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是否应该出家当和尚这样的念头，肯定应该是每一个研究哲学的人都必然思考过的，为此我也专门研究了一下佛学，发现了佛学与佛弟子出家于这个社会发展一样是消极的，而且佛学根本上是入世之学，所以，我才不走这样的曲线救国之路呢。
所以，当人家以出家当和尚来激我的将的时候，我能立刻回答他，说出家也不是真正的放下，而是为了放下而放下，本质上是强放，当然还是一种放不下。结果他根本听不明白，因为他不研究哲学，当然听不明白，也从没想过要努力搞明白，所以，我就这是对牛弹琴。正因为如此，真明白哲学的人怎能不主动走进孤独呢？！我以前也提出过中国佛教改革的建议，那就是和尚也可以娶妻生子，这样我就不介意出家当和尚了。
不要说我抬扛，日本就是这样的！所以，相比于日本的佛教，中国的佛教真有沽名钓誉之嫌哟！
这样的我一时肯定不能完全脱离旧有的工作关系，因为我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需要通过工作获得生存所必须的工资和工资所代表的基础人生，这叫安身立命。只是这不妨碍我工作态度的彻底改观，或者说是升华也可以，因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是这样的改观是不能大张旗鼓去说的，只能在现实的工作互动关系中慢慢体会。
这样，明明我已经变了，不是过去的我了，可其他人只能继续用过去的眼光待我，僵化与教条的也就必然是他们自己了，于是继续以过去充满偏见的立场对待我，当然会得出五花八门的错误结论了，比如继续说我是精神病的，就大有人在，可这是人家的自由，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同事们怎么说都是无所谓的，苦了的是那些不得不惦量我的领导，尤其是妄图用潜规则来对付我的，完全相当于自找麻烦，因为他们大多都是自觉高高在上的人，而我这样的人需要的是平等的同志关系，所以，当这些官僚们感到我在无视他们的时候，必因自尊心受挫而自大感膨胀，于是自然就会动用自己惯用的手段打压我这个异己者，结果无一例外地只能扎了自己的手，就是因为我已经完全不遵守法则，我已经是一个无欲则刚的自由人了。
为此，那些亲我者总痛惜我的堕落与不值，却不知我这也是舍身度人之举，就是说，我是在舍身教这样的领导学会该怎样当官，当合格的官。可惜，毕竟他们的成见太深，我也不是真佛，并不想彻底度化他们，因为没那样的环境，也没那么多时间成本，所以，他们是否彻底觉悟，我是不求的。
战胜虚拟和现实中的这些无知之人，根本不是我的目的，或许我的目的是彻底挽救他们，只是这需要太多的时间成本，这是我所承担不起的，所以我只能在内心里深深地同情他们，然后把改造他们的想法变成这样的文字。这是我退而求其次地追求消极改变的必然，不然又该当如何呢？总不能真让我真出家吧！
我认为，出家是弱者的专利。虽然出家也能帮人实现由弱变强，但我不信那个，因为哲学已经让我实现了由弱变强，所以我就没必要再去忍受出家的清苦了。况且人家也说，佛教并不是出世的，而是入世的，那我又何必绕那么大弯子呢？！而且出家之人大多只能在佛言佛，真成佛者无几，所以我又何必自欺呢？！如果佛学只是哲学的部分，我既然已经拥有了哲学，又何必丢了西瓜捡芝麻呢？！
我深知，哲学就是追求和营造和谐的，主动营造和谐从来如树欲静而风不止一般艰难，因为这需要挑战的就是形形色色的不同立场者，尤其是需要通过消灭一切妄自尊大的既得利益者，需要增补一切不自信者的信心，没一个是能轻易实现的，我当然不敢、不能强求别人必须因我而必变。
哲学能给予人解放与自由，但不是现实中人所能轻易实现的，因为他们不舍得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严谨的思辨式思考，于是一如诘问我的哥们儿一样直接将其定义为不可能，这就是他们这样的思想弱者最自然而然的错误逻辑，极具普遍性和现实性。当然，那些世俗意义的所谓强者的逻辑通常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他们早已经狂得不行不行的了，更没做这样思考的可能，所以我才敢说，真正的和谐只属于未来，根本不属于当下，如今的人大多只能学会通过妥协换得一生的苟且。这样的妥协意识其实也是哲学的，只不过太初级，因太常识化而太没技术含量而已。
比较而言，最有效、最有利的妥协仍只能是通过唯物辩证法来实现的，因为它能帮大家建立起对世间所有矛盾的对立统一认识，有了这样的认识，大家才能做更多主动妥协，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像我之前那样总做被动的、委屈自己的无谓妥协——像反诘我的哥们儿一样，在事后生闷气。所以我告诉他，在背后编排别人的不是，不是不能原谅别人，其实是不舍得原谅自己，更是在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太不值！
这世界，不舍得原谅自己的人从来是绝大多数，就是因为哲学在极具思辨性之余，还要大家放下眼前的小利，然后才能求得那些更具意义的真正具有普世价值的大利，让大家私心最小化，公心最大化，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人的社会属性。可惜大家都因放不下私欲与小我而拒哲学于千里之外，因为能把这个理论讲明白的家长和老师从来不多，所以大家只能继续尴尬地活，继续做那些不得不的、被动的低级妥协而活。
那些在我这儿讨不到好的官僚肯定不能都觉悟，同样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但这不耽误他们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因为党同样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当然同样避免不了各种无奈妥协的合理存在，只不过需要建立更严明的纪律，让党和政府范围内因被动妥协所造成的损害更小些而已。
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是在理念上是纯哲学化的，在组织上依然无法实现哲学的理想化，这直接表现为，即使我们是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不能在党内完全实现哲学实现常识化和普及化，这在本质上仍是一种不得不的不作为。既然有不作为的苦衷，就得向不作为的结果妥协，个人和组织都为此支付代价就是必然。
党员个人的代价是腐败的扭曲与身败名裂，党组织的代价就是民心的向背，而民众的忍耐从来都是有弹性的，所以，民众可以期待这样的政党带给自己各种理想化的积极改变，却真没有多少权利对人家进行求全责备，因为他们真的是人不是神。反而是每个党员个人都有义务为了自己的信仰和曾经的誓言对自己进行求全责备式的自律，只是真正做到这一点太难，做到的一定是近乎圣人了，可谁让你曾经发过那样的誓言呢？！所以，无论是从履行诺言的角度，还是从哲学常识化角度，这个组织是最应该首先实现哲学普及化的。
总之，任何人不主动学会哲学意义上的主动妥协，就得接受现实生活被动妥协的不确定性的折磨，先腐后治就是不得哲学化的必然代价，就是因为不会通过主动妥协来实现必要的自律，从而让大家平时活得太任性了，而所有的任性都是要遭报应的，积极的任性遭积极的报应，消极的任性遭消极的报应，无论个人还是组织，概莫能外……
所以，明白了你我立场的差异，你就不会再说我倔，你自然会突然感觉到，其实你自己比我还倔，因为我倔之有道，而你可能是倔得无道，因为我有哲学的护佑，而你有什么？！如果没有，人生八苦早晚找上你，所以，现在该知道到底是谁才有脑病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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