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世界，仍是资产阶级掌握着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话语主导权，但就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看，西方世界整体经济增长乏力现象严重，分析其背后的本质，应该排除不了资本主义哲学停滞对其经济发展造成制约的可能，因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资本主义哲学的停滞体现在思想不再持续进步上，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制与机制必因保守而致僵化，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文明对世界整体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贡献力度的减弱。或者说，资产阶级已经开始没落了。
首先，资本主义的没落会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升性动力——技术——革新上的困难，旧的互联网经济红利消退后，不但新的革新难以为继，而且技术革新的多中心化趋势也会通过弱化个别国家的原有优势而造成其相对落后。
其次，西方资本主义一直沾沾自喜于自己民主制度的完美，这种固步自封使其主动做体制、机制改革以释放社会整体活力成为不能。当然，类似的自作自受是一切虚伪与虚荣的必然报应。
这两个制约因素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化解，西方资本主义只能坐等没落，因为作为文明进步竞争对手的中国政治、经济体每天都在通过改革和创新焕发新的、更大的发展活力。
回顾历史，每一个统治阶级能够走向没落，一定是因为有另一个新的潜在（统治）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发展，通过经济主导的阶级交替淘汰促进文明进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发现。
但就是这样一个原生于西方世界，并能给人类文明指引方向、减少人类支付文明进步成本的先进哲学理论，却要因为意识形态的斗争而被从原生地扫地出门，这意味着一个掌握话语权阶级的集体非理性，这意味着这个阶级整体性的固步自封与抱残守缺。
正因为会有阶级整体的非理性，所以才会有一个阶级因整体保守而整体没落。正因为资产阶级要因经济利益驱动而必然非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注定要没落，这是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宿命。
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任何一个阶级的整体非理性也必同时代表着人类整体的非理性，这是由人的社会属性决定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就决定了，不管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需要通过哲学的普及化来彻底救治——每个阶级、每个人都有通过哲学提升自己理性水平的文明义务。
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未按惯例产生替代资产阶级的新（统治）阶级，难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错误？当然不是，因为马克思的掘墓人理论并未说取代资产阶级的必是一新的剥削阶级，而是指旧有的被压迫阶级——无产阶级——会通过社会化大生产创造出极大丰富的物质文明，从而让资产阶级的相对富裕因变得无意义而自动消失。
马克思的预见虽然是合逻辑的可见预期，但这个预期具体有多长是马克思所预见不了的，而人是有积极性的，尤其是被剥削阶级中提前觉悟的先进分子们，他们显然没有消极等待的耐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阶级地位的尴尬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义务。
正是这些人看准了资本主义的软肋，抓住资产阶级自己给人家创造的机遇，分别在资本主义力量薄弱的苏联与中国，通过创新使用马克思主义，获得革命成功，进而带动半个地球的国家一同进入社会主义，取得第一轮社会主义革命成功。
但文明较量的最终胜利仅靠积极的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轻而易举的成功无一例外地让那些革命领袖陷入盲目乐观的冲动，他们忽略了文明进步历来不变的节奏——任何阶级的消失都是因为其对文明进步的促进作用的彻底消竭而被其他阶级彻底取代。
事实上，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对文明的促进作用依然强烈，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继续不断进步，反而是社会主义阵营在主动的固步自封中走向没落，成为历史的笑柄——第一轮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果实因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形形色色的“左”的错误而被彻底葬送。
现在看，试图通过夺取政权的方式来消灭资产阶级的策略是错的，因为这既错误地理解了资本主义，也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于是共同主观主义错误使这些社会主义政党与国家不是自取灭亡，就是极端式微于世界政治舞台。
幸好中国政府通过及时地向资本主义做适度妥协而保留下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火种，并在不断的理论革新中，意外地通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获得文明史意义上的比较优势。
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斗争过程中能够持续发展苏联革命经验的不合理性，这与中华文明历来注重整体和谐的实用性直接相关，所以在建国后，又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让我们提前发现与资本主义直接对抗的不现实性，于是我们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地抵挡住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压力，放弃与资本主义继续无原则的对抗，有效地避免了我们在错误的轨道上走得更远。
随后我们又重启了国有经济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改革，从而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轨道上来。结果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重新启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效的社会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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