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1年9月，由建民小学调到建国小学当教师。
建国小学位于玉皇街路东。这所学校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觉得虽说也是民办小学，但比当时界首城其他的民办小学气派多了。校舍是原来的郭家祠堂，一院坐北朝南的青砖大瓦房。院内有北大殿，东西两座偏殿，前大殿，都作了教室。前殿中间朝南有个大门，门楣上方有“郭氏宗祠”四个砖雕大字，看来这就是原来祠堂的大门。大门左前10米处，还有一高大的青石牌坊，上方刻着“流芳百世”四个大字，是表彰郭氏宗族中一位贞节贤良女士的。前殿右边是校门，校门前有一根大旗杆，五星红旗在空中迎风飘扬。
建国小学是1950年秋由第一任校长陶廷襄创业。和其他当时的民办学校一样，都是在街道干部和群众的支持下办起来的。建国小学校董会就是这样的组织。我到校的当天晚上，见到了校董会的郭敏斋。他是校董会主要成员，对学校的事很操心，是学校的有力支柱。
我到建国小学时，陶于半年前就已离开那里。继任的田洪凯校长也已调离，当时校长是郭汝藩，教导主任柴峻岭。全校有一、二、三、四年级4个班，近200名学生。晚上还有3个班农民夜校，分高级班、中级班和初级班。教职人员，校长郭汝藩和教导主任柴峻岭之外，还有孙昨非、朱宝玉、高玉岳、张应蕊、王保祥，连我6位教师。我教一年级的国语课、二年级的算术课、三年级常识课，还有每周两小时音乐课，晚上教夜校初级班的文化课。当时学校条件简陋，学生课桌多是从自己家中抬来的，教师办公桌和住室里的床是从群众家借来的。教师没有工资，各在自家吃饭。由于我家住沙河南岸，回家吃饭不便，学校安排在附近一家小饭铺搭伙，每月伙食费5元，只能饱腹，连青菜也吃不到。1952年春节刚过，高宜民调建国小学来当教师。我俩同住一间屋，只有一张床，晚上只好同在一张床上睡觉。对这些我们都不在意，总觉得我们是新社会有志青年，为了办好学校，生活艰苦些怕什么！两人常于晚饭后，坐在操场的滑梯上，互相鼓励努力工作，学习文化，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群众知道学习文化的重要，送孩子上学的积极性高。有的孩子年龄大了，家长还叫他们入学读书。三、四年级的学生中，有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大姑娘，有缠过脚结了婚的年轻妇女。还有几位女青年，本已是街道上的干部，也到学校插班上二年级。学生普遍学习用功。大龄学生尤其刻苦努力，进步快，成绩好，在学校各项活动中能发挥骨干作用，也是学校创办中的一支力量。
1952年上半年，建国小学人学儿童又增多，学校又增设了一、二年级各1班。这学期已有6个班，280多名学生。教职人员增加到11位。在校董会的支持下，在玉皇街临街处，找了3所草房作教室。老师和大龄学生都去打扫房子，平整地面，给一年级教室垒泥巴课桌。并动员二年级新班学生从家抬课桌来。为开展体育活动，在操场挖沙坑，设双杠、滑梯、篮球架。这些活动，全校师生都动手，三、四年级的大龄学生尤起作用。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老师与学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高宜民老师教的班里一位姓徐的学生，住在农村，家中困难，家长要叫他辍学。高老师对他家访10多次，并为他垫付书本费，使他继续学业。后来这个学生，以优异成绩升中学、大学，成为新一代有用人才。这样爱护学生的事很多。
年轻的戴晴轩
1952年下半年，我又调到第三小学工作。就在这学期，建国小学转为公办小学，由国家发教师工资，拨给办学经费，改名为界首市第五小学，马怡秋调来当校长。这时第五小学有7个班，300多学生。马校长是位女同志，不仅领导能力强，还多才多艺，学校办得更活跃。1953年“六·一”儿童节，马校长和张应蕊老师教学生排练的大型舞蹈(反对细菌战》，在中原广场参加各小学舞蹈比赛，轰动整个会场，被评为第一名。
1983年改为回民小学。现校内矗立着教学大楼，教学设备日益现代化，拥有22个班，2000多名学生，83位教师，附设1个幼儿园。
柴进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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