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化人来说，有文化的人生是幸福的生活，乏文化的人生近乎乏味生存，是为不幸福。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当然不是，因为许多有文化的人依然活得不够幸福快乐，而没有文化的人却常常表现出知足常乐的幸福感。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幸福感是分层次的，而文化亦是分层次的，不同文化层次对应有相应层次的幸福感。这说明一个问题，每个人都是有文化的，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哲学是一个道理。因此，这种低层次的文化普及代表着低级哲学的普及性。
因为专业哲学当然不满足于低级哲学所带来的浅层次逻辑自洽的快感，所以哲学界才有不停寻找终极追求一说，但终极追求总是那样可望而不可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强调安分守己就有了极强的现实意义——凡满足于自己当下所属文化层次的，当然能够享受到该文化层次应有的幸福。
这种幸福是由政治所主导的人类现实性需求，但人是有理想性的，不会永远满足现状，尤其是那些逻辑能力强的人，更要想方设法通过寻求适当的逻辑突破来改变现状，以求得更大、更好的逻辑自洽，狭义哲学就此产生。
文化人从来不满足于自己的现有文化水平，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对文化概念本身有太多狭隘认知，这造成了他们的尴尬人生——一方面，作为文化最高水平的哲学（圣人）化他们不能轻易实现，另一方面他们又瞧不起没有他们这种狭义文化水平的人，这是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人生状态，当然只能尴尬了他们自己。
虽然尴尬，但这些有狭义文化的人却拥有社会方方面面的话语权，这些人整体上多有不自觉的傲慢，或者是让别人误以为傲慢的地方，这很让那些没有话语权的普通人讨厌。
于是在普遍的相互嫌恶中，人类社会这种基于潜意识的互害机制（潜规则）产生，在过去可以因为阶级傲慢而上升为法律，在当下则可以因为绑架政治的阶层傲慢而变成法律。
现代文明进步就体现在将越来越多的潜规则通过妥协变成“普遍接受”的明规则，但文明的终极进步却是作为明规则的法律的彻底消失，因为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不再傲慢。所以哲学还有太多进步空间需要通过哲学普及化理论来填补。
在或明或暗的互害机制之外，从来另有一小群哲学化的人活得很超然，这些人有教化低文化层次的人的义务，但因为哲学常识化和普及化的许多主、客观障碍不除，所以他们也常常因为无能为力而退却。
这种无能为力也分别体现在宗教流于迷信和哲学教学的流于形式。比如，耶稣通过主动舍弃生命获得了神一样的威力，赢得世俗之愚众的膜拜，苏格拉底也一样通过主动放弃生命也要维护法律的权威而获得有智慧人群的追捧，成为西方哲学的开山之祖。
因为无能为力，因为哲学暂时只能自学，所以世间依然少有耶稣和苏格拉底一样的人，号称智慧最广大无边的佛陀也一样只能度化有缘人，孔子的有教无类理想依然不能得到普遍落实。
如此多的圣人情怀得不到有效落实，这意味着人类仍只有少数人通过自学的顿悟达至哲学化的文化最高层次，这种无奈是全体人的无奈，从来不只是某个阶层的，所以我们可以适当责备某些人，但如果把自己和社会的整体不如意完全怪罪于他们，则是赤裸裸的思想洁癖，要不得。欲终极解决人类这种整体无奈，只有仰仗哲学的普及化。
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受制于人类现有的文明程度，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领域，绝对的平均主义必然导致绝对的不平等，都是根本行不通的，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虚伪本性，必须被彻底拆穿。
难道人类就此只能活在绝对的不平等当中了吗？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平等在现有的文明条件下，靠外部提供肯定是不现实的，依然只有靠个人通过类似唯物辩证法一样的哲学帮我们实现思想解放，进而求得精神上的平等即可。这个思想解放就是化解先天之愚的过程，当然有最强烈的普及需求在里面。
今日之中国整体呈现蒸蒸日上的国运，这完全得益于正在实行着资本主义与旧社会主义这两种主义的折衷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认为，成熟的政治总是通过巧妙的妥协来寻求文明进步的真正方向。
从效率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是文明史上所没有过的巨大成功，希望这种文明实践能把人类整体带出旧有的文明局限，从而帮助人类彻底实现在物质与精神上的真正自由。
我觉得这样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很合理，也很必要，进一步把普及哲学定义为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的先天使命也就更合理，更有必要。当然，我们还是要考虑到不能让新的政府主导下的哲学普及工作再盲目冒进成文化大革命那样，把好心办成坏事。
我认为，哲学普及工作有很多种细节可以展开尝试，比如像法国一样注重高考中的哲学成绩，这就需要在高中阶段开展更多的哲学普及教育，这会让社会主义公民更多、更好地享受到哲学普及教育的实惠。如能消除更多思想洁癖，执政党的合法性压力也会消失于无形。
如果大家认同哲学能改善人生，认同哲学常识化、普及化的可能，请把这样的想法尽可能多地传达给周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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