的老家在川东的中梁山里，十来岁父母就先后得肺病去逝了，我十二岁起就到纸厂舀纸，三十多岁了都找不到堂客，尽管那时候我已经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纸匠了。”老人一口川东方言，缺牙的咀又关不住风，我要不是四川人可能很难听明白他讲的话。
“抗战期间，我们山里来了个要饭的女人，伙计们看她粗手大足的，是个能出力气能吃苦的人，就撮合我们结了亲，我给老板舀纸，她帮老板家打杂，两人相依为命。民国二十九年陈孝出世；日本人投降那一年又添了个姑娘，一儿一女，又逢乱世，日子过得艰难。”
老人吸口烟慢慢品了一会，然后喝口酸梅汤接着说：民国三十八年冬里，山里解放了。土改时给我评了个雇农成份，还分了三间瓦房和一些农具、家具，两个娃娃交上好运了。土改一完，政府就把陈孝送进了速成学校，接着又送到重庆培训，人民公社成立那年被安排到乡供销社工作，不久就安了家；姑娘读完初中回乡务农，我们俩口子舍不得吃的给她吃，自己穿孬点，给她穿好的。总想，世道好了，儿女盘大了就有靠头了。那时候，陈孝每月都给我寄五块钱，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我也一天天见老了。”
正说着，我爱人下班回来了。听我作了介绍以后，我爱人说：“我熬点绿豆稀饭凉起，大伯晚上就在我家随便吃一点吧！”老人听了，急忙站起身来说：“不啦！不啦！我的地还没有扫完。”一边出门，一边说：“你们夫妇都这么贤惠厚道，改天我再来摆龙门阵。”老人的回忆刚开了一个头，还没有让我明白为什么他这么大年纪了还来当清洁工。于是，我送老人到楼门口时向他发出邀请：“陈伯伯，我出差回来要换休两天。明天你早点来哈，我在家等你。”老人爽快地回答：“要得。”
第二天下午，我午睡起床又去倒垃圾的时候，老人老远就和我打招呼：“我今天吃了午饭就来了，卫生都搞完了。”我迎上老人，相跟着走回家，边走边问：“陈伯伯，上午凉快些，您咋不上午来搞清洁呢？”“上午出不来。陈孝他们上班走了以后，我得帮他们把家里收拾归一了才行。”老人的回答叫我一时无语。我给老人递烟，请他落坐后开始切西瓜。老人是熟人了，他没有像昨天那样客气地推辞，只是说：“我来西安后没有摆龙门阵的人。不怕你笑话，半年里我说的话可能还没有我们昨天下午说的多。”
等我到了两怀酸梅汤放到茶几上以后，老人又开始了回忆：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那个女娃儿参加了乡里的红卫兵组织，因为家庭出身好，是雇农成份，她当上了战斗队的队长，整天带起人破‘四旧’，立‘四新’，后来又批当权派；一直到第二年夏天武斗越打越凶的时候她才回到生产大队当了逍遥派。国庆节我们为她操办了婚事，女婿是她当红卫兵队长的时候认识的，现在是我们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
“过了几个月，添了一个外孙，老太婆被接去照看就回不来了。我老了，她娘一走，我自己做来自己吃，觉得很自在。谁知，人有旦夕祸福，不久我得了胆结石，动手术住了十多天医院，不仅花光了积蓄，人也变得面黄肌瘦了。老太婆心疼我，要女儿把我接过去一块住。女婿不乐意，说：‘两个老的都让我们管，住不下，经济上我们也恼火。’老太婆心酸地给我说了，我想，没有办法，那就去和儿子过吧。
“陈孝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一年调到西安工作了，媳妇是西安人。我给陈孝发信，他回答得很干脆：‘那个家不要了，您把它卖成钱，来就是。’
“我把三间瓦房和杂七杂八的东西一起卖了两千元，留了一份给老太婆带到女儿家，没想到，女儿不高兴，说我重男轻女，她没有上到学，只有小学文化，家产不能全给她的话，至少大半应该给她。
“我来到西安。心想，到儿子身边总要好点，那怕看个家，他们工作也省点心嘛！小孙子和我住一起，三代人亲亲热热在一块，圆了我的天伦之乐梦。可是，不久陈孝问我家产卖了多少钱，我说了实情以后，他也不高兴了。他说：‘幺妹是嫁出去的女，她结婚办了那么多陪嫁还不够？我工作后月月给家里寄钱，她凭啥子分一半？’女儿要多半，儿子要全部，我一时回不过神来。不等我说话，媳妇在一边也开腔了：‘你老人家以为陈孝在外面当了好大的领导在挣大钱是吗？老妈身体好能做事就留在幺妹那里，你身体不好就到我们这里养老，好偏心啊！’
“我听了好难过啊。俗话说‘一儿一女一支花’，‘有儿有女是菩萨’，可女儿说我重男轻女，儿子媳妇嫌我是负担，我这是啥子‘花’又是哪门子‘菩萨’哟！
“师傅，你不住地摇头，看得出来你们夫妻一定很孝顺你家老人。人常说‘少年夫妻老来伴’，不是万不得已，我哪里愿意和老太婆分开啊！如今事已至此，四川回不去了，只好求儿子媳妇帮我找点事情做，自己养活自己，自己照顾自己了。”
老人打住话头，抽口烟以后像作总结式地说：“这不，熬了几个月以后我当了清洁工。”老人饱含苍桑的龙门阵显示了他顽强的生命力和对生活的执着追求。我在沉默中检讨自己：我和妹妹对父母尽孝道够份吗？
……
从那以后，我与老人成了忘年交。不久，他把每天搞一次卫生改成了每天上下午各搞一次。上午他要把儿子家收拾归一了才能来，我在厂里上班，难得见到一回。家属院里看不到一根杂草，一片败叶；走道、楼梯始终保持无垃圾、无痰迹。全院几栋楼的职工和家属，没人不夸老人勤劳、善良，不少家里都请他喝过水，吃过西瓜、水果什么的。
不久，陈孝因为“三代同堂”，厂里把他的两居室换成了三居室带阳台的大单元。可是，搬家的时候，老人却搬到工厂后门原来消防队放杂物的一间小棚屋，单过了。
一天下班后，我专程去小棚屋看望老人，他正在用布条打“草鞋”，一只大花猫躺在他脚边，似乎睡着了。
“陈伯伯，陈科长住上大单元了，您咋还搬到这里来单过呢？”我好奇地问。
“哦，你问这个么，”老人脸上现出一丝苦笑，“老了，又一身脏兮兮的，住在一起不方便啊！再说，吃东西和年轻人喜好不同，不能让他们迁就我嘛。住在这里单过，到单身食堂我想吃什么随意点！”
听了老人似乎轻松的话，我的鼻子有些发酸，连忙把话题转到花猫身上。我问：“您在哪里找来这个宝贝作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