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8年的农历三月二三十，也就是公历2018年5月11日，我就到了人到码头车到站的年龄 ，该离开工作岗位，告老还乡了。回顾60年的风雨历程，感慨颇多，一言难尽。
难忘十年前的农历三月二十三，是我的50岁生日。
当我吹灭蜡烛，吃着蛋糕，听着长子方向、次子向敏为我唱的生日祝福歌，品着妻子做的一桌子好菜好饭，我被这浓浓的亲情感动地流下了热泪。我说：“我感谢你们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多写文章，挣到稿费还房款。”
近来，随着我60岁生日的临近，我一直在回忆我这60年是怎么走过来的？都干了些什么？有哪些人生经验和教训？我收获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仔细想来，我这60年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10年文革，30年改革开放，吃过苦，受过累，少年失父，中年丧母，有梦想，有追求，有失败，也有成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红时红得发紫，曾上过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佩红挂花，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颁奖；耻辱时还上过几千人参加的批判会，被斗得死去活来，险些悬梁自尽。60年来，我遇到了许许多多真心帮助我的人，也遇到了一些害我的人，要把这些都如实地写下来，那将是一部厚书，这里限于篇幅和精力，只能记录一些片断回忆。
我出生于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我名字中的“进”就与“大跃进”有关，很有一点时代特色。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由于跑着与人争抢大锅饭，被石头拌倒，磕掉了两颗门牙。那时父母吃野菜，喝稀汤，把碗底的稠饭让我吃，才使我活了下来。
我小时候特别淘气，上树掏鸟蛋，下河摸螃蟹，与小伙伴打瞎驴、打水仗的事没少干。至今我的头上还留有两道疤痕，正好形成了一个“八”字。左边这一道疤是我和一个叫赵清潭的玩友在刨地时，他一镢头把我锛了一个大窟窿，顿时鲜血直流，可我还用手捂住头，把人家送到队里的碾盘底下藏起来，并交待听见有人喊叫也不要随便出来，然后才放声哭着回家。好在那时的农村娃子也没那么娇气，母亲给我按了点烟灰止住了血，又用粗白布条勒了一下，我又照样又蹦又跳地上街找小朋友们玩去了。右边这道疤是被另一个小伙伴用石头砸了一个血口子，送到卫生室缝了12针，又养了好多天，这两道伤疤也为我儿时的淘气、贪玩打上了终生的印记。
我的命大，曾3次落水，3次被汽车撞住，但都没有死。第一次落水是我一个人在河边池塘边玩，摸螃蟹时不慎滑入塘底，凭着记忆一猛子从水塘的对岸拱出，算是捡了一条命。后两次是不会游泳瞎逞能，游到中间沉入水底，有幸被同伴救出。其中一次与迎面冲来的小汽车碰住了头，我的自行车飞到了汽车顶上又落到了车后，我被抛起又摔倒在了道崖上，只是擦破一层皮，有惊无险，待醒过来用手一挥，让汽车开走，我一瘸一拐推着破自行车照常上班不误，惊得一大群围观者目瞪口呆。
文化大革命中因我爷爷是地主成份，我也成了“地主儿子”，被划为“另类”，常常遭人打骂。一次正上课，临座的一个小同学突然举手说：“报告老师，郭进拴说打击贫农！”其实是下课时我们都在背“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的《毛主席语录》。这一声“报告”不要紧，学校停课闹革命，把我这个“地主羔子”揪到了主席台上，批得泪眼哗哗，不敢抬头。从此，参加红小兵、戴红袖章、发红语录本等等统统没有我的份。有一次我和一个小孩打着玩，人家爹上来先给我这个才七八岁的小孩子煽了几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鼻青脸肿，临走还丢下一句话：“你地主儿子还想变天哩！”一次大队召开全体师生大会，正式开会前有人先念了我的名字，让我立即退出会场后，人家才开始念文件、呼口号……这些都深深刺伤了我这个幼年儿童的心灵。
我也曾为村里带来过一次大灾难。我在山上放羊时，一只小狼娃跑到了我的羊群里，我把狼娃抱回家放到红薯窖里养了起来，结果老狼一连几夜咬死了全街的许多猪和鸡，又跑到了我的羊群里，咬死了十几只羊。在老人们的打骂、劝说下，我放了狼娃，天下这才太平了。
我为学习写作更是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1974年的元月，我投出了平生的第一篇稿子，结果被判了死刑。正当我沿着这条艰难崎岖的小路继续向前走的时候，我那年仅47岁的父亲不幸患心脏病与世长辞了，那天离我的16岁生日还差5天，父亲走得太急，没能等到这一天。
从此，我接过了父亲的放羊鞭，边放羊，边读书，边写作。那时哪有桌凳啊，往山石上一坐，山石就是凳子，膝盖就是桌子。晚上就着月亮和烧砖瓦窑的火光读书，更是常事。我曾两次在路上边走边看书，就是不看路，结果跌落沟底，被摔得鼻青脸肿。生产队夜里打麦，第一个到场的是我，最后一个走的也是我，好借着灯光多看几页书，中间休息，别人躺下睡觉，我仍就着灯光看书。治大寨田时，我选择了最苦最累的推土，常常抓住装车的时候看点书。有一段时间，我喜欢上了队里的饲养员，一路小跑着把所有大缸小缸都挑满了水，用最快的速度铡草、垫圈，好腾出一点时间看书、写作。我投出的成百上千篇稿子全部石沉大海，到郑州送稿时，因没钱住旅社，在省博物馆前的毛主席塑像下露宿时，被巡夜民警半夜从睡梦中踢醒，问我要证明，没有；要介绍信，没有；最后被当成流蹿犯收容。仅有的5元钱也被小偷掏跑，只好一路乞讨回到家乡。路上扒汽车又险些被摔死。到家后，不理解我的老母亲又将我用心血写成的底稿统统烧毁。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
在投稿、送稿的过程中，我也结识了一些好人。临汝镇公社的刘天根、王六娃老师，每次见到我都送上几本稿纸，还给我改稿、荐稿、热情鼓励，大力支持。《河南日报》文艺处的李长华老师还多次给我开证明，让我这个农民通讯员免费住报社招待所改稿。滑县的李长祥老师同情我，亲自帮我改稿，使叙事长诗《傍晚，棉田剪影》以我们两个共同署名在《豫西文艺》发表，他还在他主编的《新芽》杂志上发表了我写的文学评论，给我以极大鼓舞。一次送稿，与鲁山县委通讯组裴建中老师同住一室，他翻阅了我写的一大摞稿子，提出忠恳意见，还给我题词激励，几天相处，结下很深友谊。临走他交待我，以后有啥难事，可到鲁山找他，并留下联系地址和电话，我真有“他乡遇故知”之感。
有一年正是“三秋”大忙时节，临汝县文化馆通知我进城修改剧本《赶会》，准备参加洛阳地区文艺汇演，全体队委会研究不让我去，我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扔下账本，丢下农活，执意要去。队长到大队告了我的状，诬告我多分了几堆红薯。为此，大队通知了几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派大队团总支书记到县城叫我。县文化馆老馆长张久益说：“这个剧本县委书记都看了，指示要尽快改好，代表全县到地区汇演，你现在让他回去，耽误了汇演谁负责？你能负起这个责任吗？”团总支书记当然负不了这个责任，回去反映了这里的情况，大队开了一个没有当事人参加的批判大会，大队党支部书记说：“我们派人去叫他，县里让他改剧本参加地区汇演不让回来，如果能回来，今天就让他上台叫大家看看。”我改剧本回来后，又进了大队的学习班，几次写检讨都不过关，后来又被拉到在北山召开的党员、干部和生产队队委会以上干部学习班上，一连斗了几天几夜，最后又宣布撤了我的生产队会计的职务，又在全生产队社员大会上批判了一家伙，这才罢休。
从此以后，我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坏蛋”，煤矿上召下井的临时工也没有我的份;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更轮不上我；后来我想参军保家卫国，也被拒之门外；一个对我有好感的女同学，也被我的“表现”吓得退避三舍，最后含恨远嫁他乡。
一次我三叔捣着我的鼻子大骂道：“你这个败家子，人家×××老师都说你是神经蛋，写那啥也不是，是不务正业，让我劝劝你，好好过日子，别再胡写乱画了。就指你这熊样，还想当作家？你做梦去吧！怕一辈子连个老婆也混不上，情打光棍了……”我三叔只所以这么恼怒，这么恨铁不成钢，是因为一次在临汝镇碰上了一个过去曾支持过我写作的高中老师，看到我写了这么多年也没写出啥名堂，突然转变了看法，说我是“神经蛋”。另外是村上的人也对我议论纷纷，都说我是“溜光皮”，怕劳动。一次锄地，只顾背唐诗宋词，不小心把庄稼苗给锄掉了；又一次割草，我只顾修改一篇小说，躲在一处断崖下，直到天黑看不见了才收笔，结果背了个空草箩头回了家，气得老母亲不让我吃晚饭。那时我的写作已完全到了“痴”、“迷”、“憨”、“魔”的程度，我三叔这是在尽力挽救我啊！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又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后，行人肃立，车辆停驶，高山俯首寄哀思，条条江河热泪流。在追悼会上，我背着一枝枪守在灵堂。台下不少人问：“这是谁家的孩子？”追悼会后，我写了一首长诗《毛主席啊，我们永远怀念您》，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高山看了，说：“写得很好，我带回去让县广播站播播。”后来县广播站连播几天，谁听谁流泪。此后，我更痴迷写作了。
可在农村，根本没人理解我。队长让我上将军帽山上起铝石，几个组的人都不要我，我只好一个人单干。打炮眼时，我一手捉钢钎，一手抡大锤，打好炮眼，再装上炸药，点燃导火线，飞跑到山下的窑洞躲起来，待“轰”地一声巨响后，再上山把土、废碴装上架子车，推倒到沟底，把铝石堆成一堆。也该我走运，这个被宣判“废弃”的铝石矿在我没明没夜的拼搏奋斗中，出现了奇迹，挖出了成百上千吨高品位的铝矿石。我把这些矿石以5元1吨的价格出手，换回了大把的票子。我每天天不亮上山，天黑了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豫剧下山，倒也自得其乐。我用这些钱盖了3间瓦房，节余部分又让我拿着买车票四处送稿。这期间队里的几个社员看到我挖铝石发了财，又眼红了，利用我外出送稿之机，一下子抢了我的铝矿，可没挖几天，又成了断层，连一块铝石也没有了，他们挖出的矿石也因品位太低没人要，结果被风刮雨淋日晒，粉到了山上，一阵大风刮来，竟吹得无影无踪了。我这叫好人有好报，真正挖铝石挣住钱的，全生产队还只有我自己。后来我才知道，真正赚住大钱的，是那些发矿石的，他们发到铝厂就是几百元1吨。后来我由于送稿图省钱，扒了一辆山西的大卡车，跳车时装有几百吨铝石票的提包也掉在了车箱里被拉走了，自然这几百吨铝石也就打了水漂。
我又迷上了写作、投稿，我三叔、五叔把我毒打了一顿，让我跪在母亲面前发誓：“只准老老实实干活好好过日子，不准再胡写乱画不正干……”
在家没法活下去了，我又背井离乡到洛阳的建筑工地上当小工。一次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屈江北到洛阳地区开会时，专程到工地看我，当他看到我衣不遮体，几个月不洗澡，我们正说着话，身上的虱子满身跑，用手一抓一大把。屈老师看着这非人的生活，脸一背，流下了一串热泪，最后我们师生抱头恸哭了一场。当晚他把我接到他住的宾馆里洗了澡，换了衣服，内衣因虱子太多，不能再穿，用打火机点燃时上面的虱子噼噼叭叭作响。
就因为我们是农民，处处被人看不起。一次，我们到一家木材厂拉木板，实在渴得难受，我用人家的碗想接点自来水喝，被一个漂亮的城市姑娘用力夺去：“你们农村人太脏，不能用我们的碗。”气得我和那位衣着时髦的城市妞吵了起来：“嫌我们脏，就别吃我们打的粮食，别住我们盖的房子……”另一位同事乘我们吵架之机用碗接了水，刚喝了一口就被小姑娘夺去，人家“叭”地一声把碗摔得粉碎，怒气冲冲地骂道：“我叫你喝！我叫你喝！渴死你哩！”面对此情此景，我流下了伤心的泪，我们农民真苦啊！我们农民的命真不值钱……
工头发现我晚上躲在被窝里写作，在路灯下写作，就砸了我这个“泥饭碗”，把我辞退了。我回到临汝，在风穴寺的悬钟阁上题写了这样一首诗：
愁事揪心心欲碎，
满腹苦水倾与谁？
仰脸我对皇天呼，
寒风洒落千滴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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