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恰恰隐藏着现代中国转变的秘密,正是高老太爷和林父所代表的传统中国秩序无法维系,在内忧外患的空前危机中,才诞生了新一代中国青年,正是因为有林道静等一代代青年的奋斗、牺牲,中国才能避免被瓜分或灭亡的命运,才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走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青年不仅承担起了时代的使命,而且改变了自身,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青年。
在历史的视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青年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才诞生的。在那之前,中国虽然有生理年龄意义上的青年,但并没有文化或政治意义上的青年,那些青年被束缚于“长幼有序”的传统伦理秩序中,并没有成为改变中国与世界的力量,而在“五四运动”之后,经受过新思想、新道德、新知识洗礼的中国青年,焕发出了前所有未有的能量,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将一个气息奄奄的老大帝国转变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中国。1950年,36岁的杨沫频繁因病休养,在病痛与孤寂中,抗战时期的记忆经常浮现在她的脑海。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有时回忆过去,回忆那些牺牲的战友、老百姓;也回忆我自己年轻时(包括小时候)的生活、经历,这些生活万花筒似的时常在我眼前晃动、缭绕,我恨不得一下子把它们从心上移到纸上。”
“假如有一天,有一本渗透着自己的心灵,打着个人生活、斗争的烙印,也荡漾着青春的火焰的书出现在世上,我想,我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幸福的人!”
杨沫设想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作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这就是《青春之歌》创作的缘起。
在当时的年轻革命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中,杨沫的经历是有代表性的。
1931年,杨沫为抗婚离家出走,走上社会,当过小学教员、书店店员。1936年,杨沫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她在冀中一带参加抗日战争,之后参加解放战争,先后担任过县妇救会主任、抗联会宣传部长、报社编辑等。
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地区,干部伤亡率非常高,许多与杨沫有着深厚友谊的战友,三两天前还在一起工作、谈笑,忽然就牺牲了,牺牲时往往二十来岁。
杨沫曾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回忆他们:《黎明报》刻字员马敦来,圆圆的脸总含着温和的笑;区委书记吕烽,常在夜间与杨沫一起穿行于敌人的心脏,找到群众开展工作;敌工科科长李守正,喜欢文学,与杨沫碰面总有说不完的话;区长王泰,子弹打光后牺牲在熊熊烈火中,就在牺牲前两三天,还送给杨沫一只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精致的小怀表……
烈士们为国家和民族舍生取义的精神,使杨沫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渴望把烈士们的丰碑搬到广大群众面前,“这思想像命令似的在我心里轰响着”。
1951年8月,杨沫明确了以女主人公的成长来建构长篇小说的想法,这就是《青春之歌》的主人公林道静。
作品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塑造了林道静这一觉醒、成长的革命青年形象,将林道静的人生经历融入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宏大叙事。
林道静从个人反抗融入集体斗争、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软弱变为坚强的成长过程,呈现的正是杨沫以及与她有过共同经历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杨沫形成了革命工作至上的观念,并以此确立自我的价值和意义,她渴望在奉献社会的过程中获得自由,拥有波澜壮阔的人生。
为参加抗战,杨沫先后把还在吃奶的女儿、刚出生的儿子寄养出去,“我跳出了感情的牢笼,走出了狭窄的家庭,投身到一个伟大的集体中来了!我知道等待我的是危险甚至死亡,也许我将永不能见到我的女儿,比起一个革命青年对于革命事业的向往,那算得了什么呢?”
而作品中,林道静所遇到的各个人物,她最初的恋人余永泽、引领她走上革命道路的“精神导师”卢嘉川、她最终的革命伴侣江华、温柔而坚定的女共产党人林红等,都有着杨沫人生各个阶段的影子。
1951年9月,经过一年多的酝酿,杨沫开始动笔写作,小说初名为《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最终在出版时定名为《青春之歌》。
经过六七次重写、修改,小说初稿终于在1955年4月底全部完成。
《青春之歌》曾得到茅盾先生的肯定和支持。茅盾从三个方面进行具体而深刻的正面分析。一是“为什么我们肯定《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围绕这个问题,从政治角度肯定这本小说,认为这部小说是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指出,“评论一部反映特定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也不能光靠工人阶级的立场和马列主义的观点,还必须熟悉作为作品基础的历史情况;如果不是这样做,那么,立场即使站稳,而观点却不会是马列主义的,因为在思想方法上犯了主观性和片面性,在评价作品时就不可避免地会犯反历史主义的错误。”“而我们之所以肯定《青春之歌》,也因为它没有反历史主义的毛病。”二是“我们怎样评价林道静这个人物?”认为这个人物形象是真实的,也是典型的。她的成长过程是真实的,符合实际的,“熟悉那时候的社会现实的人,特别是在那时候领导过和参加过学生运动的人,都会觉得林道静这个人好像是见过的。因而,这个人物是有典型性的。”同时,茅盾又辩证地指出,这个人物身上流露出来的“幻想和温情”,是值得我们鉴戒和警惕的。到这里,茅盾有感而发,为作者说公道话了,认为作者对这个人物是抱同情态度的,因为这个人物是值得同情和爱护的。他说:“如果不看到这些主要的方面,而只就林道静是地主家庭的女儿、受到资产阶级教育、曾经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等等,武断地判定作者对林道静的同情和爱护便是作者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流露,那是十分不公平的!这种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也成为正确理解一部作品的最大的阻碍。”今天我们读到茅盾评论《青春之歌》的这段话,仿佛感觉茅盾的思绪回到了自己当年写《蚀》三部曲时受到指责、批评时的感觉,个中况味,有点夫子自道的味道。三是“《青春之歌》有没有缺点?”茅盾认为“不能说这本书没有缺点”。但也不能把没有表现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等等当前的要求当作这本书的缺点。那么,这本书的缺点在哪里呢?茅盾认为主要在人物描写、结构、文学语言三个方面。认为人物描写中除了林道静之外,有些人物仿佛作为“道具”而存在,显然是个缺点。在结构上,茅盾认为“作者的手法有点凌乱”。说明作者“在构思时只着眼于一枝一叶而未能统观全局、大处落墨”。至于这部小说的文学语言方面的不足,茅盾以他精深的见解和丰富的经验写出他自己的看法,认为《青春之歌》的“词汇不够多”、“句法也缺少变化”,尤其在描写环境方面,“作者的办法不多,她通常是从一个角度写,而不是从几个角度写;还只是从循序渐进地写,而不是错综交叉地写;还只能作平视而不能作鸟瞰”。认为“全书的文学语言缺乏个性,也就是说,作者还没有形成她个人的风格”。但是,茅盾同样也认为,“这些缺点并不严重到掩盖这本书的优点”。茅盾在评论《青春之歌》的艺术得失时,既充满着艺术智慧又是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茅盾的这篇评论文章是他阅读了《青春之歌》之后,又经过认真思考后落笔的。但是他自己的观点非常鲜明,针对性也非常强,为《青春之歌》定音,尽管是一家之言,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语境里,作为共和国文化部长,是很少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从现有的史料来看,1959年茅盾两次阅读杨沫的《青春之歌》经历,第一次是在1、2月之间,读过之后,写了这篇发表在《中国青年》上的评论;第二次是在12月,读过之后随手写了一些札记,这些札记在茅盾生前没有发表,直到1984年才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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