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4月16日,乌鲁木齐天气阴冷。午后,王洛宾独身一人,正在开着暖气的室内打盹,被一阵轻轻的叩门声唤醒。
打开房门,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陌生的女士,披肩长发,身穿黑红格子毛呢外套,闪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来的人正是台湾女作家三毛。
那时王洛宾还不大了解三毛,他只听说三毛是个名气很大的台湾女作家,至于名气大到什么程度,写过哪些书,他一无所知。但远道而来的三毛,却为这场奔赴策划已久。
作为公认的“西部民歌之父”,王洛宾一生整理、创作的歌曲高达1000多首,传唱很广。
三毛从小便是听着王洛宾的歌长大的,比如《达坂城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在那遥远的地方》等,三毛都会哼唱。而且,流浪的时候,她还把这些歌带到西班牙去唱,带到撒哈拉去唱,一唱唱了十几年。
只是那时候,三毛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和这些歌的作者产生关联。
1989年的一天,三毛在报纸上偶然看到了一则关于西部歌王王洛宾的采访报道,一下子回忆起了那些被自己唱了很多的年。
又顺着文章往下读,读到“每天黄昏,他都坐在门前看夕阳;天黑后,总要对着悬在古旧墙壁上的太太遗像,弹一首曲子给她听”时,三毛的灵魂倏然震颤了。
原来这个世界上不仅有她和荷西这样的爱情。在中国大陆的西北,在那个同样黄沙漫漫的地方,还有这样一个痴情的人,以这种痴情的方式陪伴着另一半。
因为相似的爱情信仰,三毛对王洛宾产生了好感。她说:“这个老人太可爱了,也太凄凉了,我要写信安慰他,我恨不得立刻飞到新疆去看望他!”
性情热烈的三毛并非心血来潮,她很快就真的提笔给王洛宾写了信,并计划远赴万里之外的新疆。
爱人荷西去世后的10年间,这还是三毛第一次为一个男人如此冲动。她的朋友、《明道文艺》的主编宪仁先生有心成全,便委托她去给王洛宾送稿费,这样两人就有了个正式见面的理由。
那一天在三毛的记忆里印象深刻。她记得自己来到王洛宾家中后,两人只是简单寒暄了几句,就开始像老朋友一样聊起天来,丝毫没有初见的拘束。
在两人的长谈中,三毛了解到王洛宾一生坎坷,历经磨难,事业和家庭都曾遭受重大打击。活了大半辈子,最后只有孤身一人。妻子离世后,他从此辗转各地收集民歌,在音乐中安慰自己。
这样的经历,让三毛不胜唏嘘。但是王洛宾回首这一切的时候,却自有一种云淡风轻的沉稳,仿佛这一生之苦都不算什么。三毛不想用任何苍白的言语去安慰这位老人,只是平静地为他唱起了自己所写的《橄榄树》。
王洛宾一生见惯人情冷暖,却是第一次见到像三毛这样纯真如水的女子。于是他也为三毛唱了一首他创作的《高高的白杨》。两个充满故事的人,在广袤的新疆大地上,用音乐交流着彼此的心意。
一天的交流下来,两人越发投机,相见恨晚。遗憾的是,这次相见十分短暂。因为三毛是跟着旅行团过来的,她在新疆只待了两天就不得不离开。
回到台湾后,三毛心中一直对王洛宾念念不忘,便将自己在新疆与他相识的经历诉诸笔端,写成了文章。而文章一经发表,王洛宾的名气也在台湾迅速传播开来。
远在新疆的王洛宾感念三毛对自己的情谊,也改写了自己那首著名的歌曲《掀起你的盖头来》的其中一段,寄给了三毛。这也是初见三毛时,三毛给他的印象——
“掀起你的盖头来,美丽的头发披肩上。像是天边的云姑娘,抖散了绵密的哀伤。”
这段细腻动人的歌词描述,让三毛看后十分感动,她觉得王洛宾是自己真正的知己。不久后,三毛就给王洛宾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内容大胆而炙热:
“亲爱的洛宾:万里迢迢,为了去认识你,不是偶然,是天命,没法抗拒的。”
“我无法要求我不爱你,在这一点上,我是自由的。”
收到信的王洛宾,吓了一跳。一辈子历经沧桑的他,第一次遇到像三毛这样热情、直接的女人。只是这一年,三毛46岁,王洛宾却已经77岁,两个人的中间,隔着的是一条30年之久的岁月长河。
这份突如其来的爱,实在太过滚烫,以至没法同样滚烫的王洛宾不敢伸手去接。于是,他在回信中委婉讲了一个故事:萧伯纳有一把破旧的雨伞,早已失去了雨伞的作用,但他出门依旧带着它,把它当做拐杖用。
王洛宾在信中其实就把自己比喻成了萧伯纳手中的那把旧伞,希望三毛能够看清这个现实。可是这样的弦外之音却没能让三毛退却,她责怪他说:“你好残忍,让我失去了生活的拐杖!”
王洛宾没有别的办法应对三毛的痴狂,只能减少自己回信的次数。这让三毛非常难过,她明白王洛宾不接受她,一定是为两人之间的世俗禁忌所羁绊。可生来自由的三毛什么时候被这些世俗禁忌束缚过呢?
于是她决定再去一次新疆,亲口告诉王洛宾,在她这里没有禁忌,只有愿意。
同年8月,三毛在完成剧本《滚滚红尘》的修改工作后,就迫不及待去了新疆,比原计划还提前了一个月。然而这次相见,却没有初见那般美好。
1990年8月23日晚,三毛搭乘的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
为了这次重逢,她做了精心的打扮。那天她穿了一身在尼泊尔买的西藏毛料裙服,打扮成了《在那遥远的地方》中藏族姑娘卓玛的形象,想给王洛宾一个惊喜。
他来了。早在飞机上,三毛就看见了王洛宾。她不知他打通了什么关节,竟能够破例进入停机坪。那天王洛宾穿着精致的西装,领带也打得十分规则,整个人神采焕发。
王洛宾的郑重,让三毛不由得喜出望外了。可是这种惊喜之情仅仅持续了几秒钟,三毛就发现了紧随王洛宾而来的,还有一群扛着摄像机和灯光的人,有男有女,一行人突然拥上了飞机。
三毛不知所以,转身就要躲进机舱,可是王洛宾已经登上舷梯,还给她送上了一束鲜花。几乎同时间,闪光灯亮起,镜头对准了三毛,她被吓得面色苍白。
王洛宾在那一旁解释,当地电视台想要拍摄一部关于他本人的纪录片,听说三毛要来,编导人员便精心策划了这场迎接三毛的“戏份”,想要编入电视片,以壮声威。
这让三毛心里很不是滋味,眼看自己期待的浪漫重逢毁于一片喧闹,三毛一路无话,闷闷地抽着香烟,表达自己无声的抗议。
早在到来之前,三毛曾和王洛宾约定,这次再去不要住酒店,一定要住在他家。她说:“住在家里是为了走近你。”可接下来的日子,喧嚣依旧。
因为要配合电视台拍摄的缘故,王洛宾一直找不到时间真正陪伴三毛。每天家里人来人往,有电视台的,有单位的,熙熙攘攘,纷纷扰扰,打破了三毛的平静。
这一天,编导们说要拍摄一段三毛访问王洛宾的“戏”,三毛又充当了演员。
导演还为三毛设计了一套动作:身穿睡衣,蹑手蹑脚地走到王洛宾的卧室门前,再轻轻将一个从台湾带来的歌带放在门口,给晨起的王洛宾一个惊喜。
这样的“作假”是三毛不能容忍的,但在王洛宾的劝说下,她还是忍耐着配合演出。
她将自己早已送给王洛宾的磁带拿回来,礼物变成了道具,又按照编导的要求又从头到尾完成了演出,心中郁郁。
王洛宾没有看透三毛心底藏着的不情愿,三毛也不愿意多说。大概是积郁之故,在完成这场戏不久后,三毛病倒了。
王洛宾忙于拍摄活动,不能随时在三毛身边照顾,于是便找了一个女大学生来照料三毛的生活起居。殊不知,三毛来到乌鲁木齐的初衷是想要和他独处。
就这样,在精神与身体的双重压力之下,三毛不断产生一种被利用了的疑惑,随之崩溃。有一天,她在饭桌上终于控制不住情绪,向王洛宾发了火,随即就收拾行李住到了酒店里去。
王洛宾担心她的情况,也追到了酒店,却误打误撞暴露了三毛的身份。酒店的员工沸腾了,他们拿着书和本子一窝蜂地堵在三毛的房间门口,请她签名。
打开房门,面对攒动的人头,三毛恐惧极了,而当她见到里面有前来寻她的洛宾时,她又像个任性出走的孩子般委屈地哭了。她紧紧抱住王洛宾说:“我只要你一个人!”其他人见了这样的场景,才知趣地退出了房间。
这个拥抱,算是三毛对王洛宾的告别。
第二次来新疆之前,三毛准备了几大包行李。她最初做了陪伴王洛宾在此长居的打算,甚至想在这里买个房子。
辽阔的大西北在某种意义上让她想起了遥远的撒哈拉。厌倦了台北的喧嚣后,她无数次设想过与王洛宾在这片方外净土上相守余生,因此三毛对王洛宾的孩子们也很热情。
第一次见面,她就给王洛宾的孙子包了一个200块钱的大红包,而当时王洛宾儿子王海成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100块。她还希望能安排王洛宾的孙子去台湾接受教育,将来去美国读大学。
可是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后,三毛知道一切都不可能了。
三毛原本期待的,是一场惺惺相惜的灵魂触碰,可是世俗之名,却成了加诸他们各自身上的盔甲,让他们无法亲密。王洛宾歌曲里所表达的自由也许只存在于歌里,家庭、年龄和经历的不同,注定他不可能是另一个随自己天涯海角的荷西。
这个发现让三毛很是痛苦,她对王洛宾的热情逐渐冷却,准确来说,是失望了。九天以后,她便拖着自己的几大箱行李黯然回台。
回到岛内后,三毛的身体状况渐渐不佳,失恋的痛苦也无处排解。尽管父母与台湾的朋友每日开解,她还是时常闷闷不乐。
同年12月,三毛给王洛宾寄去了最后一封信。在信中,她还惦记着新疆已是严寒的冬天。她对王洛宾说,自己即将与一个英国人订婚,未来会定居苏格兰。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个不大高明的谎话。三毛究竟是希望王洛宾忘了她,还是绝望之中又渴望他的一点余情,我们不得而知。
而王洛宾则在回信中寄去了自己真挚热烈的祝福,为三毛感到高兴。这个中真情到底有没有失落遗憾,亦未可知。
唯一可以知道的是,在写完这封信的十九天后,三毛便自杀了,给世人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谜团。
消息传到新疆,王洛宾不胜悲痛。他开始整瓶整瓶得喝着烈酒,麻醉自己。他不想清醒,不敢清醒。恋人也好,知己也罢,他不愿相信活泼热情的三毛最终以这样一种方式为人生画上了句点。
三毛去世四天后,王洛宾为她写下了一首《等待》。他永远在等待,等待着有一天,飞过海峡,去三毛的坟前献一束丁香花,唱一曲《等待》……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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