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首市的诞生丨采取积极政策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之一）

采取积极政策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

界首是抗战时期新兴商埠，商业消费城市。抗日战争时期，界首三镇商业繁荣，市内大小街道77条，商店、行栈、货摊林立，仅较大的零售店就有650家之多、小商小贩近万户，经营行业有盐业、粮业、花布业、杂货业、竹木业、山窑业、服务业等各个领域。另有一些手工业作坊，如卷烟、烧酒、纺织、铜铁铸造、竹木加工、蜡烛、肥皂制作及小食品加工等，生产门类不断扩大。1944年，全市贸易额按当时法币计算为88000万元，税收由1939年的万元增加到亿元以上。1945年抗战胜后，各城市交通恢复，客商大都携资归里，界首工商业迅速萧条。至1947年界首解放前夕，市内仅有私营工商业百余家，市场萎缩，经济萧条，生产经营跌入低谷。

界首解放后，市民主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工商业政策，及时确立了“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为解放战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扶植民族工商业发展生产，开展经营，使界首工商业得到迅速恢复，市场日渐繁荣。

一、贯彻落实党的工商业政策

解放初期，华野六纵部队和豫皖苏军区二分区司令部驻扎界首，由于对党的工商业政策、对官僚资本的意义理解不够，将农村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没有把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加以区别，以致把23家商业户的资产全部没收，又分了一些商店的“浮财”，致使工商业者顾虑重重，转移、抽逃资金现象十分严重，部分商户、工厂关门，商人逃跑市面秩序混乱，从而影响了界首工商业的发展。

为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1948年春，华总部根据党的十二月会议精神①和中共中央“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②，责成华野六纵和界首市委、市政府迅速纠正没收错误。并指示要正确区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及时进行善后工作，收拾不利局面。今后的任务是在恢复与发展工商业中组织工人及贫苦市民，并依靠他们。华野六纵根据总部指示，来信要界首市委向群众解释、道歉，并调查赔偿(时六纵已离开界首)。

1948年5月，界首市委、市政府在沙河工委领导下对被没收资产的工商业逐户进行登记(被没收的物资及金银折合中州统计为10094506元)，对错误被没收者予以赔偿，办法有6条：一、原资本很少，如不补偿就不能恢复营业者，即全部补偿；二、原资本较大，我部分补偿后即可恢复营业者，即补偿其一部分，并在无利贷款及免税上扶植；三、原属机器工业，且资本较大者，即退还现尚存在的机器工具，并以贷款免税扶植；四、全市资本最大者，且在蒋区均有营业，如予补偿影响很大，亦应争取其回来适当补偿，以贷款免税或在贸易等方面予以照顾；五、全部系群众哄了的，除说服群众退回尚未分配或尚未破坏之生产工具外，政府亦应以贷款免税扶植；六、查明确系官僚资本或国民党政府公营者，即公开正式宣布没收。

界首市委、市政府不仅采取了上述补偿办法，还多次召开市民大会，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并当众承认没收错误。由此，工商业者对党的工商政策逐渐有了认识和了解对民主政府也从怀疑到信任安定了情绪，纷纷开工生产开业经营。一些外埠商人在党的宽大为怀和保护工商业政策的感召下也从敌占区重返界首开商店、办工厂。同时，受政府帮助而发财的商人也自已到外地宣传，争取了很多商人来界。如袁子云一次就从蚌埠带回范之文等40余家船；苗茂卿到沪带来了豫北同乡会的许多烟帮商人，又从蚌埠带回了一批商人等。由于对工商政策宣传得普遍深入，影响扩大很快，蚌埠上海、郑州、徐州、商丘、漯河、驻马店等地的商人都知道“解放区生意好做”“贸易自由”，纷纷来界经商使界首工商业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①1947年12月25日至28，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一、关于军事问题；二、关于土改和整党；三、关于经济政策；四、关于统一战线。关于经济政策问题，毛泽东同志阐述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同志还着重阐述了垄断资本主义和一般资本主义、官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以及党对他们的不同政策，指出民族工商业、民族资产阶级不是革命的对象，应加以保护，并批判了党内出现过的对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错误政策。这次会议史称党的十二月会议。

②1948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其第一条指出：某些地方的党组织违反党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的现象。对于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待续……

资料来源：《界首市的诞生》（魏嵩山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