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原创】读《风云初记》有感
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笔名林冬苹、孙芸夫。河北安平人。1933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研究生。1936年参加工作，任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师，1939年后参加抗日工作，曾任河北抗战学院教官，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边区文联、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华北联合大学教师，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师，《平原杂志》编辑，1949年后历任天津日报社副刊科副科长、报社编委，中国作协天津分会主席，中国作协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著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诗集《白洋淀之曲》，散文集《津门小集》、《晚华集》、《秀露集》、《曲终集》，评论集《文学短论》，《芸斋小说》、《芸斋书简》(上、下册)、《耕堂读书记》，《孙犁文集》(8册)，《孙犁全集》（11卷）。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短篇小说《荷花淀》、《山地回忆》，文艺理论《文艺学习》，儿童文学《少年鲁迅读本》等。
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以滹沱河沿岸的两个村庄——子午镇和五龙堂为背景，展现了“七七”事变后，冀中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壮丽画卷。小说围绕着高、吴、田、蒋四姓五家在抗战初期的生活史和变化史；细致地勾勒了冀中平原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通过他们对于抗战的不同态度，展现了那个时期关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极为复杂而壮观的一页。作者没有把生活简单化，这里既写了农民群众保家卫国，坚决抗战的积极性，也写了在抗战这个问题上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化；既写了春儿、芒种等年青一代农村儿女在民族自卫战争中的茁壮成长，也写了象李佩钟那样的从双重封建家庭（婆家和娘家都是地主）内部反叛出来的、性格较为复杂的革命知识分子。即使对反面人物，作者也没有做直线式的简单化处理，而是写了他们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如俗儿，就是这样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抗日风暴刚刚掀起的时候，她曾在一定程度上拥护抗战，后来终因积习难改，又追随她的男人高疤走向了破坏抗战的道路。这些地方，反映了作者一向严谨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得他这部小说所反映的内容，真正呈现着生活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多彩的色调。正因为这样，小说虽然题名为《风云初记》，暂时还没有出现宏伟的斗争场面，但却已经彤云密布，危机四伏，使读者从小说所提示的错综纷纭的矛盾线索中，洞见了那更大的革命风暴的即将到来。孙犁小说艺术中最突出的特色是抒情和细节描写。他特别擅长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都以细致入微见长。作品中，他将风景和人性人情、生活细节融为一体，一切皆着我之色，在细微处表达微妙的情感，然后通过这些情感和对人性的感悟而感染读者，获得好的艺术效果。相比之下，他在写实方面就弱了不少，特别是不善于写大场面，包括对战争场景的书写——他的绝大多数短篇小说都回避了写战争场景，与此未尝没有关系。此外，孙犁不太擅长故事型的构架，很少曲折、复杂的情节变化，而多是采用片断化和抒情化的结构方式。“其抗战小说不仅叙述对象单一，而且故事情节也十分简单，在大致雷同的叙事模式下，这些小说其实所讲述的故事只有一个：那便是乡村女性参加到抗日洪流中来的故事。”
作者是一位散文大家，又是一位长于抒情的艺术能手，一方面，它常常闪现着诗所特有的语言、旋律和意境，另一方面，又显示着散文的自然、流畅与舒卷自如的特色。作者确实具有了几副笔墨：“既能以金钲羯鼓写风云变色的壮丽，也能用锦瑟银筝传花前月下的清雅”。“他的小说好象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绝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这些评论，正说明了这部小说的最主要的艺术特色。
孙犁是"荷花淀派"的开拓者 ,《风云初记》是他创作后期的、也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 ,倾注了他大量心血 ,在更广阔的艺术开掘领域体现了更鲜明、更完整的"荷花淀派"风格。他的作品具有诗化倾向 ,闪耀着诗美的光彩。他的作品有"诗的意境"、"诗的情感"、"诗的语言"三方面的诗化特色。这部小说从“七七事变”展开故事，表现了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党在滹沱河两岸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曲折历程，反映了冀中劳动人民的觉醒进步和澎湃高涨的战斗热情。作品用饱含诗意的笔触。塑造了许多人物，特别是在抗日风暴中飞跃成长的农村妇女和人民战士。作品富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文笔行云流水，明丽天然，别具风格。
一九三七年春夏两季，翼中平原大旱。五月，滹沱河底晒干了，热风卷着黄沙，吹干河滩上蔓延生长的红色的水柳。三稜草和别的杂色的小花，在夜间开放，白天就枯焦。农民们说：不要看眼下这么旱，定然是个水涝之年。可是一直到六月初，还没落下透雨，从北平、保定一带回家歇伏的买卖人，把日本侵略华北的消息带到乡村……
在《风云初记》中, 孙犁以较大的篇幅写了春儿、李佩钟这样直接参加抗日工作的革命女性, 展现了那一时代先进女性的精神风貌, 而更令读者感到可贵的则是坚强隐忍地在背后默默支持抗日斗争的整个妇女群体。小说中几次书写到送别丈夫这一主题, 有17岁的秋分送丈夫出逃时的沉默难言，有东头寡妇送老温参军的干脆利落, 有张教官妻子送丈夫去路西工作一送几十里的难舍难分, 有变吉嫂为十几年终于得到一句知心话的畅快一哭。
这些情节不仅直接表现了这些妇女身上所具有的传统中国女性温柔体贴的秉性, 她们的存在更强化了民众要求平静幸福生活的愿望之表达, 从侧面反映出这场战争坚实的群众基础, 成为抗日战争必定取得胜利的理由之一。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俗儿这一“问题女性”。她大胆、泼辣、善变，惯会见风使舵, 因此才能在田耀武与高疤、抗日妇救会与中央军之间轻易变节。俗儿一出场, 作者即为她安排了一个游手好闲、好逸恶劳、并不安分的农民父亲———老蒋, 似乎要从血统的角度为俗儿正名。 俗儿在当时众多温驯的女性形象之中看来十分特别, 她不受封建贞节观念拘束, 勇于追求个人命运, 然而她的悲哀在于她行事没有原则和底线, 永远处于动摇当中, 因此极易沦为反动势力的工具, 而利用完毕就被一脚踢开。
她并不爱谁, 田耀武和高疤也只是她眼中金钱与享乐的代号, 因此她注定得不到真正的爱情。炸毁堤坝之后她一个人被落在后面, 被群众抓住要投进水里淹死, 连父亲老蒋也认为她是罪有应得, 可以说是境况凄凉。然而人们终究被善良的老常拦了下来, 老常的仁慈实则是孙犁的仁慈, 尽管作者在文中赋予反动阶级贯穿始终的丑恶面孔, 一路嘲讽打击, 但最终还是为几乎被淹死的俗儿派去了一个宽厚的老常, 为困守孤岛几乎饿死的老蒋派去了一个厚道的吴大印。这其中可以见到一个善良敦厚的知识分子处在阶级斗争这种特殊的大环境下进行文学创作的些许矛盾心态。
《风云初记》一书延续了孙犁惯常的恬淡风格, 虽然表现的是战争主题, 但其作品中突出的人情之美与文字之美使它在大量同样题材的作品中显得独树一帜。其作品中的女性大多处于一正、一反两个对立的极端, 然而作者却没有忽略人性的复杂与多面, 在塑造俗儿这一人物时并没有刻意贬低, 而是用一种客观的眼光来审视、叙述俗儿的一生, 她曾经一度“希望有一种力量, 能把她引纳到人生的正轨上来” ，然而碍于旁人的说辞, 最终回归自我的浪荡生活, 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心酸的悲哀！
限于时代环境与政治要求，书中部分人物形象略显苍白单一，但作为长篇小说，正如小说尾声中所说——书中对变吉哥那首淳朴的歌的评价可以看作是孙犁的自况:“在当时当地写下的, 真正记录了人的思想和情绪, 意志和操守的篇章, 虽然幼稚, 也就是最可宝贵的了！”孙犁《风云初记》的写作中也有时代的压力存在。从1940年代后期到1950年代，特别是在建国前夕，孙犁受到现实的较大冲击。这其中包括对他创作倾向的批评，也包括他父亲政治上的受批判和受打击。从表面上看，这种冲击对孙犁创作上的影响似乎不太明确，甚至相反，它带来的是孙犁创作上的兴盛。1950年代是孙犁作品创作数量最多的时期，特别是发表了大量谈文学创作理论方面的文章。值得提出的是，这些文章的内容几乎无一例外都带有明显的跟随政治形势的色彩，用语方面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在孙犁的创作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无论是之前的1940年代，还是之后的数十年中，孙犁都很少有过这样集中写作这类文章的时期。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将它归咎于政治压力和一些外在原因，如现在的生活更稳定，从事的又是文学编辑工作，关注文学理论和批判更多等等。腾云先生也将之作为孙犁没有受到政治批评影响的证据：“虽受到批判，但写作热情未减”，“批判一过，作品如潮。”[14]但我的看法恰好相反，我以为，这些政治理论文章正是孙犁受到现实批判影响下的产物。换句话说，孙犁之所以这么积极写作这些文章，其实是在做一种政治表态，希望以之来表示自己在追求与时代的合一，以免被人看做是对抗（消极对抗）的方式。这一创作高潮映射的是孙犁内心的恐惧和无奈。孙犁之所以努力创作反映时代风云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未始完全没有类似的心境存在[15]。换言之，虽然孙犁的《风云初记》是他内心对民族抗战大时代风云召唤的积极回应，但在主观上也有因为担心落伍于时代而努力趋附的意图。
对于孙犁来说，这种努力肯定是艰难的。所以，《风云初记》的创作始终难以连贯。在与田间、康濯等友人的通信中，孙犁也多次抱怨时代的影响压力大，难以集中精力创作。对当时盛行的政治化文学批评，他更颇多腹诽：“但批评这个东西，在今天很难说，它常常是由'上’来个号召，就造成了群众的影响。因为写批评，就是代表工农甚至代表党来说话的，声威越大越好，叫群众服从，真正群众的意见，就湮没了。”[16]而他最终罹患精神上的疾病，不得不放弃创作，也与之有密切联系。滕云先生指出，“母亲深知他体弱多病，秉性又内敛，这些年里里外外大事小事他都郁结于心，最容易得病、发病，这意思也正是孙犁自己说的'身心交瘁’。”[17]固然不能说这种压力全在政治，但政治绝对是一种很重要的因素。
即使有时代压力的因素存在，对于孙犁追求与时代和谐的努力，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进行菲薄。在民族危难时代，是选择拒绝政治、独善其身，还是投身政治、参与拯救和改造的时代洪流中，完全是个人的选择，而且我认为也许后者更艰难，也更值得敬重，同时也更符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标准。从文学角度说，孙犁突破自己以往的短篇小说方式，尝试写作“时代风云”的长篇小说，也未尝没有其意义。对于民族抗战这样的宏大题材来说，时代风云式的创作非常需要，政治也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孙犁投身于时代风云的记叙，提供了这一创作丰富性的可能。设若孙犁真能够充分地将自己的艺术个性与时代要求结合起来，将个人成长、人性关怀和时代变革的大主题很好地融汇起来，确实可能诞生一部真正优秀的时代巨制。只是由于多种原因的限制，孙犁未能将在作品中充分地展现自己的才情，弥补自己的弱点，从而局限了作品的思想艺术高度。
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孙犁如此写道：“小说的前20章的情节可以说是自然形成的。它们完全是生活的再现，是关于那一时期我的家乡的人民的生活和情绪的真实记录。我没有做任何夸张，它很少虚构的成分，生活的印象、交流、组织，构成了小说的情节。”回头再看做的笔记，摘抄的不少段落，喜欢的也正是这些生活的印象。比如：
“在快要下山的、明净又带些红色的太阳光里，有一个高高的个儿，穿一身山地里浅蓝裤褂的人，站在门前，和乡亲们说笑。她凭着夫妻间难言的感觉，立时就认出那是自己的一别十年的亲人。她从船上跳下来，腿脚全有些发软，忽然一阵心酸，倒想坐在河滩上嚎啕大哭一场。”
“已经正晌午了，天气很暖和。老差人替女县长研墨铺纸，李佩钟在房子里来回地走。她那嫩白的脸上，泛起一层红的颜色。站立在窗前，阳光照着她的早已成熟的胸脯。曾经有婚姻的痛苦，沾染了这青春的标志。现在，丰满的胸怀要关心人间的一切，她要用革命的工作，充实自己的幻想和热情。她用带来的一把小剪，修理花树的枯枝，她看见有一股嫩绿的浆液，在表皮里流露，细心培养，她想等不到春天，它就会发芽。”
流布其中的类似细节，简直像是一串串珍珠。一处景致，几段对话，仿佛山涧流水，只是顺势而出。好多时候，面对这样的文字，我都在走神。怎么形容呢，是诗化小说吗？明明写的又是残酷战争。烽烟四起，敌寇侵袭，可以想见种种灾难如何积压在人心头。呈现在小说当中的，也并非全部是惨淡愁云。难得的是，作家真像是有一颗菩萨心肠，写了那么多人物，极少浓墨刻画人的死亡。流血和恐怖可以想见，作家也没有摆出怒目金刚的姿态，一味控诉、呐喊。他只是耐烦记述，用清简的笔触，战争到来，人民是怎样在苦难中一步步觉醒。他记录人物的成长，人民的反抗，在斗争中展现的勇毅谋略。情节谈不上曲折幽深，人性也不算波澜复杂，却总能被他的文字击中心底。
大概跟报纸连载有关，每一章节都是两三千字的样子，单篇拿来，也是一幅幅干脆利落的战地速写。好像完全是自然得来，看不出机巧设计。看起来散漫的章节，人物的活动因为战争的逼压，有机勾连在一起。但我宾服的也不是作家的写法，而是涌荡在作品中的信念。说到底，他懂得这方土地，怎么理解冀中平原上的人。比如，高庆山，一个农民，参加农民暴动，因为勇敢，成了带头人。到底因为没有组织，被迅速镇压。失败了在家里待不下去，开始了十年的出走，流亡。不得不抛掉妻子，还有年老的父母。其中辛酸，可想而知。他竟然没有沉沦，他带着父亲的活，“出去哪里也是活路。”他找到了组织，在锻炼中成熟，又返回故土家园，带领众乡亲一起闯出一条“活路”。还有李佩钟，本来是殷实家庭的儿媳，衣食无忧，却走上了起义之路。她背负着双重压力，个人要面对旧家庭，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得带领人怎么应对敌方各种势力。处理人物关系，也不过分，比如按照通常的演绎，李佩钟和高庆山经历战火淬炼，又一起在外革命工作，有情感的认同，也在情理之中。作家却宕开一笔，因为她看到了他的妻子秋分，便不再谈起。正是这些遗憾，才一点点确认，明白，什么叫作恰当得体。还有春儿和芒种，正值青春年华，两人谁也没有点透，或者说他们虽然彼此关心，却没有局限在儿女情长。他们懂得以大局为重，战争底色下的懵懂情感，写得节制，又纯粹。作家擅长发现日常之下的政治。这些朴素的活法，是人民的主动选择。他们用切实的行动宣告，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是家国情怀。正是这些隐忍和牺牲，抗争与奋斗，凝聚成结实的信仰，构成了小说最为动人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