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统治了世界五百年，从与终极文明对比的静态角度看，是错误地主导了世界文明五百年，但从文明发展的动态角度，却是为实现文明最后跃迁蓄量效率最高的五百年。功过相抵，功大于过。
这五百年里，即便错得再多，我们失去的仍只是文明的局部，得到的却是文明整体（上的加速进步）。也可以说，西方文明自身虽然整体有错,但人类文明一贯行进在错误中，这是人类文明的整体无奈。如果错误的根源不在于任何人、任何文明分支，那么盲目全盘否定任何分支文明或个人(哲学家)都是荒唐的。
西方文明功绩巨大，因为人类因它的异军突起而找到向绝对文明迈进的正确方向。再具体些，就是西方世界既用自己的野蛮帮忙打碎了中华文明的陈腐外壳，又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帮忙打开了制约中华文明复兴的枷锁，使中华文明有了重新引领世界文明风气之先的可能，进而使全球范围的天下大同成为可能。
中华文明曾经屡次遭受外来文明的野蛮冲撞，冲撞的结果就是外来的野蛮文明反复被吸收，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因为自满的自我约束机制太强，中华文明从不采用同样的野蛮向外积极扩张（元朝是个合理例外），于是只能在世界整体文明局限中消极地保守了自己。文明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如今得益于西方文明的异军突起和野蛮冲撞，复兴的中华文明抛弃了陈腐外壳后便不再保守，因为天下一家理念造就的内在文明冲动不可压抑——主观上，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完美融合，这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要视全世界民族大融合为己任，必须完成；客观上，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为天下一家理念的实现提供了更大的地理空间，文明向下流转势能强大。
现代哲学源于西方，当与中华文明大同理念相同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文明内部了产生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自身尴尬彻底暴露无疑的开始——就像当初中华文明不能独自摆脱儒家伦理主导的封建制度一样，西方文明一样受政治、经济立场局限而无法实现自我批判，更无法完成自我革命，于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必须在别处生根发芽，然后再行反哺西方文明之路。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专利，是人类迈进终极文明的必要前提。
这样，在更广大的文明视角——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内，我们就可以把近现代世界历史理解成是西方文明在潜意识里向中华文明寻求帮助的过程——帮他们彻底改造自己分裂的文明内核，从而形成更加清晰的文化自觉。
在这两个文明相互碰撞的过程中，隐含着世界整体文明大融合的一并进行，虽然残酷，但文明进步之旅从来如此，只能承受。在这样的文明发展格局下，当然证明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当之无愧的核心文明。
中华文明曾经的兴衰过程完全体现在古丝绸之路所代表的国际经济交流史当中，那时的中国虽然是世界物质文明的中心区，但受文明与文化相对成熟的限制，我们与外部文明互动时，经济以外的其他手段相对消极——我们不屑于通过侵略扩张自己的文明——因为野蛮不是真文明。
今天我们重启新丝绸之路，虽然在目标与手段上尽显文明互动的积极性——在共同提升人类整体文明的同时，积极挤压落后的资本主义文明的生存空间——但我们依然不屑于通过武力扩张自己的政治势力，因为那依然不符合我们的目的实现要求。
中国凭借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韬光养晦，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实力的提升，慢慢综合形成全新的文化自信和具体的制度自信，当然也渐渐开启了全面挤压欧美国家旧有的国际话语权之旅。
面对我们符合文明发展方向的比较优势下的有效挤压，西方世界正一点点流失自己的主导权。对于一直不追求终极文明进步、不主动弥合自己先天分裂思想的西方世界，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病态心理而觉得面子上过不去，进而张牙舞爪地向我们展示他们“瘦死的骆驼”一样的虚荣与自尊，是正常的应激反应，情有可原。
面对这样的文明进攻，只要不具备足够的文明比较优势，他们闹得越欢，旧有的优势丢失得越快，但我们还是要着力研究通过普及哲学的手段增加自己的主动性，这也是对迫使他们最终彻底投降手段的主动寻找。
从文明融合的角度，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规划是在通过潜在的哲学普及手段挤压西方文明，因为物质交流的同时避免不了理念的碰撞。所以我们还是要抓紧时间建立起体系化并带有可行性的哲学普及思想，这样才能真正帮助欧美国家和整个世界化解全部文明困局。
旧丝绸之路上，中华文明主导的交易环境极尽秩序上的自由与公平，我们的技术优势靠农业文明的商业秘密维护，对利润的追逐也不那么贪婪，不似欧洲商业文明一贯的掠夺式发展理念，虽然有表现极尽公平、公正、公开的专利法确保“合理合法”的垄断利润，但在下游的基础资源领域，他们一直在用暴力手段压榨其他民族而获得低成本优势。
这恰恰是人类整体迈进终极文明的最大障碍，这是一直自诩文明的资本主义制造的最大人间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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