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你和朋友聊天，提出某种观点，对方听罢或者未听罢便强烈表示不赞同；而无论这不赞同是有理有据还是无凭无据，你都感觉受到了侵犯，心生不满。
反正我经历过。并且我发现在对方说出“不同意”这三个字时我就已经开始不满了。我来不及捋清这不满情绪后面的来龙去脉，就已经开始任由不满情绪滋长；正如对方来不及向我说明她不赞同我的理由，就迫不及待地向我表示她不赞同的态度。
我于是开始反思自己为何会不满。首先，如果她是未听完我的阐述便表示不赞同，我的不满可能是来源于她擅自打断我说话的行为，来源于她傲慢的态度——姑且算作情有可原。其次如果她是听完我的阐述而表示不赞同，那可能会有三种情况，即反驳后给出一套完善的理由、反驳后给出一套很烂的理由以及单纯地反驳且没有理由。
如果是单纯地反驳且没有理由，这种行为当然很惹人讨厌；这就好像你费了好大劲烧的菜，对方囫囵吞下不知其味又呕出来，只说一句“不好吃”；这种情况应该是多见于仇人之间、控辩双方律师之间以及立场不同的政客之间。如果是反驳后给出一套很烂的理由，这种行为也很惹人讨厌；这就好像你费了好大劲烧的菜，对方端出一碗热翔来个浇汁，搅拌搅拌，闻一下说“做的什么烂菜”；这种应该是多见于和你争论的对方故意或不故意使用逻辑谬误或悖论，来反击你深思熟虑后的论述的情况。而最后一种，反驳后给出一套完善理由，让你觉得好有道理无言以对的情况，当算做是根正苗红的交流，当算作是真正的思想的撞击了；面对这样的反驳，我理当大叫一声“请受小女一拜”并掏出小本记好，我也曾无数次地告诫自己至少面对这样的反驳要温良恭俭让；然而我发现现实却是，即使自己有幸撞上了这样的反驳，我仍然不满，仍然气愤，仍然感到受到了侵犯。
事实上，上面的分情况讨论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我假设对方的第一反应就是听完或者未听完我的阐述便大声喊出“不同意”。在现实生活中，当我听到“不同意”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不满了，和对方“不同意”之后有没有说明道理、说明了什么道理根本没有关系。按理来说，对方说出“不同意”的时候，她后面跟着的解释无论有无无论好坏，都处于“薛定谔的猫”的状态，我即便不满也应该是在看完了对方的表演之后。
但我就是不满。只要发现对方不同意，我就开始不满。
我于是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二）
我的假设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观点或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确定。它或许是我道听途说而来并糊里糊涂确信了的观点，它支离破碎不成体系，悬浮在我混乱的大脑中；或许基于他人的灌输而生长出来的歪歪斜斜的衍生品，它有着浅薄的根基和残损的器官；甚至它或许根本就是我基于一腔激情或义愤得出的结论，而并非是基于冷静的思考。
举个例子，比如受到老板训斥而内心委屈不平的小职员，晚上回到家看新闻上说有人因为“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就辞了职，便也激动地想，我TM就是被剥削压迫的阶级！我要反抗，要周游世界！要自由！自由万岁！而此时因为被训斥而激愤难平的她，根本没有余力去挖掘梳理自己喊出的“自由万岁”这句口号（或说结论）之下的根基。比如为什么自由万岁，即为什么自由是好的；比如究竟什么是自由，辞职、炒老板、周游世界等行为，是否是“自由”这个概念的外延。
AllanBloom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讲道，我们普遍相信的观点、普遍呼喊的信念，都是前人经受过酷刑般的苦思冥想、极尽挣扎才得出的。苏格拉底遍访名家、遍读群书，究其一生才得出“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的结论，Bloom却发现他年纪轻轻的大学生们随便哪个似乎都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Bloom于是感慨，道理和哲理，从未像今天这样轻松易懂、唾手可得。
由此我们反观自身。拿我父辈来讲，他们经历过特殊的时期，贫困和对知识的蔑视是从就耳濡目染的。诸葛亮说“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他们从小却连做家庭作业都要躲避着家长的责罚，其草木皆兵的紧张气氛比之现在的孩子躲避班主任偷偷玩游戏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不要提什么培养读书、思考习惯的宽松环境了。他们被迫地、不得不将几乎所有智力和体力资源都围绕如何养家糊口、摆脱贫困而施展。如此被生活逼问着、要随时随地给出行动的他们，最不需要的就是犹豫。而思考却恰恰会让行动迟缓。
以上种种，导致我的父辈们对贫困的恐惧广袤而绵长，对金钱的欲望原始而冲动，只有在追求知识的时候显得举棋不定、力不从心。也正因如此，即便后来社会环境和价值导向发生了剧变，幼时的环境仍在“理性思考”方面，给他们留下了先天性不足。
（三）
高中上语文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起“家”这个字的由来。老师说，家是一个宝盖头加上一个“豕”；豕，意为猪；古时候人人家里都要养一口猪，这是一个普通人家里最重要的财产。
这个解释我一听就觉得非常有道理，因为我的父亲时常给我讲起他小时候养猪，以及过年杀猪的场景。话说那个时候没有饲料，人都吃不饱，更别说给猪喂什么好吃的，顶多是些野菜、棒面渣滓；有钱或者有门路的人家会问饭店买些泔水，那也是少数。一头猪，要辛辛苦苦喂养一年。到了过年杀猪的时候，先顺着肚子一刀割开，猪养的肥不肥这一刀就能见分晓：有的人家的猪，割开肚皮只觉肥油厚得深不见底，这表示这家人猪喂得好，引申含义就是这家人要么有钱、要么有门路；而有的人家的猪肚子切开一看只有薄薄一层肥油，那这家人会觉得脸上十分无光，恐怕年都要过不好了。
我的父亲是家中长子，十几岁开始过年杀猪的工作就由他来操办。每每说到当时和我父亲一起玩的老赵家的男孩子，提着刀不敢下手的样子，父亲就显得很得意，因为他从第一次杀猪开始，就从来干净利落，毫不手软，这让当时的乡里乡亲都觉得我父亲是个有出息有胆量的孩子。
我觉得父亲自幼培养起来的胆识和果决，是导致他随着年纪增长而越发倔强顽固的主要原因。他的所有决定，好的、不好的，合理的、不合理的，我和我的母亲都很难干涉；但我的决定，我父亲一旦认定不妥，那就一定要干涉到底。年幼叛逆的时候，对于父亲的顽固总是反感；现在年纪大了，竟还是理解更多一些。我设想父亲十多岁，正上初中的年纪，个头不高，整个人恐怕比猪大不了多少；这边是五花大绑嗷嗷惨叫的猪，那边是饥饿了一年只等开荤打牙祭的家人，和围观着等着看你家出丑的邻居。除了头不低眼不眨地一刀割下，让人们看到猪的肥硕，也看到我父亲作为长子的果敢，他还能怎么办？这时候如果还衡量着动物权益和人的权益的关系，斟酌着动物生命和人的生命的价值，进行着虽然和杀猪一样艰苦卓绝、需要胆识但却无法展演给旁人看的内心斗争，只会让自己和家人落得“懦弱”的污名。他要在举刀的时候想，我是在为家人能过好这个年而杀猪，我是在为捍卫家族的荣誉而杀猪，我是在为证明自己是个男子汉而杀猪；几句暗暗的自我鼓励，就足以让杀猪这个行为不单单是杀猪，而是一件无比正确无比紧要的壮举；面对这项壮举而惊惶嚎叫的、养了一年的猪，突然没有了可怜，只剩下阻碍壮举的可恨面貌。这时，年幼父亲便能够像大人一样顺利挥刀了。
（四）
但是，人的所有行为背后，总要有一个能够证明该行为合理的理由。比如Susan Cain在《内向性格的竞争力》中说，一个成功的销售人员，必定内心是坚信他所销售的产品是好的，是于人有益的。这个道理应该也好懂。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是那种穷凶极恶之徒，我们的行为受到良心的审视，受到道德的规制，受到禁忌的约束。如果一个销售者怀疑自己销售的东西于人有害，那他很可能难以在工作中拿出十足的热情。所以销售者在入职时要先要听创始人讲一讲理想和蓝图，要接受“企业文化”的洗礼，要认定自己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是造福于人的，是正确的。
这一点在埃隆马斯克的SpaceX公司中体现得很极致。有一阵子我迷恋各种有关火星的纪录片。看火星，那就一定要看SpaceX的成长史。埃隆马斯克认为地球这个世界太小，不够他施展，于是他历经波折创办SpaceX公司，立志要送地球人登陆火星并定居。在纪录片中科院看到他的员工普遍精神抖擞，阳光奋发；在接受采访时也几乎异口同声地承认：火星是人类的未来，人类这个物种要想延续下去，火星是唯一的出路。
我本身喜欢火星，也喜欢这种现代版的“移民新大陆”的故事。但我相信，正如我们面对很多事物都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一样，对于登陆火星的计划，一定会有人表示不理解甚至蔑视。这也难免。因为即便对于我来说，“火星是人类的出路”这种观点，从很多角度考虑都不太现实。火星上的资源可用吗？火星真的能朝宜人的方向改变吗？即使人类大批迁移到火星，这样在一个完全不同于地球环境下繁衍生息的群体，数百数千年后还是我们通常定义上的“人类”吗？
未知太多，难以证实或证伪的事情太多，以至于“火星是人类唯一的出路”这个观点，怎么看都不像是基于推导和验证之后得出的结论。对这个观点的坚信更像是一种信仰，一个感性的理想，一丝希望。SpaceX从上到下的所有人，他们用这个信念证明着工作、生活甚至自我之存在的合理性。
这个貌似距离我们很遥远的故事里人们的想法，仔细推敲其实与我父亲杀猪时的心理有异曲同工之趣。他们都是在给一个单纯的行为拟定一个前提，然后让这个行为在前提的荫蔽下而合乎情理，再让进行这项合理事业的自己变得充满斗志。
（五）
熟悉逻辑学的人一定知道三段论推理：大前提、小前提、结论；比如教科书上的经典例子是，大前提是所有人都会死，小前提是苏格拉底是人，结论是苏格拉底会死。套用到SpaceX的例子中就变成：大前提是所有符合人类终极利益的工作都应该努力去做，小前提是登陆火星是符合人类终极利益的工作，结论就是登陆火星这个工作应该努力去做。在整个三段论的内部，这个逻辑是绝对严谨的，毫无瑕疵。但问题是，前提本身是否正确？一个人用来正当化自己行为的各个前提之间，是否是矛盾的？如果各个前提互相矛盾，前提所指引的行为就难免发生矛盾。找个生活中常见的例子很容易就能明白这一点。
比如有个叫小蓉的人出轨了，面对着自己的愧疚和配偶小喆的责问，小蓉说，原谅我吧，我只是犯了一个天下人都会犯的错误。在这里我们不讨论“出轨”行为本身的对错，暂且将其与登陆火星行为一样设定为中性（btw我自己认为出轨行为是绝对错误的，因为我是基督徒；但我不想让自己的想法影响推理，所以设其为中性）。在小蓉出轨这件事中，根据立场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对错判断。
首先小蓉在说自己犯的错误“天下人都会犯”的时候，言外之意就是，既然所有人都会犯，那我犯了也就无可厚非了，法不责众嘛！这样一句话，就顺利地为小蓉的出轨行为提供了正当化理由。
而被出轨的小喆，如果他本身也出轨了，那他很可能会原谅小蓉的出轨行为，因为小喆多半也会认为自己是犯了一个天下人都会犯的错误，最好的证明就是你看，我的另一半都和我一样嘛。此时，小蓉和小喆两人的行为可共用同种解释和同种背景，所谓“趣味相投”，自然互不怨恨。
但如果被出轨的小喆没有出轨，那他很可能会觉得遭到了背叛，即便小蓉辩解说“我犯了所有人都会犯的错误”，小喆也可以反驳说“放P，我咋就没犯这样的错误”。小喆会内心委屈，认为自己的辛苦专一全部付诸东流了。此时的小喆会委屈愤怒，并顺势为这愤怒提供根据：出轨可恨，出轨的人也可恨，我理当愤怒，理当痛恨！
如果小喆的性格暴烈异常，他或许还会以实际行动表达愤怒，比如对小蓉实施报复。此时的他心里会想，对于可恨的人，就该给他点颜色看看！
当然，这样一番折腾，小蓉和小喆很可能就此一拍两散。然后事过境迁，小喆与小明喜结连理。却不料有一天，小喆背叛了小明，自己也成了出轨的那个人。此时他可能会完全忘记当初被人背叛后的盛怒，转而对悲愤的小明说：对不起，但我只是犯了一个所有人都会犯的错误。
为什么在这个故事里，小喆在矛盾的行为和思想之间可以随意穿梭？我的解释是，因为他的思想是碎片化的。无论是“出轨罪不可赦”还是“出轨情有可原”，这些观念都互相孤立地存储在他大杂烩般的头脑中。当他出轨或者想出轨了，他就拿出“出轨情有可原”来为出轨的行为或念头提供合理化基础；当他被背叛，发怒或想要发怒，报复或想要报复了，他就拿出“出轨罪不可赦”来正当化自己发怒和报复的行为或念头。
从这一点上来讲，小喆的思想和SpaceX的员工们有相似之处，即都二者用来合理化自己行为的前提，都不是经过严谨的推导和反复的比对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但二者又颇为不同。因为至少对SpaceX的员工们而言，“火星是唯一出路”这一观念的产生先于行为，观念的角色在于指导行为；并且他们对该观念的坚持是始终如一的，是一贯的。他们没有今天努力工作，明天又消极懈怠甚至搞破坏；没有今天相信“登陆火星意义重大”，明天相信“登陆火星毫无意义”；他们更没有试图用互相矛盾的观点，来合理化自己互相矛盾的行为。但小喆却不一样。小喆在上述故事中，行为先于观念，观念只起到了给行为擦屁股的作用，且为了擦得更干净些，小喆不惜动用互相矛盾的观念。
（六）
对于很多人而言，行为往往先于思考，道理往往后于实践。他们做完了一件事，糊里糊涂找个理由正当化；然后做了另一件事，再找另一个理由正当化。前后两个理由若没有矛盾之处倒还好说，可一旦相互矛盾，就会带来麻烦。因为虽然有些人记不得或懒得记得自己思想行为的全过程，但毕竟有人会记得。记得的人会反思自己思想的前后矛盾性，这样的反思让他陷入自我挣扎自我否定的苦恼，陷入担心自己变成了“曾经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的恐惧。恐惧和苦恼会带来行动的迟缓，让紧张高效的现代生活无法正常运转。这时的他有三种选择：要么快刀斩乱麻地用“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来结束一切思考，回归到拒绝思考的“纯真”状态；要么继续停留在思想表层进行碎片化思考，却越思考越迷茫，最终使得思考成为磨损时间齿轮的异物；要么深入挖掘下去，找到思考的根系和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逐渐开始“认识自己”。
上文提到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是我们从高中就耳熟能详的“哲学原理”，也是我父亲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只可惜像我一样的很多人，对这些“原理”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没读过马列，但我相信为了得出这些结论他们一定曾经苦思冥想，自我折磨，反复争斗过；我也妄然猜测着，或许我们中的哪个人，如果真真切切地领悟过、理解过，实在地学到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推理过程之后，走一遍自己的人生，或许会得出与他们全然相异的结论也说不定。我不断想起陈希米说的话：“虽然其实所有的真理都被前人说过了，所有的角度也都被站过了，但每一世，我们每个人来，都必须再从头开始。”
文|大龙 编|西子
第7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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