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研究员、文物材料研究室主任周少华对我国古陶瓷研究有一段论述：
中国古陶瓷的研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我们的前辈们前赴后继，在中国古陶瓷探寻、发现、研究、复活的过程中做出了艰辛的探索和杰出的成就，出现了像陈万里、周仁、李国桢先生这样的代表人物。如果把我国的古陶瓷文化遗产比作一座价值连城的文化宝库，那么，考古学家陈万里先生就是第一个走出书斋去寻找这座宝库的发现者，是他首先发现并告诉人们这座宝库的方位和路程。科学家周仁先生则是第一个运用科学的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探求宝库的先行者，是他率先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对古陶瓷从材料科学的角度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并把当代的高科技手段引入陶瓷考古的研究中。工程师李国桢先生便是第一个把科学技术研究成果与生产实际结合起来并成功开启宝库让世人重见宝物的实践者，是他把失传千年的历代名窑名瓷技术一项一项地恢复起来，重放光彩。
周教授这个论断曾被不少专家学者摘转引用，可见其公允、确凿。
历史研究的成果表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唯一不曾消失的载体便是陶瓷。如果说研究中国历史永远少不了古陶瓷，那么探讨中国古陶瓷就同样不能不提及陈万里。
陈万里与周仁
位于太湖东岸的吴县，风景如画，文脉深厚，钟灵毓秀，鸾翔凤集。兵圣孙武、草圣张旭、塑圣杨惠之、绣圣沈寿出身于这里的水乡圣境，主持建造故宫的蒯祥，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臣楷模范仲淹也成长自这小桥流水人家。到了近代，这里却走出一位没学过陶瓷的“中国陶瓷之父”，让人敬仰之余不免冥索困疑。
陈万里，本名鹏，又名冥鸿、夷初，取“鹏程万里”之意表为字。李国桢出生那一年，25岁的陈万里从公立北京医学专科学校毕业。这位自小热爱陶瓷的医学后生在北京大学当了几年校医又到厦门大学教授考古学，非学专业没能持久，返乡回到浙江省立医院出任院长。1930年冬天他有幸公派前往欧洲考察卫生行政事宜，在伦敦，中国瓷器收藏之王Mr·Eumorfopoullos,（陈万里先生称之“欧翁”）的影响下，多才多艺的陈万里命运由此改变，“对于研究古瓷的兴趣，一天一天地发育滋长。”浙江省卫生厅长的职位没让他安心，“八次龙泉”、“七次绍兴”，搜集古瓷标本，调查古窑遗址，对大量的瓷片标本进行排比研究，由此开创了一条将文献资料与田野考古调查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新路。1946年出版的《瓷器与浙江》专著，成为中国古陶瓷研究由传统“书斋考古”走向利用实地调查进行科学研究的里程碑。新中国成立以后，陈万里调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花甲之年，骑着毛驴带领故宫陶瓷组的工作人员遍访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对我国144处古窑址进行全面实地调查。在半个多世纪的瓷学考古研究中，他筚路蓝缕，卓有建树。多部考古专著，皆透灼识玄鉴，陈万里被公认为瓷学划时代的代表，国际公认的世界陶瓷考古专家。
瓷学巨擘陈万里先生1969年去世，享年77岁。陈万里与李国桢因从事专业的不同并无太多交往，但李国桢到上海工作后，在福州路文化街上买到的第一本陶瓷专著就是陈万里的《瓷器与浙江》。该书首篇序言系西北大学学部委员罗常培于1944年“9.18纪念日”在重庆为陈万里所写。李国桢看到自己老师的序言，心似烈火蒸腾，专业的酷爱、感情的炽热让他爱不释手，一口气读了个遍，并把罗常培序言中对陈万里“虽然是浩劫之余，在转徙流离中写成的，然而在我看来，却有几点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八点灼见，公公正正的抄写在笔记本上。李国桢有爱写读书笔记的习惯，罗常培提出的这八点“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几乎一个标点符号也不少的认真抄写，熟读数遍，及至可以背诵。十年后他受命赴浙江恢复龙泉青瓷，临行前重读《瓷器与浙江》一书，到龙泉后按照书中提到的几处古窑址逐一调查考证，无不敬佩之至。“陈先生八赴龙泉，我辈汗颜”。这是李国桢多次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也刻在他一生的古陶瓷生涯中。
一年后在建国十周年陶瓷展会现场，经陈万里的高足叶喆民介绍李国桢认识了这位古陶瓷前辈。陈万里对罗常培的这位学生能将“序言”和《瓷器与浙江》中的几句原话当面背出来很是震惊，非常赏识，只可惜因专业不同等原因，在以后的十年中他们很少有机会在一起切磋瓷学，交流感情，留下的是李国桢对陈万里的久久的敬仰。
周仁与陈万里不同，李国桢与周仁有着很多的交往、极深的感情。
周仁与陈万里同庚，都出生于1892年。二人又是同乡，陈万里家居苏州吴县，周仁长于南京江宁。
1927年，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民党大屠杀等的血腥摧残，社会混乱，企业停产，老工人失业，中国陶瓷产业迅速恶化，产量质量急剧下降，陶瓷生产出现粗制滥造的现象。自幼喜爱陶瓷、以后又萌发要揭开中国古陶瓷奥秘的周仁，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兼工学院院长并负责中央研究院工程组筹备工作，决定在工程研究所中设陶瓷实验工场。从醴陵、宜兴聘请8名技工筑窑烧瓷，开始了中国传统陶瓷工艺技术的研究。1929年夏，“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遗体安葬中山陵大典，周仁奉命精仿古瓷以资陈列和纪念，烧出的80多件仿古彩釉镂空瓷器成为民国时期耀世国宝。不久制成100多件仿古瓷器陈列于西湖博览会工业馆，受到世人瞩目。初战告捷，周仁恢复古瓷精华振兴国瓷的信心倍增。为了取得各个时期烧制陶瓷的科学数据，自1929年起周仁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亲自到南京官窑窑址、杭州凤凰山万松岭南宋官窑遗址进行多次挖掘，两次赴景德镇进行现场调查，与景德镇“珠山八友”、知名技工，一起对传统青花瓷的制造工艺进行科学实验和理论总结，在此基础上，于1930年撰写并发表了《中央陶瓷实验场工作报告》。这是我国第一篇以科学技术为基础探讨古代陶瓷工艺的开山之作，以后又对如何选择陶瓷土坯配方的原则、一般陶瓷的制造、彩色釉制成、合理瓷窑的建筑、古瓷的烧制和艺术陶瓷、工业用瓷及日用瓷研制等都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对重振民族瓷业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
周仁与李国桢
1946年，周仁的工程研究所回迁上海，李国桢随赖其芳接收日伪财产也来到上海。李国桢在第二年年底的中国陶学学会上海分会成立仪式上，拜识了仰慕已久的周仁先生。
1947年3月，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4月，蒋介石改组国民党政府；7月，毛泽东提出五年打败蒋介石。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让国民党开始运筹“败退方略”。国民党政府教育总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几次授意周仁将研究院迁往台湾，周仁心领神会，以选择场地等待时机为由故意拖延。同时委托赖其芳组织筹备成立中国瓷学学会上海分会，当年底学会成立，赖其芳被推选为会长，李国桢被选为常务理事。周仁应邀参加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与各位常务理事见面。赖其芳向其逐一介绍新当选常务理事。介绍到李国桢时没等赖其芳介绍，周仁拉住李国桢的手便说：你的名子我早听赖先生介绍过。个子不高、戴着金丝眼镜、留着小胡须的周仁，上下打量着英俊潇洒、气宇轩昂的李国桢又说：中国的古陶瓷就需要你这样有报国志愿、有特殊兴趣的年轻人来研究，来完成。今后我们研究所搞好研究、搞好理论实验，你们工学所就搞好试制、搞好烧成，一起努力把咱们的民族陶瓷做起来。李国桢不胜激奋，频频点头应诺。
多少年后，人们一直弄不明白中科院上海冶金陶瓷所与轻工业部上海工业试验所陶工室的关系。其实，周仁所长在这里已经给出了明确划分，中科院研究，轻工业部实验，双方合作，成就中国陶瓷的辉煌明天。
上海解放前夕，周家骅的两封亲笔信没能动摇周仁“献身科学”、“保全工学研究所”的决心。上海解放，百废待兴，陶瓷研究毕竟不能减轻大上海混乱后的阵痛而被暂时搁置。周仁忙于筹备成立中国科学院，李国桢则在赖其芳麾下昼夜加紧研制医治战争创伤急需的温度计玻璃、中性安瓿玻璃及各种医用玻璃。直到1953年李国桢终于有了跟随周仁“一起努力把咱们的民族陶瓷做起来”的机会。
中科院上海分院党组书记华仁长2004年11月11日在周仁铜像揭幕式上代表参会领导讲话时对周仁有个评价：
周仁先生的一生是伟大的。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实践着科学救国的伟大理想；他以严谨的学术风格，攻克着国家亟待解决的难关；他以渊博的学识，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有志人士……
周仁的伟大，在于他一生所做的不少工作都具有开创性。小小陶瓷关乎国家形象，关涉陶瓷之国地位。1953年，他接受“把景德镇陶瓷恢复到康乾时期”的任务后，拖着花甲之年的病体，带着李国桢、李家治、郭演仪等亲到景德镇深山窑址收集古瓷标本，勘察制瓷原料，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历史精品进行化学分析、科学鉴定，对各地各种原料进行调查分析，选优试制。李国桢从周仁这位老科学家身上看到了执着、学到了严谨、学会了包容和创新。他根据周仁所长提出的思路、提供的研究数据，在聂怀德、赖泮林的配合下，组织景德镇老技工、老窑工经过反复试验，仿烧成具有传统特色的明清名瓷。周仁第二次到景德镇察看烧制结果时，手拿一只只精巧玲珑、晶莹透明、光彩夺目、典雅美观的瓷器反复看过后高兴的称赞说：从外观上看这些产品已达到我国古陶瓷的成色，有些已超过了古瓷的水平。对这次的烧制过程要做一个总结，把这些依赖手工经验的做法整理成系统的技术文献。1957年出版的《景德镇瓷器的研究》，既体现了周仁的科学思想，也是这次任务的总结，是一部闪耀着科学光辉的历史文献。
李国桢一生中真正与周仁近距离接触时间较长、为陶瓷研烧有学习机会、有幸参与配合协作的也只有这一次。如果说这次国瓷烧制的前期是他李国桢学习的机会，加深了对周仁科技思想、学养人品的深刻认识和了解，那么在以后的撰写总结报告、编辑《景德镇瓷器的研究》一书的过程，则是李国桢与周仁加深感情、增加友谊的一段美好记忆。
1954年10月，李国桢在景德镇完成了建国瓷制作任务。根据周仁的安排，与李家治等着手整理近几年“国瓷”复烧和“建国瓷”研制的技术工作总结。一年后的一天，李国桢接到去周仁所长办公室讨论景德镇瓷器研烧工作报告的通知。当即感到无比震惊，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工程师咋能和周仁前辈大家同桌议事！何况周仁当时正在全力以赴组织包头、大冶“两矿”综合利用项目的研究攻关，竟有时间关心古陶瓷研究！再次为这位前辈对陶瓷事业的忠诚和挚着而敬佩。那次拜见周仁，看到他脸上浮有疲累之色，但仍不失庄重与慈祥。这本书中收录李国桢的两篇文章，在对这两篇文章点评时浓浓的上海话语音清晰，字句凿凿，意见的高度和卓识，让李国桢不停的点头，惊得有点冒汗。在这里李国桢看到了高度，见识了渊博，也有相形显拙、憾惜不及的惶悚。
两个月后，刚过罢春节的一天下午，李国桢估计周仁还没有远去包头、大冶，带着修改后的稿子来到周仁所长的家里。到后得知周仁去市政协开会，热情大方的周夫人留李国桢“白相”一会。闭聊中得知李国桢小儿子刚刚5岁时，希望第二天来时把小儿子带来玩玩。李国桢知道周夫人的为人，更懂得她的美意。第二天真的带着5岁的秉嘉来到周仁家。
60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在郏县茨芭镇竹园沟天成洼宋代古窑址找到了李秉嘉。秉嘉对那次初访已没有多深印象，但自那次以后，他多次随父亲拜访“周府”，吃糖果，买点心，附近的几家餐馆周夫人陪他吃了个遍。给他买的两件时髦服装还显摆了好几年。秉嘉懂事以后对周夫人的身世功德有了较多了解，时过一个甲子年，回想当年的往事，秉嘉不无感激钦佩的说：周夫人绝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周仁的夫人聂其璧，1900年生于上海，父亲是上海道台聂缉槼，母亲曾纪芬是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小女儿。其璧出生时父母已育有七儿三女，她排行第十一，女孩中排第四，故亦昵称“聂四小组”，后辈称“聂四姑”。聂家豪宅占地数十亩，家中花园是一座中西合璧的海派园林，她在这里度过了无忧无虑、最为快乐的童年。母亲曾纪芬一生秉承曾家家训，不论生活起居，还是饮食节制，都非常勤俭。对子女的教育更是严格，即便子女到了成年仍是耳提面命。也许聂其璧是幺妹的缘故，大家都对她宠爱、娇纵，自小即养成特立独行的叛逆性格，父母对她非常束手头痛，可谓又爱又恨。聂其璧个性独特，却容貌姣好，性格开朗，乐于助人，一手好才艺，并且还有一口流利的英语，是上海滩出了名的名媛佳人。曾纪芬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每周必在聂其璧的陪同下到虹口景灵堂做礼拜。聂其璧虽然顽劣，但十分孝顺。彼时宋美龄、宋子文兄妹俩已留学归国，住在虹口附近，每周也陪母亲到景灵堂做礼拜。两家人见面少不了寒暄一番，日子久熟悉了，两家媳妇小姐经常走动，平时热情好客的聂其璧常约宋美龄一起玩，遂成聂家花园的常客，与聂其璧私交甚厚。当时宋家老太爷宋耀如已仙逝，大姐宋蔼龄初嫁孔祥熙，孔尚未飞黄腾达；二姐宋庆龄虽嫁孙中山，却因辛亥革命后南北对峙，势无定局，生活仍不稳定；宋子文归国头几年颇不顺利，甚至在追求晚清洋务重臣盛宣怀的七女儿盛爱颐时，盛家一度嫌其贫穷。宋家声威是在蒋宋联姻之后才振作起来。聂家“三代进士、两世翰林”，而聂其璧之父是封疆大臣，上海历史上有作为的道台（市长），自己又是曾国藩的外孙女，其三哥聂云台是名满上海的大实业家、上海总商会会长，其家势相当显赫。然而，她的婚姻事亦如她性格的特立独行。三个姐所嫁之人均是家境殷实、达官贵人，聂其璧对上门求婚的豪门巨贾之子一概拒之不见，偏偏看上年龄比她大七、八岁，从美国学成归来、现在上海南洋大学（上海交大的前身）任教的教书匠周仁。其实周仁也是书香门第。他的祖母是洋务派领袖盛宣怀的姐姐，他的姐姐是蔡元培的第三任夫人，只是他父亲早亡，家中条件自然局促，确定婚姻关系后还没有一处象样的住所。而聂其璧概不在乎，她看上的是周仁曾在美国留学的学养学问和温文尔雅的个性。义无反顾，不为所扰，最后又邀请宋美龄做她的伴娘。也是有了宋美龄做伴娘的“关系”，在以后的动荡岁月里，周仁也是少有的几个敢于在蒋介石面前说“不”的人。也正是这个伴娘的缘故，让倔强、爽朗、执着、潇洒的聂其璧在40多年后的“文革”中没少遭受磨难。“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逼问她：你究竟跟宋美龄是什么关系？宋美龄为什么要送你一个“冰箱”。上海人称伴娘为“嫔相”。当年的聂四小姐怒目而视：你们什么也不知道！
这样的历史真的很少人知道。无知很可怕。人世间的悲剧往往由无知而酿成，而能为人们生活增光添彩、提供幸福和帮助的又往往是智慧、才情和人品。
人的天份往往无法揣度。聂其璧并没有西方国家留学经历，但却洋派味十足，穿着时髦，也可能是家庭环境使然，她又爱好逛街，乐于交际。在上海街头一片蓝色海洋的年头，她依旧是连彩裙、烫发头，走在马路上无论是衣饰还是举动都很夸张。不了解她的人还以为她只会吃喝玩乐，其实不然，她却是视野远大、胸襟开阔的率性佳人，平时小事不上心，不屑于计较，到了关键时刻才“说出手时就出手”。
抗战爆发，国民党机关向内陆撤退，周仁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要内迁，大量的仪器设备和书刊资料装成若干个大箱子，先乘船到越南河内然后再转火车到昆明。战时的运输乱如蚁穴，火车站军人和难民铺天盖地，没有人来理会这帮逃难的书生。工程研究所的大小箱子堆得像一座小山，急得一圈冒虚汗干瞪眼。在遭受法国人长期统治的越南，工作人员还面临语言沟通的困难。此时法语、英语都在行的聂其璧挺身而出，帮助丈夫东一个电话、西一个电话，一会找站长，一会邀朋友，威风凛凛，指挥若定，一天时间过后真的调拨来几个车皮，真的把他们堆了两天的东西运走了。一时愁云散尽，谢天谢地。大家对这位花枝招展的所长夫长刮目相看。研究所到达昆明以后，周仁的两个儿子随学校转移，聂其璧自告奋勇给周仁当起司车“部长”，每天开着昆明“NO.1”豪车送丈夫上班。为适应周仁的工作，她研究所、钢铁厂两头跑，忙得不亦乐乎。在夫人的支持下，周仁带领员工生产出自流井提盐卤用的钢丝绳及其它多种合金钢产品，其中大部分产品供应抗战前线使用，在实业领域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有人曾说，周仁的军功章有聂其璧的一半。
抗战胜利后，研究所迁回上海。周仁和聂其璧一家搬到研究所附近的一幢小洋房居住。喜欢热闹又慷慨大方的“聂四姑”把客厅当成研究所的俱乐部。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下班后大家伙儿都不约而同的聚到周所长家，一边吃饭，一边谈工作，有时还能欣赏到周夫人的精湛茶道。聂其璧的朗朗笑声往往声震堂宇，音飘窗外。但凡有员工结婚生子，聂其璧是最活跃的“大东家”，员工或员工家属生病，聂其璧亲自探望，若遇经济困难，她毫不犹豫慷慨援手。李国桢就是在这个时候跟随赖其芳走进周仁的这个家。第一次到周府，聂其璧不仅敬了几杯酒，还亲手为生长自茶乡的赖其芳泡了一道上好的铁观音。赖其芳品着茶香伸出拇指称赞道：你嫂夫人真乃女中豪杰也！
聂其璧在闺中虽然有着“叛逆少女”的称号，但在骨子里仍然是一个“优秀传统女性”应有的本份。她表面上不服从母亲的家规，内心里却在以实际行动向母亲重视教育的“三观”致敬。三个孩子陆续出生以后，周仁的职务越来越多，担子越来越重，对家事和子女教育的顾及也越来越少。聂其璧不论在战争期间生活难难的岁月，还是在战后回城处优的日子，都对子女严格监督教导，使三个孩子都养成积极勤奋、乐观进取的性情，陆续考进高等学院。除女儿周霞华早逝外，大儿子周麒毕业于清华大学，解放后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授，主编了《电机字典》，还是一名桥牌大师，获有桥牌国际裁判的任职资格。小儿子周夔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珠算专家。更难得的是，聂其璧乐善好施，善良大方，把老保姆老邹的干儿子培养成一名知名的大企业家，把管家沈乃辅的儿子培养成湖南矿冶学院的一名高级研究人员。她的道德人品为周仁的人生增添不少光彩。
南宋词人辛弃疾有句名言：“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一向“快乐在心头”的聂其璧万万没想到她夫君的晚年竟是无比的悲惨。周仁步入晚年，因眼疾影响视力被迫在家休息。但他仍关心祖国的科学事业发展，曾满怀信心的拟定了一个完整的计划，要将我国重要瓷区的历代名瓷分别进行专题总结，然后在此基础上逐一恢复生产。“文革”疾风扑灭了他利用余生完成振兴国瓷的愿望。他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反动资本家抄家揪斗；被当作“特务头子”隔离审查，关进牛棚，身心备受摧残。国瓷研究小组被解散，多年来收集珍藏的古瓷标本和视为无价之宝的古瓷片被诬为“封、资、修”当作垃圾处理掉。周仁面对愚昧的疯狂和强暴，仍然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如青松不畏风雪，似梅花不俱严寒。把一个正直科学家的高尚气节、懔懔风骨留给了大上海。1973年12月3日，周仁因脑血栓含冤病逝于上海，享年82岁。1986年8月20日周仁院士铜像揭幕仪式在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杏佛楼前举行，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和时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科学院院长严东生院士为铜像落成揭幕。李国桢和郭演仪一同走到满头银发、拄着拐杖却仍然精神矍铄的聂其璧跟前，几语敬辞宽慰之后表示：老前辈未竟的事业我们一定努力完成！
李国桢与那些大师们
陶瓷没有航天、航空、航海的能力威力，没有钢铁、石油、天眼、高铁的海量大气。然而，陶器瓷器八千年茫茫尘路走来所穿越的历史、承载的文化、滋养的苍生、丰富的社会，同样是泱泱大国无以超越的奢华、无以替代的国宝，须臾不能缺位、始终不能丢弃的国器。正是她的无以超越、无以替代，不能缺位、不能丢弃，使这条研究、振兴之路漫漫修远，山高水长，让一代代陶瓷人付出了无尽的艰辛，几十年间始终不渝的在追逐、在解码，再现历史，超越历史，惊艳世界，重塑陶瓷大国的地位与辉煌。
在重塑陶瓷大国地位的道路上，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古陶瓷学会和轻工业部硅酸盐研究所、景德镇轻工部陶瓷工业研究所共同形成了研究、研发、试制、推广的强大力量。其精英阶层除周仁、李国桢，还有严东生、李家治、张福康、陈显求、郭演仪、陈士萍等，轻工业部的陈锦康、张锡秋，故宫博物院的冯先铭、叶喆民、耿宝昌，河北的刘可栋，辽宁的刘秉诚，中央美院的邓白，广东的刘振群等一代大师都功不可没，应当受到我们永远的崇敬。
为写此书我才自觉接触陶瓷界。感谢全国陶瓷界的上百位专家、学者、老师、朋友、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忙与支持，使我对李国桢先生的人生经历有了较系统完整的了解，同时也认识、结识、熟悉了新中国陶瓷界第一代精英大师们的崇高精神和高尚人格。以上所列诸位仅是个人看法，称精英、称大师完全是自己心中的认知定位。同时，对大师的称谓评价我沿用了《中国陶瓷百年史》主编陈帆教授发表在《陶城报》上的观点：
《当代中国难以成就陶瓷大师》
何谓中国的陶瓷大师，现在社会上没有成论，但是很多陶瓷人的心目中是有“轮廓”的。我有，我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那些学贯中西横跨多个学科、爱国、有民族使命感、学识之丰富令人惊叹，视学术为生命，其成就令人高山仰止。探索之志不可夺的那个人，或那几个人……。
上世纪，中国陶瓷界出了李国桢、李家治、张福康、周仁、刘可栋、邓白、刘秉诚、严东生、刘振群等一批人，可谓是大师了。这些人不用政府评定而自然就被社会尊从。
他们品德高尚，他们能上能下，他们有极高学术水平的论著，他们可以代表中国陶瓷业向世界的陶瓷业说些结论性的话、权威性的话……
当然，政府自七十年代以来评定的各种名目的大师也是大师，并且绝大多数是为陶瓷振兴做出了贡献、得到政府和社会认可的从业者、成就者。只是标准和裁量的方式不同罢了。一个是文件，有法律效力；一个是人心，没有法律依据，以道德良心评判。一个是文字、技术的标准明确限定，任何人都可以挤进的。一个是社会的、公认的，只有认同，没有苟同。一个是有局限可仿制复制的，一个是久久仰望难以企及的。相信不少人对这些大师有所认知，尚有记忆：
冯先铭，古陶瓷鉴定和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陶瓷组组长、《中国陶瓷史》主编之一、主要召集人。出版有《中国陶瓷》《中国古陶瓷图典》《中国古陶瓷文献集释》《龙泉青瓷》《定窑》《青白瓷》等著作。1993年去世前，李国桢组织、主持的陶瓷鉴定会基本都有他的参与。对李国桢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高度赞扬。是瓷友，更是诤友。
邓白，著名工艺美术教育家、陶瓷艺术家、古陶瓷艺术研究专家、中国美院教授。著有《古代陶瓷装饰艺术》《龙泉青瓷艺术成就》《中国陶瓷美术史纲》等。他撰写的《略谈我国当代陶瓷的装饰艺术》和在古陶瓷国际研讨会上的学术报告《中国古陶瓷的艺术成就》，掀开了研究中国当代陶瓷装饰及其演变规律的序幕。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恢复龙泉青瓷开始，与李国桢有40多年的友好合作。
刘秉诚，陶瓷科学家、轻工业部一轻局高级工程师。是新中国陶瓷窑炉改革的领航人物。著有《我国陶瓷的起源与发展》、《有关陶瓷机械生产工艺的问题》《陶瓷工程论》等，参于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日用陶瓷、窑炉”部分，在我国陶瓷事业发展及人才培养方面贡献卓著。
严东生，无机化学家、材料科学家，中科院、工程院双院士。他是中科院硅酸盐化学与工学研究所、中国硅酸盐学会周仁所长、会长的继任者。长期从事高温陶瓷及无机非金属新材料的探索研究，开辟了人工晶体、功能陶瓷、高温结构材料、无机涂层材料等新的研究领域，为陶瓷材料进入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做出重要贡献，获得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他开拓的纳米级陶瓷材料研究获得重大进展。他是李国桢、李家治、冯先铭组织开展国际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的主要支持者、组织者。
刘可栋，唐山陶瓷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河北省硅酸盐学会副会长、《河北陶瓷》杂志总编辑。他与李国桢一起完成了“赶日瓷”研制任务，主持了定窑、邢窑和河北陶瓷原料普查及工业应用等项科研工作，为唐山、邯郸两大瓷区的陶瓷产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翻译出版有《陶瓷器化学》《窑炉》及《釉及色料》《倒焰窑式窑炉设计》《匣钵》等专著。
刘振群，陶瓷窑炉热工专家，曾任华南理工大学校长。从五十年代起，他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一直致力于硅酸盐工业窑炉热工的研究，对陶瓷龙窑的研究和考证，为解决国内考古学家和陶瓷工艺学家长期争论的问题找出了一条途径，将我国陶瓷的起源时间向前提早了几百年。首次提出的整套窑炉热工理论，为建立中国式的现代化陶瓷工业窑炉体系开创了一条新路。他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陶瓷窑炉“辊道化、煤气化、轻型化、自动化”的发展方向，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陶瓷窑炉产业水平的提高。
叶喆民，自幼随其父、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叶麟趾学习陶瓷，后在故宫博物院师从陈万里、孙瀛洲，赴全国各个古窑址考察，鉴定博物馆藏瓷，1960年著书提倡科学研究中国陶瓷；1977年－1985年发现并认定汝窑窑址，曾任北京大学、中国工艺美术学院、中央美院教授，主要讲授“中国陶瓷史”。出版专著《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中国陶瓷史纲要》《中国古陶瓷文献备考》《隋唐宋元陶瓷通论》《中国陶瓷史》（增订版）等十余部及论文百篇。他是始终积极参与李国桢组织的陶瓷鉴定会的古陶瓷工艺专家之一。
陈显求，广东新会人，材料科学家，历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长期从事无机材料、显微结构和古陶瓷研究。铁红釉、古陶瓷物理化学分别获中科院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著有《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关于碱性转炉炉衬的若干问题》等，在材料研究中开创和研制了许多新技术、新设备、新方法，有的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耿宝昌，祖籍河北，生于北京，1956年应聘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历任整修技工、研究员，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等大学教授、博导。1986年将瓷器、铜器等珍贵文物80多件捐献给国家。他半个多世纪鉴宝无数，却无一件私人藏品，被称为“中国古陶瓷鉴定第一人”。著有《中国美术大全·元明清陶瓷》《中国陶瓷图典》《中国文物精华·陶瓷卷》等，撰写的《明清瓷器鉴定》为国内首部古陶瓷研究鉴定学论著。李国桢每次组织的古代名瓷产品鉴定会都有耿宝昌先生的支持配合。
李家治，安徽肥东人，国际陶瓷科学院院士、古陶瓷和玻璃材料专家、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原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中国古代陶瓷工艺发展过程及其胎、釉的物理化学基础和非晶态物理化学与玻璃材料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中国古陶瓷工艺发展、中国古陶瓷化学组成变化规律和历代名瓷釉的形成机理研究等方面具有很深造诣。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古陶瓷研究实践中，培养了世界上唯一一支阵容强大的“从陶到瓷的技术发展过程”的研究团队。在他的主导下，在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建立了世界上唯一的“古陶瓷物理化学基础数据库”，还建成了闻名遐迩的“科窑作坊”，成为国际上研究中国陶瓷的圣地。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和《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风靡世界陶瓷领域。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瓷界领袖放在后面介绍似有不恭，实则是想把这位为我国古陶瓷及玻璃材料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做些较深入的追述。
李家治比李国桢年小两岁。1919年12月出生，2017年2月去世，享年98岁，与李国桢有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半个世纪的合作情谊。是李国桢一生中古陶瓷研究道路上最给力的支持者，可以客观公正的说，李国桢能够取得诸多成果，获得极大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李家治这位同道、同行、知心、知已的鼎力协助，全力支持。
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得从李国桢先生所在单位建国初期的职责定位说起。
上海解放后工业系统属于中央管辖的科研机构有工学试验馆（以后的中科院工业试验所）和工业试验所（以后的轻工业部上海工业试验所），此后工学试验馆改为硅酸盐化学与工学研究所，成立了冶金陶瓷两个研究所。轻工业部工业试验所则内设立陶工室，主要任务是负责轻工系统所统管日用瓷器的研究试制。陶工室以后经北京、秦皇岛辗转迁徙，也由陶工室改为硅酸盐研究所。中国硅酸盐学会成立后办公地点设在上海，轻工业部的赖其芳担任会长，办公却在中科院上海分院的硅酸盐化学与工业研究所。形成这种特殊状况是体制问题，还是其它条件的局限已不得而知。直到1965年轻工业部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原来的陶工室）全体西迁至景德镇，赖其芳也到了轻工学院任职，中国硅酸盐学会的一切业务工作全部归由中科院上海分院。1953年初，周恩来“把景德镇瓷器质量提高到明清时期的水平”的任务交给轻工业部，负责人却是周仁。周仁对古陶瓷研究有一定造诣，也有成熟的实践经验，只是他忙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更紧急的钢铁研究任务。去景德镇时他带了张福康和刚从研究材料专业组调整的李家治。这是李国桢与李家治的初次相识。周仁到景德镇收集了古瓷片标本，共同讨论了研烧方案后就去组织钢铁方面的“两矿”科研攻关，临走时把中科院的任务交给刚刚接触陶瓷研究的李家治。李家治不愧是名门之后，科技天才。面对新的业务、新的任务，虚心好学，从善如流。对比他年长两岁的李国桢公开场合叫“李工”，私下尊称国桢兄，一切研究工作基本上依李国桢的计划而行。李家治的谦卑和真诚遇到李国桢的认真和热情，两人第一次合作非常愉快，也非常成功，由此开启了40多年的友好合作之路。三年多以后，浙江省响应周总理号召恢复龙泉青瓷，请求中科院上海冶金陶瓷所和轻工业部上海工业试验所陶工室共同协助。周仁所长团队中古陶瓷研究造诣深的张福康已经打成“右派”被专政，所长李家治陪同周仁到龙泉仅完成考察任务，研究工作刚刚开始又接到中科院玻璃材料研究所要求回上海参加导弹天线罩“三八任务”（因是当年的三月八号接到任务），冶金陶瓷所仅留下山东大学硅酸盐专业毕业的郭演仪。李家治离开龙泉前向李国桢表示，需要做标本化验只管派人送过去，我那里保证给你提供准确的数据。半年多的时间里，李国桢先后几次派叶宏明带古瓷片去上海冶金陶瓷所化验，李家冶都及时安排按要求做理化分析，提供科学数据。有了古瓷片的物理化学分析和显微结构数据支持，原料选择、釉料配比有了科学依据，使龙泉青瓷恢复少走很多弯路。
1964年研制“赶日瓷”，李国桢在唐山派杨耀生带他的亲笔信和日本“诺里托克”陶瓷样品回上海找李家治做理化分析，弄清硬质瓷的显微结构。以前没有接触过李家治的杨耀生，回唐山后给老师李国桢报告：你们俩个象亲兄弟，他和你一样待人热情，工作认真。
1974年李国桢在铜川陈炉研烧耀州青瓷，在无法确定耀州窑的原料组成时，他以“戴罪之身”，再次派乔留邦带着古瓷片到上海科学院找到了五年多没有音信来往的李家治，请求帮助做理化分析，提供相关数据。李家治冒着风险为李国桢提供了可靠依据，并让乔留邦转达建议：耀州窑原料应以本地为主。李国桢兴奋的说：“知我者家治也。”
1983年夏天，汝窑天蓝釉试制成功。为保证鉴定结果的权威性，李国桢派孟玉松携带样品赶往上海再次让李家治帮忙，提供了国际认可的理化测试结果。李国桢为保证鉴定会的权威性，拟请全国一流的古陶瓷专家组成鉴定委员会，有意邀请中科院上海分院硅酸盐研究所的同志参加，电话中与老朋友协商，李家治当即表示：你需要谁参加我就通知谁，让我参加我也按时到。而且还表示，今后有这样的任务你只管安排。
李国桢与李家治的心到神知，契合金兰，形成了我国有史以来令世人注目的古陶瓷研究、研制、复烧、仿制的强大力量，组成了一支由工艺、美术、考古、热工、科技互为一体的古陶瓷研制和国瓷振兴的精英团队，催生了我国八十年代古陶瓷研究烧制的累累硕果，其声势其勋绩惊动了全世界。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八十年代陶瓷研究领域，在国内国际填补空白的，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至少有十多项。
这里也可以做个大致梳理：
1980年12月，中国硅酸学会陶瓷专业委员会成立。时任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毅之，河南沁阳人。是1952年开始到轻工业系统任职的老革命、老领导，尊重科学从善如流。在他重视支持下，轻工科学院成立后首先组建成立了中国硅酸盐学会陶瓷专业委员会，轻工业部一轻局长鲁万章被选为陶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为成立陶瓷专委会而呼吁的陶瓷处长陈锦康为副主任委员，但因身体原因一切陶瓷科技和古陶瓷研究工作多由李国桢负责。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成立的第一个由陶瓷科技工作者组成的学术组织，有奠基性的意义。按照章程规定，学会将组织全国各级陶瓷科技工作者在陶瓷科技领域内开展基础理论和生产工艺等研究，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迅速发展我国陶瓷工业做出贡献。
1981年11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成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我国文化学术事业由复苏到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的古陶瓷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这些成果的获得，得益于中国古陶瓷研究会。这里我用最笨拙的方式，把古陶瓷研究会成立后的主要活动情况选一个时段做一下罗列：
1981年4月，在福建德化举行的古陶瓷学会成立预备会上，成立了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
1982年10月的年会在江西吉安举行，重点讨论吉州窑及黑釉系统瓷器的问题；
1984年在四川邛崃召开的年会上着重讨论邛窑、长沙窑、寿州窑之间的关系及四川彭县窑白瓷等问题；
1985年在郑州举行的年会上重点讨论了古陶瓷大省河南境内的钧瓷、汝瓷、三彩瓷、胶胎瓷的起源及其与其他窑口的关系问题；
1986年的年会在西安举行，主要讨论了耀州窑瓷器、三彩瓷器、烧造工艺、与南北各窑口的关系等问题；
1987年11月在福建晋江县召开年会，着重讨论中国外销瓷的地区、港口线路、窑址窑口、釉色品种和烧造技术的境外传播诸问题；
1988年在湖南衡阳市举行的年会上，中心议题是长沙窑，同时又讨论了湘阴窑、衡山窑、衡阳窑等；
1990年4月，与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博物馆、高安县政府等联合举办了“中国古代青花瓷学术讨论会”，着重探讨高安元代窖藏的青花釉由红瓷器、青花瓷的起源、发展、烧造窑址、历史地位以及对外贸易等问题。同年11月间，在杭州召开年会，重点讨论越窑青瓷、南宋官窑青瓷和龙泉窑青瓷等问题；
1991年6月，与深圳市古陶瓷文化研究会联合举行“中国古陶瓷与世界文化交流”专题学术研讨会，主要讨论了中国陶瓷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中国古陶瓷受外来宗教、文化的影响，从中国古陶瓷看中日、中非文化交流，中国各窑口瓷器的外销等问题。
80年代，是中国古陶瓷真正的黄金之年。十年间，把我国著名古窑口、古窑址、古代瓷器、历史名瓷、外销瓷器及中外陶瓷历史演进发展，几乎全部进行了系统研究，为推动中国陶瓷新时期的快速发展，提升中国陶瓷之国形象起到了文化科技引领和推波助澜作用。十年间十多次年会和专业会议圆满成功，成果丰硕，古陶瓷界公认的第一功臣是冯先铭，但大家也从中看到了李国桢与冯先铭的君子之交、手足之情、忘言之契、珠联璧合。每次会议不仅少不了李国桢，而且李国桢是会议上最活跃的“李工”，最得力的导演策划之一。
1982年9月，《中国陶瓷史》出版。1973年，国家文物局在北京西山召集有关专家首次讨论《中国陶瓷史》编纂工作，不久遭到抵制。1975年中国硅酸盐学会再次发起、倡议、组织编写《中国陶瓷史》的工作。编纂工作前期进展极为困难。1978年6月，中国硅酸学会在浙江金华双龙洞召开。这次会议上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分工，编纂工作进度随之加快。李国桢遭贬十年后，首次应邀参加这次会议，并承担了陶瓷科技部分的统筹和编审任务。出版一部《中国陶瓷史》，是我国陶瓷工作者和陶瓷爱好者企盼已久的宿愿，是全国陶瓷界的大事，在国际陶瓷界引起极大关注。而它更大的意义还在于由此推动了我国陶瓷史研究活动的全面发展。在此后的十余年时间里，国内相继出版了冯先铭的《中国陶瓷》《中国陶瓷史》，叶喆民、方李莉的《中国陶瓷史》以及多卷本《中国陶瓷大系》《中国陶瓷全集》等数不胜数、举不胜举的史学著作。为推动我国古陶瓷文化的研究，古陶瓷科技研究、发展及陶瓷产业的进步铺垫了深厚的史学基础。
1982年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开始举行。1980年中国古陶瓷学术年会工作安排和中国硅酸盐学会陶瓷专业委员会的意见，经过两年努力，于11月1日至5月，首届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在上海举行。这是我国首次举办古陶瓷领域最高水平的国际学术盛会，第一、二届讨论会设立由三名国际专家，五位中国专家组成的大会国际顾问团，李国桢为顾问团成员之一。第三次会议原定1988年由轻工业部负责承办，由于种种原因，推迟至1989年在上海举行，主办单位也由第一、二届的中国科学院、国家建材总局、轻工业部变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并且由这次会议开始形成了每遇2、5、9的年度举行大会的惯例，李国桢参加了生前的6次会议，第一、二届为顾问团成员，以后4次为大会特邀组织成员。
1983年5月，定窑研究仿制成功，并通过省级技术鉴定。
1983年，汝窑天蓝釉研制成功，8月通过国家级技术鉴定。
1984年，北宋官窑青瓷仿制成功，6月下旬通过国家级技术鉴定。
1984年由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研制的精细耐热炻器在河南宜阳陶瓷厂试烧成功。10月份通过国家级技术鉴定，其产品填补国内空白，很快在国际市场走俏。
1988年，汝窑月白釉、天青釉（汝官窑）研烧成功，7月份通过国家级鉴定。至此，汝窑代表性釉色全部烧制成功。
1988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瓷工艺基础》一书，由李国桢与郭演仪二人合著，是二人一生学术研究的共同成果，是两位古陶瓷专家一生精诚合作、充满心血智慧的结晶。这部著作的出版，余认为在古陶瓷研究领域可以称为是一个历史的终结。如此结论，方家老师不一定认同。以我浅陋之见，至少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论断。
李国桢与《中国陶瓷史》
1982年9月，中国硅酸盐学会组织编写的《中国陶瓷史》正式出版发行，它的面世，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是全世界公认的陶瓷古国。早在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已经会制造使用陶器。瓷器又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项伟大发明。我国的陶瓷生产和发展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精湛的制作技艺和悠久的历史传统，在世界上都是率先的。这是永远值得我们后人研究、学习和引以自豪的。中国陶瓷的历史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物质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研究对象。然而，历史的遗憾让我国陶瓷人为之慨叹——中国陶瓷历史的学术研究长期落后于日本、欧美的一些国家。以至于有的西方学者放言：古代的瓷器中心在中国，而研究中国古代瓷器的中心在西方。回望中国慢慢八千年陶瓷之路，虽有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朱琰的《陶说》、蓝浦的《景德镇陶录》、程哲的《窑器说》、梁同书的《古窑器考》、吴骞的《阳羡名陶录》、唐英的《陶冶图说》等陶瓷专著。这些要么是一域一器工艺的简介，要么是一人一义对前人制陶的总结，基本没有多少史学价值，在国际陶瓷界的影响更难与日本仅在民国时期出版的《陶瓷文明的本质》（盐田力藏著）、《支那陶瓷时代的研究》（上田恭辅著）、《陶器的鉴赏》（今田谨吾著）、《支那陶瓷杂语》（仓桥藤治郎著）等著作相比。编写一部《中国陶瓷史》是多少代陶瓷人的夙愿。然而，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全国仅有吴仁敬的一部《中国陶瓷史》问世。而且这部具有拓荒性质的陶瓷史很难称之为宏篇巨制，也非精品著作。
吴仁敬，江西临川人，1910年出生于鄱阳县城，可算是吸着景德镇瓷窑的空气长大的艺术后生。幼年聪慧，学业优秀，尤酷爱绘画，在江西省立陶业学校就读时，以二年时间读完四年课程，后到上海新华美术专科学校深造。吴仁敬曾留学日本，后任景德镇陶瓷学校美术教师，不仅具有现代艺术和科学观点，而且本身就是绘画高手。民国21年（1932年）在南昌中学任教，教学之余开始研究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史。经过四年努力，撰写出中国第一部陶瓷史，第二年他又写出了更具代表性的《绘瓷学》一书。
吴仁敬的《中国陶瓷史》，是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国各时代制陶制瓷历史的最早著述。但由于客观条件有限，专业差异，加之成书仓促，其著作在陶瓷工艺美术方面有重要的论述、独到的见解，对当时的制瓷工艺有一定的参考指导作用，就其历史价值而言，可称其“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其自序中可略知成书初衷及撰写脉络：
……欧人自十八世纪仿造瓷器以来，精益求精，一日千里，而我国墨守旧法，陈陈相因，且又为匪乱苛税所苦，致使营业不振，喧宾夺主，各处销场尽为洋瓷所占，瞻念往昔，何胜感慨！
吾国关于陶瓷之书，素少著述。明清代偶有作者，亦是各言其所言，慢无体系，不足称为善本。至于陶瓷史之书，本书之前，更是无有撰述者。本书作者以为是“数典而忘祖”，“吾国人之大耻。”
惟吾国陶瓷沿革情况至为复杂，欲夷考其事，作一整齐划一有系统之记述，诚非易易。作者秉上述意旨，从事编纂。参考图籍数十种，或取诸古人典籍，或取诸公家统计，或译自外人著作，或参考私人记载，分门别类，广为汇罗。犹有不足者，则实地调查之，以求正确与充实。关于陶瓷之起源、各代瓷器之发明及种类、制瓷之名窑、釉色之变迁、装饰之进步、制瓷之名家、品瓷之著作等，本书均有详细与扼要之记述。中国数千年陶瓷史实与兴废盛衰之迹，一目了然……
此处所谓的“一目了然”，只能理解为比较简略、浅显，正文不足十万字的一部陶瓷史在1937年商务印书馆初版时尚可称其为“善本”，至几年后随着陈万里、周仁、夏鼐等专家学者古陶瓷考古发掘、田野调查成果的面世，此一“善本”即显认识见解的局限和观点依据的落后，但其历史地位仍是“史无前例的拓荒之作”。
在吴仁敬的《中国陶瓷史》行世45年后，在考古界、陶瓷界专家千呼万唤声中，新中国第一部陶瓷史始得出版。这部功彪史册的学术巨著，署名为“中国硅酸盐学会编”，首功则是冯先铭先生。他1947年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后，放弃曾发愿秉承父志从事汉学传译（其父冯承钧，著名历史学家，在汉学译介方面厥功至伟。四五十年代汉学传译又是我国的热门专业）的初衷，追随郑振铎、陈万里潜心中国古陶瓷研究。“文革”开始，古陶瓷研究活动被迫停止。1975年，全国政治形势稍有好转，文化科研活动相继恢复，冯先铭根据中国硅酸盐学会的倡议，开始发起筹备《中国陶瓷史》的编纂工作。因环境所困，工作刚刚开始即被搁浅。1977年，在原国家建委副主任宋养初、中国硅酸盐学会副理事长丁原的重视支持下，编纂工作再次启动。组成了由冯先铭牵头、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专家安志敏、河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安金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伯谦、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文博专家汪庆正参加的五人主编小组。同时从故宫博物院及相关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调集了邓白、李辉炳、王莉英、李知宴、郑乃武、盛厚兴、朱程海、阎万章、赵光林、郭文宣、刘可栋、范冬青、张宁等一批知名专家学者，分工撰写。1979年完成初稿后，发现全书存在重大缺陷，随之进行了全面的补充、完善，终至1982年9月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陶瓷是科学和艺术的产物，它既是物质的产品，又是精神的载体，同时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服务。陶瓷史是中国物质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完整的中国陶瓷史仅有文物考古部门的史料、标本和研究成果还远远不够。因之，加大了陶瓷工艺学界、工艺美术学界的力量。这就有了该书版权页上的“本书科技顾问：张福康、李家治、李国桢”，“本书艺术顾问：邓白”。张福康，浙江嘉兴人，1951年毕业于以文理商学著名的沪江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的前身），是中国硅酸盐研究所成立后分配的第一位硅酸盐专业本科生，他博学、擢秀，行能高妙，是李国桢首肯首推的古陶瓷专家，可惜他在“反右”运动中因言获“罪”，“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重新安排工作到研究所资料室上班，参与编写《中国陶瓷史》，他既有学养积累，又有时间精力，故由他承担书稿科学技术部分的撰写任务。李国桢自1978年金华会议开始至全书定稿，一直负责科学技术部分的审核把关工作。1997年3月，该书重印时，他又根据近十几年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多处改正及补充意见，受到中国硅酸盐学会的赞赏。
在《中国陶瓷史》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
《中国陶瓷史》出版了，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通过本书的编写，大家越来越感到我国陶瓷历史涉及面很广，绝非文物考古学、陶瓷工艺学和工艺美术学所能叙述清楚的。一部陶瓷史蕴藏着大量的中国经济史的资料，包含了全部中国物质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许多问题，就是自身也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虽然近二十多年来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仍然有许多需要重新认识和总结的问题……
这是专家学者们编纂黄钟大吕、鸿篇巨制的《中国陶瓷史》过程中的体会，也是对我国陶瓷工作者的希望。《中国陶瓷史》出版后不久即销售一空。让编纂者所始料未及的是，随着《中国陶瓷史》的面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持续了整个八十年代的古陶瓷发掘研究高潮。
浙江的朱伯谦率先行动，形成了继陈万里之后的第二波越窑调查高潮。省文物所组织专家对慈溪上林湖、古银锭湖等窑址进行田野调查。在上林湖区共发现东汉至宋的古窑址120余处，这也是有史以来对越窑进行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为深入的考古调查，大致摸清了浙东地区古窑址的基本情况，并出版了成果报告集《青瓷与越窑》。
越窑发掘研究的成功，为全国各大历史名窑的考古发掘研究吹响了冲锋号。
河北刘可栋的队伍在内丘县的老唐城和磁窑沟附近找到了17处隋唐窑址；陕西的禚振西成立铜川工作站对耀州窑址展开了为时11年的考古发掘；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磁县观台窑址进行大规模的发掘，揭示出磁州窑从五代末创烧，历经宋金，至元代停烧的历史；与此同时，中唐时期兴起的著名外销瓷的长沙窑、杭州乌龟山的南宋官窑、宝丰清凉寺汝窑、景德镇明代御窑等相继成功发掘，获得重要研究成果。此前很少涉及、考古基本处于空白的宁夏灵武的西夏瓷窑以及四川邛崃的邛窑、内蒙古赤峰缸瓦窑的辽代瓷窑都展开了调查、发掘、考古研究，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收获。
后人评价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年代。考古工作一度被人们忽视，被社会遗忘。而这一时期却也百花齐放，高歌猛进，惊天动地的发掘、发现一个接着一个；古陶瓷研究是真正意义上的“窄行”、“小众”，而这一时期却热火朝天、万马奔腾，史无前例的热闹，空前绝后的繁荣。
李国桢的八十年代，既是参与者，又是推动者；是幸运者、受益者，更是奉献者。自八十年代开始，他和他的合作伙伴相继写出了《南宋官窑青瓷的研究》《历代定窑白瓷的研究》《宋代汝、耀州窑青瓷的研究》《历代德化窑白瓷的研究》《山西古代白瓷的研究》《历代越窑青瓷胎釉的研究》《明清景德镇几种青瓷的组成和结构》《灵武窑制瓷工艺总结和研究》《古代钧瓷的科学分析》《北宋建窑白兔毫黑釉盏碎片分析》《历代耀州青瓷工艺理论分析》《若干磁州窑系白瓷的研究》及《元代霍窑白瓷的研究》等独步当时、影响深远的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这一时期的繁忙，是听天命尽人事的率真、放达，是耕耘、细致、克勤无怠的艰辛、坚守，是精研、细究、笃行不倦的执著追求。近十年中，他经历了丧妻的悲痛、悲伤，承受了两个儿子成家立业中的煎熬无奈。十年中，他和他的朋友、同伴、同行、同仁们为共和国的古陶瓷研究树起了一座座巍峨丰碑，创造了足以留芳千秋的举世辉煌！
本书写到此章，适逢中国作协安排去杭州中国作协创作中心休假。其实我争取这次休假，目的还是有关此书补充采访的任务所寄，想借此机会拜访李国桢的高足周少华教授，就有关问题聆听高见，交换看法。两年来我与李国桢前辈应该是“朝夕相处”，他时时就在我的心里，即使在去年眼疾手术，搁笔病休期间，仍在时时与老前辈在沟通、在交流、在拜访、在仰望……
西子湖畔，延安路与河坊街交汇不远处新矗起的“吴山名楼”想位置、听名字，那种亭亭玉立，那种诗情画意就已冲进脑门，不用到访观瞻就有着无尽的美妙与神仰。周少华教授的“古陶瓷研究工作室”就在吴山名楼小区铭楼别墅的六楼。我到达时，工作室内高朋满座，趁他们畅谈，我在办公室两个书柜前分享一套套一册册有关古陶瓷研究的史籍论著，不少书籍是我仅闻其名，未见其面，甚至还有不少未闻未见的善本名著，犹如饿汉遇美馔，极欲饱览尽享，全睹为快。而我的到来，周教授其他一切要事紧事似乎都降了级、停了摆。从柜子里挑选的几本书没有怎么翻阅，他就煮茗待叙。恩师李国桢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比我的感受要高多少倍，他看看茶几上堆有一尺多高的书卷，我们开始了就书论书的讨论。
李国桢、李家治都是你的恩师，你用两句话概括一下对他两人的评价。我说。
李国桢、李家治先生是我国上世纪古陶瓷界的两座高山，我是只能高山仰至，不好妄加评论。周少华笑着答道。
这两座高山总有先后，在你心目中如何摆放？我又问。
1990年我离开杭州瓷厂到浙江大学材料系读研究生，这是浙江大学招收的第一个古陶瓷研究生。我的导师陈全庆教授从事微晶玻璃纤维与青花瓷的相关产业化研究，她就特聘了刚从轻工科学研究院退休，全国当时最知名的古陶瓷专家李国桢先生作客座教授为我的指导老师。我在杭州瓷厂任厂长时，李国桢先生为企业科技进步，开发新产品给予很多支持，并被聘为陶瓷厂技术顾问。他参加五十年代龙泉青瓷恢烧，南宋官窑研究，对浙江的越窑系情有独寄，在浙江陶瓷界是大名鼎鼎。他到学校后帮我选择了研究论文题目《宋代青瓷研究》，着重于对南宋官窑、龙泉窑和汝窑的科学技术研究。
认识李家治先生晚于认识李国桢先生。1987年秋天，我任杭州瓷厂厂长，又兼任南宋官窑研究所所长，因为要对郊坛下窑的一些标本进行测试，已被我们厂聘为技术顾问的李国桢、郭演仪二位先生带我到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古陶瓷实验室拜见求助于李家治先生。李家治先生温文尔雅，度蔼素风，让我非常感动，他很认真的听了汇报后对我们厂的研究大加赞赏，当即表示十分愿意与我们合作，任何时候都欢迎我们去做实验，并答应择时到我们工厂去看看。上硅所的古陶瓷试验室当时是我们国家规格最高、条件最好、设施最完善的试验室，李家治先生做为研究所所长、试验室主任，海内外知名的大专家、大学者，对年轻人对基层企业的研究工作如此的关心和支持，让我感激之至，言无所容。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每当有古陶瓷研究方面的难题，需要帮助进行测试分析，李家治先生总谒尽全力千方百计予以帮忙，给予协助支持。我也由此与上海“硅所”和所内的张福康、陈显求、郭演仪等专家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一天李家治先生应邀到浙大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抽出时间又专门到我们系，听了我的有关研究方向汇报，得知是李国桢先生做导师他非常高兴，肯定了我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工作。李家治先生与我的导师陈全庆已有三十年的交往，也是老朋友，当时陈老师提议，我毕业时请先生做答辩委员会主任。李先生高兴的说，你是陈全庆老师和李国桢老师的门生，当然也是我的学生，我理应尽力为之。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在浙大读研究生同时接受了我们国家三位当时极其著名的古陶瓷和新材料科学的专家指导。1993年5月下旬，在李国桢先生的指导下，我的论文答辩前，如愿请到了李家治先生，同时请到了上硅所的郭演仪，浙江文物考古所的朱伯谦，浙江美院的邓白和浙江省轻工厅工程师劳法盛，加上我的导师陈全庆和李国桢，李家治担任答辩委员会主任。现在看，这个答辩委员会的专家是够豪华的，豪华得让很多人羡慕，让不少人眼红。听了我的答辩后，李家治先生认为：这个课题选得很有意义，目前国内尚未有系统研究的报道。与考古部门合作并运用先进的电镜和穆斯堡尔设备进行材料学和工艺学的研究，思路非常好，效果非常好，论文水平达到了国内外关于宋代青瓷科技研究的最高水平。其他几位专家都给予高度评价。最后给我打了96分的极高分，我当然明白，老师们赞扬和高分是对我这个青年学生的鼓励，我更明白，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与二位导师和李家治先生的倾力培育、精心指导分不开的。李国桢、李家治都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师长，一生敬仰的恩师。
上海硅所的李家治、轻工业部的李国桢，二位前辈的齐心戮力，推动了我国古陶瓷研究走向高原，形成高峰，为世人所瞩目。我不由的问：
如何评价李国桢、李家治两位前辈在古陶瓷研究中的贡献？
周少华教授很坦然的介绍：李国桢先生年长李家治先生两岁，而且李国桢先生一开始就研究硅酸盐，解放后很快就专业研究陶瓷科技，以后又更多的专注于古陶瓷研究。李家治先生与李国桢先生同是化学系专业毕业，但李家治先生1952年从东北精密医疗仪器厂调到中科院工业实验馆即从事玻璃材料的研制工作。1955年底工学试验馆改为冶金陶瓷研究所后，他任国瓷组长，当时是张康福重点研究古陶瓷科技。张福康被打成“右派”后，李家治先生走向研究陶瓷的前台，开始从事国瓷及古陶瓷的研究工作。1963年初，中科院硅酸盐化学与工学研究所成立，李家治先生始任玻璃研究室副主任，主要从事玻璃及微晶玻璃材料、玻璃物理化以及古陶瓷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工作。可以说，古陶瓷是李家治先生的副业，但却是他的心爱，所以平时李家治先生称李国桢先生“李老师”“国桢老师”“国桢兄”，在古陶瓷科技研究的结论性问题上，常常是“听李老师的”。可以说李家治先生非常器重尊重李国桢先生。而李国桢先生则是纯粹的陶瓷学家。在陈帆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百年史》上入选的94名“陶瓷界知名人士”中，冠称为陶瓷学家的有7人，但其他6人分别是冶金家、教育家、玻璃专家、材料学家、企业家兼及陶瓷学家，而专称陶瓷学家的仅李国桢老师一人。但由于体制的原因、单位的原因，以及以后的社会政治原因，李家治先生做为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领导，往往排名在李国桢先生之前，而且由于轻工系统偏重于日用陶瓷科技的研究，古陶瓷研究既缺少人员又缺乏设施，李国桢先生的研究工作很大程度上依靠“上硅所”的支持配合，而且李家治先生对李国桢先生开展古陶瓷研究的支持是无私的、敞开的、全面的、一以贯之的。而郭演仪先生终其一生与李国桢先生合作共事的实事就更能说明问题。
郭演仪，1930年出生于山东维坊，1953年山东大学硅酸盐专业毕业分配到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上班就跟随周仁、张福康从事古陶瓷研究。参加工作认识的第一位陶瓷工程师就是李国桢，从1953年底开始，凡是古陶瓷研究活动，只要有李国桢，一般就会有郭演仪。郭演仪的为人有着山东人的忠厚与朴实，不善言谈，不事张扬，属于内秀慧中型科技人才。“文革”十年，李国桢贬走陕西，古陶瓷研究近乎中断。进入八十年代后，难友重聚，开启了与李国桢更密切更深度的合作。在各大名窑研究中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多次有合作论文发表，最后二位合作完成了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古陶瓷专著《中国名瓷工艺基础》。
《中国名瓷工艺基础》一书1988年6月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很快成为陶瓷界、学术界的经典专业参考书，被视为从事陶瓷生产、文物考古、古陶瓷研究及高等院校陶瓷专业相关的师生学习参考必备的精品教材，进入九十年代后已是一册难求。前段时间为查讯有关资料，在“孔夫子旧书网”、“浩然斋书屋”看到标有“仅一册在售，欲购从速”的提醒语，标价为300元（不含20元快递费用）。它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本人不懂陶瓷，不敢妄加评论，这里谨把原版上的“内容简介”和《序言》部分内容“摘录”于后，奉呈方家同仁评鉴。
内容简介：本书从工艺学的观点出发，系统介绍了中国历代各名窑瓷器的发展和工艺基础知识，包括中国南北方传统制瓷用原料、成形和烧成技术；青、白颜色釉的胎、釉组成和彩料的制作、成分及其显微结构；陶瓷性能、简要的制作技艺与工艺条件等。本书又是一本总结中国各名窑的工艺实际，为仿制名窑瓷器提供基本依据和为现代日用瓷的研究和生产提供借鉴的新书。
几千年来，陶瓷制作技术神密万机，高深莫测，窑民瓷工们数代积成、口口相传的秘笈，“传男不传女”、“道不轻传，法不轻授”。在这里却由一本“工艺基础”让几千年积累的神密配方和工艺、技术、方法大白于天下，让堂前金燕筑巢寻常百姓之家。把财富还给社会，把技艺交给人民。
关于“中国历代各名窑瓷器”一语，作者在“序言”里有如下说明：
“诸如越窑、龙泉窑、官窑、汝窑和耀州青瓷；邢窑、定窑、德化窑、磁州窑和景德镇白瓷；唐三彩、宋、辽三彩、素三彩以及其他低温色釉陶瓷；紫红、郎窑红、钧红和桃花片等铜红釉瓷及油滴、兔毫等天目釉；长沙窑和磁州窑釉下彩及著名的青花和釉里红釉下彩；五彩、粉彩和珐琅彩釉上彩等……。”
中国名窑全涉及，历史名瓷全包揽，林林总总、一览无余，内容之丰富，成书之不易可见一斑。
陶瓷外行写陶瓷科学家，无知与无奈的困境使我必须事事求助专家，时时求教老师，面对周教授我提出了他可能没有预想到的问题：
你如何评价李国桢的《中国名瓷工艺基础》这本书？
周少华不愧是学养深厚、造诣不凡的古陶瓷专家，他似没怎么思考，一脸庄重的说：
李国桢、郭演仪二位先生的《中国名瓷工艺基础》是古陶瓷研究领域的巅峰之作，李国桢之后世间再没有了李国桢，《中国名瓷工艺基础》之后也再没有这等全面、专业、精深、科学的盖世之作了。
为什么？我有些不解。
因为社会的发展，体制的改变，人心的不古，世情的异化，编撰这种著作的社会基础、人心基础全没有了。
我纳闷。外行看内行，间隔一度墙。
周教授很理解我。接着说：
陶瓷是物质文化的结合，是工艺技术的结晶，而分工造成分割，使陶瓷研究和发展难以超越历史的桎梏与羁绊。陶瓷研究与发展既要有创造精神的引导，又要有开放意识的滋养，既有文化历史的传承，还必须有协作精神作支撑。没有工匠精神，没有奉献精神，古陶瓷研究开发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古陶瓷属于文化，归文博、文物系统，是考古范畴，这些专业不研究陶瓷工艺，也不会涉及硅酸盐类的材料；陶瓷原料、材料科技，是科学研究领域，它不研究历史，也很少涉及文化文物专业；日用陶瓷归轻工系统，是现代科学，它也不研究古陶瓷，不研究历史文化；而电瓷、功能瓷、卫生洁具是建筑领域的专业，与考古、文博、历史相距很远。体制的高墙既隔断研究的领域，更割裂了共享合作的机制，部门职责在市场经济的蒸煮下失去了主动合作、互相支持的内生动力。条块分割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共同研究的动力合力。中科院的郭演仪与轻工部的李国桢持续四十年的密切合作、潜心研究的精彩故事已经成为不可复制的历史。
周教授的一席话，让我重新认识了《中国名瓷工艺基础》，也深深理解“世间再无李国桢”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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