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心恒：刘福通籍贯考（上）

元末红巾军领袖刘福通是率先竖起第一面的反对异族侵略的民族英雄。他具有雄才大略、勇谋兼备，亲率几十万红巾军与元朝主力相周旋，扫荡中原，打遍大河上下、长城内外，东抵辽东，直逼大都，从根本上动摇了元人的血腥统治，为明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为了解民倒悬，不顾身家性命，毁家纾难；即在举义胜利时，仍拥立韩林儿为小明王，自己却退居平章，辅佐军政大事，不思争权夺利，像这样的开阔胸怀，高风亮节，即连陈胜、吴广犹当自愧不如。然而，我们遍查《元史》、《明史》及府、州、县志，均都闪烁其词，却都以“妖人”、“逆贼”相诬谤，使这一历史伟人饮恨黄泉。我们后辈人有责任把这一历史悬案搞清楚，使刘福通的丰功伟绩白诸世人。我觉得这不光是对史学界的一份贡献，也是对我们颍州的家乡，争得一份光荣吧！

刘福通的籍贾问题，从明王朝的编修李善长、宋濂那里就留下了一桩悬案，因为李善长、宋濂在撰修元史时就对刘福通定下了调子。《元史》里称“颍州妖人刘福通为乱……”，不特不以反元英雄、明朝的开国勋臣相对待，而以“妖贼”名之。这样，李善长、宋濂对刘福通却有点讳疾忌医。原因是明确的，试想宋濂原为元朝编修，明朝又为朱元璋所录用；他对洪武皇帝只有感恩戴德，伏首听命尚感不足，那里还敢有半点儿违抗圣意之处呢？明朝的建立如果大摆刘福通的赫赫战功，那又将朱皇帝摆往何处呢？再加上刘福通之死，又与朱元璋大有干系，弄不好又要招来毁谤朝廷的麻烦。故而，这个标榜直书的《元史》的编修宋濂只能作了违心的曲笔，把刘福通列入逆贼类，既不能入史详书，也只在因事系人当中，草草写上“元顺帝十一年(1351)五月，颍州妖人刘福通为乱……”含混其词，敷衍过去完事。

而在地方志书当中，也是唱着一个调儿，如：正德六年储珊主修的颍州府志卷三版图中载：至正辛卯，州人刘福通红巾倡乱，陷颍州……”；民国十四年版太和县志载：“元正十一年，州人刘福通骚乱……”。不管记载“为乱”、“倡乱”、“骚乱”其意一也，即一致认为是“叛逆”、“贼寇”，是无疑义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也是肯定的，那就是一致公认刘福通是颍州人。这样就对那些说什么刘福通是山东人、河南人……也就无须辨解了。

由于历史上不公正的记载，刘福通到底是颍州何处人，又留下多种说法，其中有阜阳县枣庄牛岔之说，阜阳柳沟之说，界首刘兴镇之说等等。长期以来，众说纷云；各执一词，无有定论。近来，各地都在编篡志书，首先要弄清刘福通祖居何处？起义经过如何等等。不然，志书怎么写，哪县去写？倒要捣鼓个一清二白。经过史学方面的探讨，考古方面的论民证，间传说的搜集和印证。到目前为止，已经确认刘福通的籍贯为阜阳地区界首县城关人。界首县志已经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为一代民族英雄刘福通堂堂正正的立传，以流传后世，激励子孙。

关于刘福通的籍贯考证问题，我们提出如下论点，就教于史学界的专家学者。

一、刘福通籍贯的隶属沿革

刘福通的籍贯按历史的原貌讲：应是“元朝河南江北行省，汝宁府沈丘县人”，沈丘的旧址即今之临泉县城，其故居遗址座落在刘兴镇的西刘营，现在该地已易名为界首县界首镇卫民办事处的碑楼街。该地元朝归沈丘县管辖，元至正廿六年(1366)扩廊·帖木儿竭沈丘城中居民北遁，城空遂废(指沈丘县建制取消)。明洪武初年沈丘县辖地统属颍州；弘治十年改乳香台巡检司复置沈丘县，改属陈州。但刘福通的故居遗址仍归颍州管辖。据清史稿地理志载：雍正十三年改颍州为颍州府，增设阜阳县。原颍州辖地，刘福通故居遗址属阜阳县刘兴镇管辖；民国廿四年(1935)析阜阳县西部置临泉县，刘兴镇又从属于临泉县管辖。民国卅六年(1947)十月，建界首市，刘福通故居遂归属之。1953年8月，撤界首市改建界首县，刘福通的故居即划归界首镇卫民办事处管辖。按北宋元丰九域志记载：界首原名界沟镇，河南岸设有界沟驿，明朝中叶始易名为界首集。界沟一名的来历，相传有一南北向的古路沟，系陈州与颍州的分界沟，故名“界沟”。根据这一历史演变情况，我们应该认定“刘福通的故居”为汝宁府沈丘县界沟人氏，较为正确。

二、刘福通的家族后裔：

现在，刘福通故居遗址附近仍散居着十多家刘福通的后裔。他们最长的辈份是“慎”字辈，据他们数算，应是刘福通的第三十四代孙。刘家老人说：“我们是界沟的老户刘，人说老户不发家，所以俺刘家人丁不兴旺，多少辈人都被骂为“贼”，大人小孩抬不起头来！一直到现在还留传着“光棍戴家，舒坦王家、贼刘家”的顺口溜。解放后，共产党领导人民翻了身，俺的老祖宗刘福通也命名为反抗异族侵略的民族英雄，我们刘家也有了出头之日，子孙后代不再陪着挨骂啦！”许多刘姓老人仍能清楚地讲述刘福通造反起义的原委，说起来还是振振有词，绘声绘色。以前所谓的“难言之隐”，今日倒成了炫耀之词。刘慎坤老人在畅叙了他的祖先刘福通起义始末后，还特意脱去鞋袜出示其左脚说：“我们刘家是四个脚趾头(四、五趾连在一起)，与从山东迁来的移民不一样，他们都是六个脚指甲。”这样生理区别不一定有什么科学根据，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但总也是刘家后裔的一点痕迹吧！

三、刘氏家谱记载了刘福通籍贯的来龙去脉：

刘氏家谱详细记载了刘福通的出身来历、宅第园囿，起义因果，生卒年月等。据查刘氏家谱原存刘福通后人刘慎铎处。但丁香甫同志(原为界首县副县长)一九六一年负责纂修界首县志时，曾亲眼看到“刘氏家谱”并作了重要摘录，他在亲见笔录中这样记载到：六十年代末……我曾多次到刘福通故里与其家族后裔交往相处，经过反复工作，后明其来意，欣然同意，方见到刘氏家谱第三卷。谱中记载：……氏考其繇来远矣！汉佐高祖功，年迈，帝允定居界沟……”从这里明确地可以看到刘福通祖居界沟由来已远，刘之先祖自汉初辅佐汉高祖有功，才钦赐定居界沟的。刘福通的宅第也有详细记载，它是这样叙述的：“南宅北园，黄泥沟贯穿，以独木桥相通。宅深一所三院，正厅三楹，东西房十余楹，回廊抱厦，北花园有松形马，珊瑚培柳，寒竹梅静，饲白鹿两只，乃珍”。家谱中还明确了刘福通的起人的年龄是：“刘氏福通襁褓伦三十……”，而死的年龄是：“卒年四十有五杂八，并殉难溺滁瓜……”。这样，历史上多年的悬案“刘福通死于安丰乱军刀下”不解而自明了。又由于这份刘氏家谱是：“龙凤十一年撰写的”，正是刘福通牺牲的年份(1365)，而且又是刘氏清江族盟缅叩撰的，因而可信程度较之宋濂、李善长撰写的《元史》更为可信，确切可靠。

四、旧志书有关刘福通的记载：

《界首一览》(1944年版)在人文条目中是这样记载的：“元末，刘福通，刘兴镇人，家巨富，性豪爽。顺帝时，以黄河南徙，汜滥为灾。派御史贾鲁南下视察，贾沿颍水东下，闻刘巨富，有花园(今皂庙)，中植珊瑚树，乃假查为名，入其园，向刘索之，刘拒不许。贾因怀恨。是时，颍水甚小，又因黄河拦入，俗名黄泥沟。乃复奏，颍河须开掘，加其深阔。因刘宅跨颍水上，中以木桥通往来，南岸为住宅，北岸为花园。贾意藉掘河以毁之，建议于朝。自中牟县南，开一河，泄黄水入颍，至周口，合于颍水干流，今之贾鲁河即此。刘闻贾欲毁其宅，乃蓄意造反。命石工造一石人，五官四体具备，惟缺一眼。造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将石人埋于界首下游河边(约在余渡口)。鲁掘至界，既毁刘宅，至下游，果掘出石人，缺一目。是时，民众以为应谣，遂暴反。结果，终受朝延派兵剿办，而失败。

《界首一览》地文条目中有关“古松”的记载：天马行空之古松，相传为刘福通花园内之古松(即今皂庙警局所在地)，此松之枝叶，如天马状，在三十里处，即可见其如天马在空中飞行然，当时咸谓为神松。民国十九年，肖军长之楚，购伐之为其母寿木。天马遂物故，玩赏风月者，多引以为慨。

太和县志载：“元至正十一年颍州刘福通兵起，惊扰太和，党盛不可制，同知枢密院赤鲁以兵击之。又十二年，秃赤驻军沙河，军中夜惊，尽弃军械北奔汴，收散卒。”……又载；“刘福通起兵反元，太和百姓大都响应参加红巾军。元至正十二年(1352)元御右大夫也先帖木儿率十万大军驻扎太和，镇压起义军，太和居民死亡殆尽，存者不过二百户。”

待续……

资料来源：《界首史话》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