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人都知道曾国藩，然而，熟悉曾纪泽的人却寥寥无几。
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大儿子，生于1839年，卒于1890年。在其人生短短的51年间，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来浓墨重彩的一笔。曾纪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其近代外交思想及其实践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格物致知，修身齐家
其父曾国藩被推崇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出身名门的曾纪泽正是在父亲的引导下，可谓深得其父的真传。他牢记父亲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诲，做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并在此基础上向着人生的最高目标“治国平天下”奋进。
曾纪泽应该感谢其父曾国藩，这绝不是从承荫爵位方面而言，而是从做人的角度来说的。正是曾国藩的一整套令人称奇的育子之方，才有了曾国藩之后曾家数代英才辈出，没有一个是贪官污吏。
曾纪泽大约在一岁时被带到北京——他父亲做官的地方，直到1853年才离开首都回到祖籍。此后他的父亲成为了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主要人物。曾纪泽偶尔会去拜访他父亲的几个总部，有时候也陪同他视察，但并不参与军事行动。虽然他在官方考试的认可方面没有获得成功，但他得到了广泛而自由的教育。他自学了经典，历史，文学，音乐和箭术，并且在绘画和书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
有关曾国藩如何教子，在其身后的近现代的中国可谓有口皆碑。1864年7月，小儿子曾纪鸿去长沙参加乡试，以曾国藩当时一等侯爵、节制东南半壁江山的地位，递个条子，打个招呼，应该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但是，曾国藩在考前明确对曾纪鸿说：“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
而且，在考完发榜之前也即是判卷子期间，曾国藩又怕儿子去活动，去信告诫他：“ 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其结果，16岁的曾纪鸿不仅这次没有考上，而且随后几次都没能考上， 后来只落得个副贡生。
曾国藩教子，不仅仅挂在嘴边，写在信纸上，而是落实在行动上。实际上，这也是曾国藩的重要的教育思想：“言传不如身教。”身教必须以讲道义和具备战略眼光为首要原则。
出自将门的曾纪泽长期随侍曾国藩，深受父亲影响。在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的时代，曾纪泽广泛学习了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并著文推广。30岁以前，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吸收父亲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诲，为出使欧洲奠定了坚实的学识和处世基础。
1872 年农历二月初四，是曾国藩的最后日子。他告诉后代：“以后曾家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打仗是最害人的事， 是造孽。”说罢，曾国藩栽倒在曾纪泽的身上去世。由此可见，一生戎马生涯的曾国藩对战争之深恶痛绝，尽管自己对清廷平定叛乱、边疆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
曾纪泽根据父亲的遗嘱，对其兄弟提出四条要求：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纪泽秉承其父遗训， 扶柩回湘， 结庐在父亲长眠的地方，陪伴他的是一本英文《圣经》。这时，他大约是把《圣经》当成《三字经》一样的教材来学习英文了。这年他32岁。
曾纪泽居然把《圣经》熟读成诵，后能用英语交谈、写作、核对外交文件，这成为他日后出任英法德俄公使的重要基础。曾纪泽自学英语成才，这可以从他两次被慈禧召见，询问其洋务知识和外语水平的时候看得出来。
公元1878年曾纪泽担任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出使欧洲之前，于1877 年和1878 年两次被慈禧太后召见。（《曾纪泽使西日记》）
召见他时，慈禧问到曾纪泽的外语水平。她问：“你能通洋人语言文字？”
他答：“奴才在籍翻阅外国字典，略能通知一点。奴才所写的，洋人可以懂了；洋人所写的，奴才还不能全懂。”这是基本属实的回答。因为曾纪泽属于自学成才的英文水平，可以说一些，但文法不通；他可以写一些英文，但看洋人写的东西就有些吃力。
西太后对外交事务几乎一无所知，她问曾纪泽：“外国可有总理衙门？”“你既能通语言文字，可不倚仗通事翻译了。”
曾回答：“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一则朝廷体制（国家尊严）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外交官）亦可借以停顿时候，想算应答之语言。”
太后问：“你在外多年，懂洋务否？”
他回答道：“奴才父亲在两江总督任内时，兼署南洋通商大臣；在直隶总督任内时，虽未兼北洋通商大臣，却于末了办过天津教堂一案。奴才随侍父亲在任，闻见一二，不能全知。”这里曾纪泽提到了父亲的影响。
太后问：“你是知道英国的？”
他答：“只知道英国的。至于法国、德国等处语言，未曾学习。美国系与英国一样的。” 注意曾纪泽最后一句话“美国系与英国一样的”。这不是曾纪泽画蛇添足的补充说明， 而是当时必须要回答清楚的问题。对于慈禧朝中的多数大员而言，他们是分不清美国话、英国话和法国、德国话的区别的。
因此，在第二次的召见中，曾纪泽又强调了当时英语为国际商务用语，而法语为欧洲外交官方语言。
曾纪泽这样解释：“英语为买卖话。外洋以通商为重，故各国人多能说英国语。至于法国语言，系相传文话，所以各国于文札往来常用法文，如各国修约、换约等事，即每用法文开列。”
曾纪泽在回答中，也强调了翻译一职和办洋务的区别。翻译是一种工具、一种手段，办洋务则要复杂得多，是一种事业。他认为像自己这样初懂英文的官员很少，要士大夫学洋文很难，不要企图在以后挑选洋务官员时把外语水平作为一条标准。“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从召对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务实、讲真话的曾纪泽，也看到了曾国藩的影子。
曾纪泽正是在父亲的引导下，首先做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我们知道，儒家人生的最高目的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青年时代的曾纪泽已经做到了修身齐家一层。
虎口取食：从流氓国家夺回伊犁九城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称职的外交官要具备的素质要比那些单纯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要全面得多：他必须爱国，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国家的利益所在；要机智，有极为出色的语言和交际能力；要知己知彼，了解对方的政经社情，善于准确把握对方的弱点；发现双方利益的汇合点。此外，还要有气节和精神。只有具备了这些素质，才能够做到“出使四方，不辱君命”！
曾纪泽作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他的外交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左宗棠收复新疆时与俄国进行的外交谈判。
1878年，他作为曾国藩的继承人被任命为出使英、法大臣。早在1864年浩罕国贵族、军事首领阿古柏发动叛乱，建立“哲德沙尔”政权，遭到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的西征军讨伐，兵败身亡。1871年（同治十年），沙俄趁中国西北动乱，以“代为收复”为名，出兵占领了新疆伊犁。
1878年（光绪四年）六月，清政府派崇厚赴俄谈判索回失地。崇厚在沙俄的威胁下，在清廷不知情的情况下，于1879年（光绪五年）十二月二日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儿亚条约》，除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里斯河流域大片富饶的领土外，还赔款500万卢布。伊犁名义上归还中国，实际上却是“已成弹丸孤注，控守弥难”的残破空城了。
清廷得知后极为震怒，宣布其无效。1880年2月12日，怀着能签订一个新条约的希望，于1880年（光绪六年）派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大臣。
此任的艰难，正如曾纪泽致丁日昌信中所说：“夫全权大臣（按，指前任使俄全权大臣崇厚）与一国帝王（按，指俄国沙皇）面订之件，忽欲翻异，施之至弱极小之邦，然且未肯帖然顺从，况以俄之强大，理所不能折，势所不能屈者乎？”
曾纪泽授命赴俄去翻盘，谈判商改条约，任务之艰巨是可想而知的。曾纪泽将此次使命形容为“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
这次接受新的任务后，他马上整理行装，前往俄国。曾纪泽心中很清楚，他要打交道的是一个异常贪婪蛮横的国家。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毫不犹豫，全力以赴。
1880年8月，曾纪泽到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接待他的是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和驻中国公使布策。两人一开始非常霸道，对曾纪泽说：“两国全权大臣已经签订好了条约，没有什么可以修改的了。”
曾纪泽冷静地回答：“因为中国的使臣崇厚失职，违背了朝廷的旨意，所以这个条约理应酌情进行修改。”
格尔斯和布策又说：“崇厚是头等全权大臣，你是二等出使大臣，又无全权，怎么能够修改崇厚与我们签订的条约呢?”
曾纪泽针锋相对：“我既然是驻俄公使，就有权同你们谈判修改条约的事。”
格尔斯和布策被顶得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与曾纪泽谈判。曾纪泽拿出自己拟就的用中俄两种文字写就的方案，让随行翻译发给俄方人员。
此刻，俄方甚至指使人员将签字用的毛笔都摆了上来。曾纪泽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他站起身，冷静地说道: “很遗憾，以前达成的协约我不能签字。因为:一、伊犁早在古时就是我国的领土，贵国提出要安置伊犁的俄籍百姓，我已同意将伊犁西边在修界时为贵国酌情让出若干，这已是最大的让步，至于特克斯川，决不能划归贵国！我是我国皇帝指派的钦差大臣、全权代表，我直接禀承我家皇帝的旨意。伊犁的事情以我的话为准。二、赔偿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无正当理由，我亦绝难答应。就算有正当理由，我国也只能出九百万卢布，多一分则无！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不能免税，为示两国修好，可暂不纳税！”曾纪泽的话一讲完，俄方所有参谈的人员都大吃一惊，全部瞪大了眼睛。
格尔斯不相信地问:“曾公使，您的脑子没有出问题吧？您难道不知道我们的军队已经把枪口对准了贵国的胸膛？难道贵国把左宗棠调回京城是为了重新布置兵力？”
曾纪泽毫不退缩，镇定自若地回答：“左中堂此次奉调进京是我国的内政，本爵无可奉告。本爵要说的是，我们不希望开衅，伊犁的事情能磋商解决我们一定磋商解决。如贵国一意开衅，我们不仅奉陪，且奉陪到底！如果两国间不幸发生战争，中国用兵向俄国索还土地，那就什么地方都可以索取，决不只限于一个伊犁。”俄方被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灰溜溜地败下阵去。
几天后，格尔斯和布策又蛮横地向曾纪泽提出：“我们守卫伊犁的军费总共为一千二百万元，中国必须予以赔偿。”
曾纪泽冷笑道：“双方还没有打仗，哪里跑出来的军费?”
格尔斯和布策争着说：“如果你们不答应，俄罗斯只好开战了。”
曾纪泽不客气地回敬道：“一旦打起仗来，谁胜谁败还不一定呢。大清如果获胜了，那俄国也必须赔偿我们军费。”
曾纪泽在俄国“与俄外部及驻华公使布策等反复辨论，凡数十万言。”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双方唇枪舌剑，激烈交锋。曾纪泽据理力争，加上左宗棠西征军对俄国的有利势态，终于迫使俄国政府修改条约，《里瓦儿条约》被废止。1881年经过修改的《中俄伊犁条约》（也就是俗称的《改订条约》）出炉，将中国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收回了伊犁九城的主权，以多付400万卢布的代价，换回了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曾纪泽虎腹取食，实现了“挽狂澜于既倒，探虎口而索食”。这一次谈判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的谈判。
条约一公布，世界舆论顿时哗然。英、法、美等国的各大权威报纸均载文评论说:“中国的天才外交官曾纪泽创造了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迹，他迫使大俄帝国把已经吞进口里的土地又吐了出来。这是俄国立国以来不曾有过的事情。”
英国驻彼得堡大使德费伦爵士评价说，曾纪泽是“中国近代派遣到国外的最成功的外交家”。连他的对手，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也对他的才智赞扬不已，说他“不惟出众于中国，亦罕见于欧洲，诚不可多得之使才也”。格尔斯在1880年9月27日的信上说，曾纪泽“熟悉世界政治，我们示威没有使他们害怕，正如科托尔的示威没有使苏丹害怕一样”（钟叔河《使西日记序》）。
法国籍军官日意格的评价则是:“我没有看错，曾纪泽确是我接触到的所有外交官当中最优秀的一个！”
大学者、乾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俞樾用了十六个字来评价曾纪泽的这次外交功绩:“公踵其后，十易八九，折冲樽俎，夺肉虎口。”
中国之睡与醒
曾纪泽尽管有非凡的外交才能，但他毕竟是封建社会的臣仆。腐朽的清王朝没有以实际行动变法图强，弱国外交的主动权是极为有限的，更何况腐败的国内政治斗争使他“既为同僚所排，又不得当路之助”（李鸿章语）, 最后断送了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中俄交涉方定，法国又在中国西南边陲挑起事端，入侵中国的藩属越南。中俄新约签订后不久，曾纪泽就回到法国就越南等问题开始交涉。曾纪泽受命与法国代表进行交涉，“抗辩不稍屈”，在中法交涉问题上态度强硬。
中法战争，中国虽有马尾之败，却有谅山、临洮之胜。与此同时，曾纪泽在巴黎议会内外活动，以“倾其执政府”，但清朝当权派畏敌如虎，硬要乘胜即收，不敢乘此机会夺回失去的权益。为了防止曾纪泽破坏和局，他们撤去他驻法公使的职务，只让他专任驻英公使，接着又把他调回国内。
在任出使英、法、俄三国大臣期间，曾纪泽订造了“致远”、“靖远”舰。为了订购军舰不受制于洋人，他深入的学习过近代海军知识，在有关舰船技术的论述上极有见地。
曾纪泽在回国前夕，他感知到清王朝顺应世界潮流的变局已经到来，清王朝这头睡狮正在醒来，“中国真醒大醒”，“无复有睡之意矣”。曾纪泽从国外的角度反观中国，最早发出了“中国睡狮已醒”的惊世骇俗言论。他和英国人马格里合作，用英文写成《中国之睡与醒》（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发表在《亚细亚季刊》上。随后又以《中国先睡后醒论》为名发表在香港的一个中文刊物上。
在这篇文章中，他描绘了中国当时的状态并预测了中国未来的策略，阐述对中国内政外交和列强对华政策的观点，表达了曾纪泽的中国观念，充满着强烈的自强气息。文章义正辞严地驳斥了列强对中国的鄙视，指出外来侵略足以“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同时他也指出，中国“全备稳固可翘足以待”。曾纪泽对民族振兴国家强盛满怀信心。
自此文发表后，中国是“睡狮”的观念便不胫而走，成为后来百年中国寻求自强的经典比喻。曾纪泽认为，鸦片战争惊醒了天朝迷梦，有识之士先羞而后勇，学习西方，求强求富，至今日已初具规模。“中国今日用其全力，整顿海防，使铁舰坚固，战船得力也。”“中国现将卫固海疆，水路军务逐渐推广，以目前论，铁路等事，凡可以富国利民者，在所应为，然尚可期诸异日也。”
光绪十二年（1886 年），曾纪泽奉旨回国，虽先后在海军衙门、总理衙门、兵部等部门任职，但并无实权，无所作为。他曾作诗自叹：“年来益觉名心淡，好梦时时在故乡。”在日益腐朽的清王朝晚期，曾纪泽的政治主张始终无法实现，这是他抱憾终身的痛楚。
一代外交家“一腔愤血，寝馈难安”（《伦敦禀九叔父》）五年后，这位近代外交史上的功臣因长期忧疾，年仅半百就谢世而去。
曾纪泽在国外余暇时间曾“作乐章一首，兼排宫商，以为国调（ 国歌）”，从而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并为自己所作的国歌起名为“华祝歌”， 足见祖国在其心中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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