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翔黎报名参加了市里三天的义工培训，他了解了包括李泳海在内的许多义工的故事。李泳海大学毕业后，在省城找工作处处碰壁。于是回到蕙原县当了几天的培训教师。后来，返乡成立知行社工机构，他的活动与家庭有冲突的时候，就做些善意的谎言，不知不觉走到今天。
一个周六的晚上，他接到一个来自深圳的电话。原来是他在大学参加义工实习时的个案服务对象。当年的小男孩12岁辍学在家，现已经是18岁的安保工作人员，月薪已经四千元，李泳海坚持自学，直到他工作，还一边坚持学习实用技能。他打电话问李泳海何时去深圳？可否来省会再见他一面。
大学实习时，他参与了针对城市留守儿童的“小候鸟”义工活动。他们不辞不辞辛苦，穿梭在省会大半个城市，给省城的留守儿童送去文具、图书、玩具和生活用品。这些孩子大约七八岁，他们很开心，尤其是环卫工的子女，生活条件更差一些，需要特别关注。那些曾一起同肩并战的大哥大姐鼓舞着他，他们不仅熟稔社会工作的价值观，社会工作的技能与研究方法，而且公正无私，平易近人，宽容大度，谦卑严谨，真真切切与弱势社群同行，在生活和工作中理解和帮助同工，使他这个平时看似冷漠的人都被感化了。
后来，他有机会到深圳做了一年多的社会服务，深圳是全国民间组织的试验田，改革开放之窗口，经济、政治和非政府组织名列前茅。那里的领导比其他地方的官，敢为有为，革故鼎新，妇孺皆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大力推动孵化社会组织，推动社会服务平民化。而现实往往让人失望，从市委到工作站，权力大的猖狂，权力小的自由，政府“公仆”庞大繁冗、尾大不掉。深圳本地人大都赴香港或出国而居，外地人多来深务工，他目睹了劳务工的生活惨状，感叹社会问题丛生，爱莫能助。
他在博文中写道：“反观今日之国民受教育水平，不禁黯然失声。‘五四’时，学校不过十几所，今日至少有2000所院校；昔日学生不过万人而已，今日中国近4000 万青年学生， 民国之才华横溢者举不胜数，今日中国培养之大师圣贤少之又少， 多培养一些挣钱工具，为生计所忙碌奔波，无暇顾及政治和国情”。在义工短训班上他有一段激昂的演讲：“民间产生的社会组织，能化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之文明，如果运用得当，不仅可以收回民心，亦可以代表人民参与政府决策。从这个角度讲，非政府组织可以比人大代表更有发言权。人民必须借助组织发挥个人之天赋人权及其他权利。当今散乱纷扰之社会，必须大力推动各种非政府组织成立，以化散沙为城墙，达成民享民有民治之社会”。
李泳海是苏醒的部分农民，在生存权力之外，他争取更多的发言权和起码的尊严。在老家农村他感受到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可是许多人良心日渐麻木。教育社会化，市场化，和学区房挂钩，疯狂的辅导班，拉开了，助长了差距。金钱（市场），权利（政府），情色（娱乐圈），处处是他们的影子和口舌，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大众。媒体千万种，大部分歌功颂德，千篇一律，谁替农民代言？当电视新闻里争论南北方有无暖气片时，农村天寒地冻下的老人与孩子有谁管？他们没有话语权，也不知道怎么表达。城里有暖气，农村靠庄稼秸秆玉米芯点炉子取暖，捡拾劈开的木头。好一点的烧煤炭，煤炭贵，还容易中毒。冬天的老人和孩子最可怜，受冻伤的多，老人感冒的多，儿童的户外活动也去取消了。
他现在不想谈钓鱼岛或者是莫言的文学奖，甚至他都不再在群里高谈阔论了。周日白天忙完了知行堂的事务，晚上则忙着为求助的农民工写申诉文章。那人从小家贫，无钱读完初中，无钱娶妻。他善良义气，很有能力有抱负。二十岁时，母亲反对他与邻村女恋爱，于是一起逃婚，在外地，那个女人为他生了一男一女。男孩因耽误吃药而智障，越长大破坏力越强，打仗骂人，整天惹是生非，妻子不堪忍受，带着女儿离去，父子俩相依为命。儿子借钱了，他去还；儿子小偷小摸了，他去负荆请罪；儿子自我伤害，他流泪带他去医院；儿子酒后打他，他就以父爱之心宽容孩子；儿子惹祸了，午夜，他在凄凉的睡梦中被一圈警察惊醒。每年中秋节的时候，别人家里阖家欢乐，他只有形影相吊，面对荒草，只有无奈何叹息；他已经忘记他妻子和女儿做饭的滋味，他也没有喝过一次热水。
李泳海的申诉文章最后写道：“农村还有很多这样的，一时难以解决，我们的组织无孔不入，可是为什么不关心一下这样的老百姓？”。他只是想有更多人来农村，救救苦命的农村人！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