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重读《笨花》

【郭进拴原创】重读《笨花》

最近重读了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

《笨花》是铁凝的力作和代表作,其精神蕴含较之以往的创作更为丰富,女性形象的塑造与以往的小说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小说中,铁凝塑造了三类特征鲜明的女性形象,分别是恪守传统,集女性与妻性或母性于一体的旧女性、超越性别障碍,进行自我书写的新女性以及凸显人性特征的自然女性。对这些女性生命经历的书写,体现了铁凝女性叙事观念的新变化,由过去的展现、倾诉和拷问她们,变为流畅地倾泻她们。同时,铁凝对这些女性形象背后的文化含义的温情凝视,也展示出了她的文化姿态,即她对多种文化的包容。

这部作品中，铁凝能够突破自我，着眼于历史的书写，作为一个女作家，这一点就很值得肯定。阅读作品，能够感觉出来铁凝在史料方面还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同时小说全文保持了她细腻真诚的笔调，使得“笨花”这样一个村子有了自己的名字，文中有非常多的笨花风俗人情的书写，语言上也多用方言俚语，地理风情自然人情在铁凝的笔下流出。其实，在阅读过程中，最喜欢开端的文笔，比较自然，后来人物行动范围渐广，社会历史面也扩大了，能够感觉出一些故意为文（编故事）的感受，就不大喜欢了，虽说是从一个村子，以向家人为中心展开，但其中刻意处处和历史事件挂钩，历史不单是背景，在作者笔下成为着意要服务的对象，人物个性不突出，有些脸谱化，人的性格行为语言也不够“贴”。但展示了几代人物的一生，从生到死，而且是比较“新”的形象（在历史身份之外，能够明显感觉出来作者精心安排了人物的个性特征，不同于以往的文学史形象）信仰宗教的西贝梅格，和有备交好的日本友人，豆腐脑起家后从戎征战最后退隐搞粪场种萝卜的向喜，死得实在的“瞎话”，儿时瞎了一只眼后来从医的向文成（他和牧师散步菜园，讨论中医的地方很精彩），作为新女性被培养却留恋老家笨花为抗日牺牲的“取灯”，两面派的“小袄子”……总之，这本书的故事很漫长，杂花生树，铁凝用清新的文笔展开对历史的铺陈，的确是起了化学反应的，这种尝试值得肯定，死亡和战争的可怖在她笔下表现为对个人生死的惋惜，她是比较重“个人”的。不足的地方就是矛盾事件不突出，个人语言和历史语言的贴合不够，有些“枯”、“涩”，行文平淡，整个阅读中作为读者我情绪几乎没有起伏，太平了，总觉得是在一个清凉的月色下听一个长长的，历史的家族的故事一般。

出生成长于乡村并理解什么是乡村，我在读完《笨花》后可以有勇气冒着别人指责无知的危险声称：《笨花》不仅是写乡村的，它的根在乡村，基点在乡村，精气神在乡村。作品虽然写到了历史的变迁动荡，写到了南北城市物景，也写到了官僚军阀等上流社会人物，但这些都是舞台上的背景，都是从另一个更宽广更复杂的方面应证和服务于作家对乡村表达的需要。书中所涉及到的所有人物或明或暗地与乡村发生着关系，主要人物在生活细节和精神气质上更是如此。

铁凝要表达乡村的什么？这个问题很关键，但答案容易找到。在新书的发布会上，作者给出了直接的回答：“在《笨花》里我关注的是世俗的烟火”“表达的是平凡人的生活”。这种表达在作品中是具体和详细的。从西贝一家作为全书的开头，中间有劳动，医疗，农事300多种，到最后的喝号原汁原味地呈现着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详细到位的表达不仅说明了作者对乡村生活的熟悉，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作者对这种生活的热爱。

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要表达乡村？或者为什么借着乡村中的人展开故事？这种表达在当下时代有没有意义？要知道表达乡村在现代社会不仅“落伍”，而且存在阅读认可上的困难。社会快速发展，新事物层出不穷，一个比一个更能招来观众的喝彩声和聚焦的闪光灯。在这样一个人人思新思变的时代，铁凝回过头去书写一个几十年前的村庄，作者的这种“退步”怎样发生？书写的自信如何获得？这个问题关系到作者的部分写作意图，也包含着对现实生活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铁凝选择乡村，就是因为乡村和城市相比有它自身独特的优点。当然与乡村相比，城市更具有开放性，是知识和文化的集合场，城市也有自己的精神品质，但城市人口的流动，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使它比乡村具有更大的变动性和易模糊性。我无意在这里人为割裂乡村和城市的有机联系，我承认两者既存在相互区别的地方，也存在相互影响的一面。但在对“快”的抗拒上，乡村因其自身的特征更具有可被言说的意义。

在第一章对黄昏来临的描述中，黄昏的到来和结束在作者笔下有层次的展开，黄昏的开始先是炊烟四起中西贝小治媳妇的骂街和小治打猎回家，接着是牲口的打滚以及各家喂养牲口，后面是鸡蛋换葱的，卖烧饼的，卖酥鱼的，卖煤油的依次出场，可谓是乡村黄昏的精彩部分。最后出来的是去元庆家公然“幽会”的走动儿。书中写道：“他们好像专门等待着这个时刻，专门等待着这人的到来，或许这才是笨花村真正的黄昏。”

“半顿饭的功夫吧，走动儿走了……至此，笨花街上才变得鸦雀无声。黄昏结束了。”从作者对一个村庄黄昏来临的生动再现，我们发现这不正是以前真实乡村生活所具有的“慢”吗。

慢不仅体现在乡村的时间表上，也体现在乡村的精神认同上。《笨花》中有一段这样写道“尽管史书把这个远古的移民传说做了详尽的记载，但笨花人还是不打算以史为依据，他们坚信着传说和演义，固执地按照自己的信念，解释着那些细枝末节。”这是具有深层含义的一种慢，是一种基于乡村自身精神框架上认同的慢。这是乡村的哲学，它本色，质朴，淳厚而可爱。所以乡村这个话题在作者笔下获得了被言说的意义。

《笨花》并不是简单的在讲述笨花人的故事，更多的是讲在那一特定历史背景下，一些中国人的故事。

笨花村民风淳朴，村子里的每个人都不是陌生独立的存在，一些家长里短几乎可以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书中记叙的那些村中琐事，似乎就像是无数农村生活的缩影，家家都有自己的生活状态。而向家人则是将笨花和历史连接起来的关键一环。开始的笨花人，依旧经营着自己的生活，向喜作为参与历史的一环，在这简单的生活线之外，又衍生出了一条与参军与历史有关的分线。而后随着时间的延续，国家局势的严峻，笨花人最终也无可避免的与历史的发展完全的杂糅在了一起。

当日军侵入中国，杀戮蔓延到笨花的时候，我们惊异的发现，那些看似毫无紧迫感的“闲散”的笨花人，却又都在用着自己的力量，为国家的生存奋力抵抗着。在危难面前，人性也就显现得愈发明显了。其中不乏有着像小袄子那样的叛国者，但更多的则是像取灯、向喜、瞎话那样的为国家勇敢牺牲自我的人。

正如爱国人士占据了笨花村的绝大部分一样，爱国情怀终归在无数的中国人心中生了根。让我能够在繁重的劳作当中，耐心地把书读完的原因，就是作者在书里逼真地描写了我们农村在旧中国时期的生活全景。书中的人物，个个都是旧时农民的典型形象；书中所写的笨花村就是旧时代农村的缩影；书中所叙述的每处场景，每项农事，每种民俗，每声吆喝，都让我感到真实亲切，吸引着我读到挺深的夜晚。

特别是小说里的向喜，出身在世代老农民的家庭，以卖豆腐脑为生，靠做小买卖维持生计，一直遵循着农村的道德伦理。由于身处乱世，使得本没有远大的抱负与长久眼光的向喜,为了四两银子的安家费，他告别新婚妻子，当了兵，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他把打仗也说成干活儿，直到后来当了大官，还是保持着农民的习惯，他在骨子里依然是笨花的一个农民。即便后来在保定当咨议官、到南方当吴淞口要塞司令浙江全省警务处长，来往的都是达官贵人，他却依然心系笨花村，不忘规划家院的发展。我感动最深的是他的死。北伐后向喜退职返回保定。日本入侵后，拒绝了日本人要他出山的引诱，回到家乡兆县。

在召集家人时，他首先责备弟弟挂自己的大照片炫耀，问：这相片上的人是谁？弟弟回答说就是大哥您。向喜说：“不像，这比你大哥可威风。咱家里不能留，不能留这威风凛凛的人。”这里体现出向喜的不忘本色和不事张扬的性格。

然后告诉大家要到大粪厂当经理，“大家都记住，我去粪厂可不是为躲日本人的权宜之计，粪厂就是我的归宿。我也用不着隐姓埋名，可我的活动也就仅限于粪厂。这几年我寻思来寻思去，离老百姓最近的还是大粪。……现在我就是要去粪厂，当经理，侍弄大粪。这就是我向全家的宣布。”（第38章）这就是淳朴的农民向喜，把离百姓最近的粪厂作为自己的归宿。

铁凝早年自觉到农村插队接受生活锻炼的经历，无疑使她对农村充满深厚感情，她看重、珍视乡村的一切，这份感觉造就了她作品的诗情画意，她的写作与众多有知青背景的作家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她始终不肯写乡村的苦难和知青的“伤痕”，她始终怀着“对生活的情意”看取乡村的一切，刻画笔下的人物。农村这块热土使她的才情得到充分张扬，她在这段生活中接触的、打交道的每个人物都让她永志难忘，她把农村经历的一切看作生活的厚赠，因此一直努力用创作来厚报。在都市题材写作数年后再度沉潜到乡村，从广袤的农村天地汲取题材和素材的赐予，对她来说既必然又自然。我们从以向喜为代表的男性乡村人物的身上，分明看到了作家多年来对中国乡土社会传统、对我们人伦道德的理解与思考。而从以取灯为代表的女性乡村人物身上，则看到了她对更为熟悉和热爱的纯真无邪的农村姑娘们善良、美好的由衷欣赏。

作家写人物时一贯反对出于个人喜好或意念的需要去拔高人物或贬低人物，因此我们看到，小说中人物自身性格逻辑清晰，与情节发展水乳交融、相互推动，人物命运完全由故事的情势决定，故事情节又得到人物性格的推动，叙事始终如乡间清流般自然、流畅。我们由衷地被取灯、梅阁、小袄子、小妮子等女孩子的光彩所吸引，她们身上那种一如“山杏”、“陶媛”、“香雪”们的善良和可爱，使我们可以暂时忘却时代的严酷为她们祝福。同时，我们也不能不为该书出现向喜这样的灵魂式人物叫好。他的一生和归宿，他的人生追求，集中体现了我们民族性格中许多优秀的因素，如包容、达观、内敛、自尊、坚韧等，尤其是在实际利益面前、在考验面前的抉择，更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作家没有故意拔高他，没有让他离开国民党就去投奔共产党，也没有让他拉起一支抗日队伍，没有让他死后化为一座纪念碑，是聪明的处理。向喜作为寄托了作者种种理想的中心人物，在北伐战争后解甲归田，反映了他作为传统的中国人的道德观、是非观，最后与日本兵同归于尽，是大义凛然的豪举。当然，我们主观上都希望他在作品的后半部分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不过，假如这样处理，也许很难不被写成高大全。取灯是作家心目中的另一个理想人物，她身上凝结了许多作家对乡村女孩子的偏爱，她善良、机敏、乖巧、可爱，有追求、有头脑，而她最后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我总是想，假如她能够活到新社会到来的那一天，该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