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贪婪本身也是一种主观能动性，所以人文化成用人的主观能动性化解人的贪婪，这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过程——用积极的能动性去压制和克服消极能动性——，所以人类文明的终极进步将以彻底消解这种自相矛盾为标准。
一个最终只有积极能动性的社会，其实已经无所谓积极与消极，就像佛学所言的无善无恶境界一样。从这个结论可以反推，人性本既善又恶，也即无所谓善恶，这样就可以发现，原来无论以性善论还是性恶论立法，都是一样的以偏概全。
所以，只要人性的分裂不能得到终极调和，法怎么立都可以，合时宜即可，但如果人性已经主动调和动无善无恶的境界，法律就将失去人性善、恶的立法基础，法律便注定不复存在，当是时，便自然是人皆自律的大同世界。
所以，朦胧地预见到文明会有终极意义上的成功，应该是所有乌托邦主义者共同的潜意识心理，是人文化成得以对某些人化育成功的标志之一，而我的哲学常识化追求就是要将这种潜意识彻底显性化，从而为哲学普及做好铺垫，因为哲学普及是天下大同唯一指标。
乌托邦的高尚是某些现实主义者所不耻的，所以人类通过教育追求的人文化成效率从来不高，所以我认为，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以潜意识的内部评价机制驱动人类由野蛮趋向文明，这样就与意识层面的矛盾不可调和后必然引发的战争实现无缝对接了，这说明因贪婪而导致的野蛮在人的潜意识中是不折不扣的耻辱感，必须予以适当修正，人才能得过平和之幸福人生，否则便只能扭曲与变态中趋向崩溃。
人是群居动物，对群体的归属依赖感是永恒的潜在需求，因盲目冲动对群体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后，失落的一定首先是破坏者自己，因为他注定要因此而被群体孤立起来，只是囿于傲慢的立场局限不可主动突破，所以便只能在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只要不得深度哲学化，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总是展现出不经意的傲慢与偏见，根本避无可避。阶级的固化便是这种人际关系孤立现象的集中体现和集大成者，所以任何剥削阶级的最高领导者都一定是被孤立得最严重的那个，所以任何一个专治政权的最高统治者都将在代际传承中因心理日益变态而脆弱不堪，直到彻底崩落。
民主是对专治导致的变态的唯一解药，所以近现代政治开启了民主化发展模式，在三权分立理念之下，先是君主立宪，然后是议会制、总统制，最后又有社会主义民主制，将来还会有新的变种，所以民主就是一个筐，只要能够自圆其说，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
我认为，近现代虽然已经有五百年发展历程，但人类其实仍处于民主化初级阶段，因为经验普遍不足，因为历史与文明根本局限依然不除，所以无论各家的民主制度怎么变，本质上都只是与各国内政（国情）相配套的似是而非的说理机制，因为无论怎么设定，都必然因无法摆脱传统的局限与束缚，所以都不完美。
我认为，尽管现代民主政治很不成熟，但联合国的成功动作至今仍可以代表现代国际民主政治的高峰，这是美国文化的功劳，因为这样的国际议事机构接纳了世界上所有的独立主权国家，其松散非强制性议事机制虽然低效，但却是世界文明融合的有效舞台，为促进世界和平做出了瑕不掩瑜的突出贡献。
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只要能和平对话，便有排除暴力推动的主动交流与融合之意味，便是文明氛围的营造，是文明进步的过程性进步与胜利。未来的世界文明融合必绝对排除暴力的对话方式实现，所以未来世界的政治格局便是政治必然向更具包融性的哲学与文化妥协的趋势发展，可惜美国文化天生不具备这种内容。
如此看来，今天的美国凭借自身世界警察的地位而无视自己主导设立的联合国运行机制，是逆文明进步潮流的不得人心之举，当然预示着美国政治的必然衰落的历史趋势，当然更预示着美国政府通过贸易摩擦要挟全球政治图谋的必然破产。
美国政府只顾及国内的政治正确，便意味着彻底无视联合国所代表的国际政治正确了，这是美国政治信誉破产的起点，而人类文明对政治信誉破产政权的抛弃从来是不遗余力的。
人类文明从来都是通过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教训那些政治上极端傲慢的人。中国历史上类似的例子从来不少，满蒙两族都曾经是入关的政治贵族，但如今周围有许多不懂其本民族语言的两族朋友，却只能在户口本上看见我们之间的差异。二战时的日本曾文化殖民东三省，终因逆历史潮流而成泡影。
统一的民族性格是忠诚的表现，服务于政治需求，但“政治无道德”的本性决定，任何非主动的民族性格统一追求一定是暴力的和野蛮的，所以不易轻易发动，比如清朝初期的留头不留发政策说的是剃头难，清静末期的剪辫子也是靠暴力革命后推动实施的。
中国文化本身就是融合的产物，所以可以包容一切安分守己的信仰，比如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臣服于中国政治，便可在中国获得生存空间，反之便注定无处容身，因为唯物与唯心思维是思想自由问题，别人想干涉也干涉不了，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就是政治自由问题，必须与政治互动，或积极，或消极，再无其他选择。
中国从来是中央集权制为主流的国度，不允许有任何法外之地存在，因为法外之地意味着族群的分裂，直接妨碍的是全民族利益最大化，这是任何中央政权都无法（长期）容忍的事儿，所以从来就对分裂势力不手软。
中国能够保持中央集权的主流至今，其中内在的文化自信是唯一的主导原因，而文化自信的真正根源恰恰在于正反合思维中具备真正合得起来的能力。其他文明为什么就不行呢？那是因为他们在文明形成之初无法主动克服思维的先天局限，只能陷入盲目崇拜于神的极端唯心思维。
对比之下，其实很容易发现，中华传统文化极尽包容性，擅长融合，皆因其求合思维先天具备既不唯物又不唯心的文化特征。正因为如此，被西方文明彻底驱逐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华大地找到栖身之所。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融合中，同步实现的是对中国人过去偏唯心思维的中和，也就是说，中国在革命和建国初期，一直在参照苏联的唯物思维开展工作，但现实中却不得不受传统文化影响，于是便有了毛泽东等中国政治领袖用实用主义哲学持续对苏联革命理念的不断反复修正，直到后来变成明确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然后再经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检验，彻底恢复中华民族的文明与文化自信。
我觉得，在这样的文化自信中，再继续坚守唯物主义信仰是合理的，因为需要以此对抗国际唯心势力对我们的虎视眈眈，但在思维的方法论上就可以适当改进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思维方法从哲学角度看，是传统道家与佛家杂合的辩证思维与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杂合，结果一定是既不唯物也不唯心的中庸思维。
继续比较中西方文明差异，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由于执著于寻找上帝所代表的人类文明本质与真相，所以以唯心为主的西方文明最终找到了绝对唯物的现代科学，这说明只要深入思考到位，其它文明注定与中华文明一样，在世界与人生的整体认识上最终指向和实现唯物与唯心的平衡认知。
也就是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在西方文明演化过程中得成正果，然后再在与中华文明的融合中帮助人类找到整体奔向中庸的路径。这说明，任何文明进化都是在趋向心理平衡的过程。
让我们顺着人类文明史再整体回顾一下，人之初，受认识局限，大家都只能唯心或偏唯心地活，只有极少睿智者除外。相对于人类的第一次哲学高峰，唯物思维借助现代科技和现代经济的帮助才得以完善，足足晚了两千多年。
两千年很长吗？相对于唯心思维成熟过程的不可计数，当然就不算长了。如果人类又将迅速实现既不唯物又不唯心的中庸思维，那么就可见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成熟是怎样一个变加速运动过程了。
考虑到人类只有一个思维，就像只有一个文明和一个哲学一样，人类要想实现基于思维成熟上的人的整体成熟，就必须在哲学的框架内实现思维模型的正确整合。
个人认为，这个新模型是在唯物思维的帮助下，在成功剔除唯心思维的糟粕后，自然显现的心物一体新思维模型——唯物不拒绝唯心，唯心不拒绝唯物之后，便是理想化的思无邪境界。
现在看，现代科学让与西方唯心哲学对立的唯物哲学获得成熟，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撼动了唯心哲学的根基，所以在被驱逐后能被心物一体的中华文明完全接纳。接纳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中华文明的先天缺陷被彻底弥补，文明整合的内动力强劲，于是以物质交换的经济活动为突破口切入国际人生，游刃有余地发展壮大了自身整体文明，让举世侧目。
巨大的经济成就之下，中国人的物质人生也开始超前于精神人生发展，结果也带来避免不了的心理焦虑，必需要有配套的精神人生建设以平衡之，所以用新的哲学视角寻求文明与文化更加成熟的突围是当务之急。
我认为，中国人的集体焦虑是在赶超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产生的，在文化自觉不能主动形成前，必然要受到西方文明内在的文化与思想分裂的消极影响，所以解决当前中国人的集体焦虑必然要综合考虑中西方文明整体因素一揽子解决，这恰好与中国传统天下大同理念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预言相合，所以这就是文明与文化融合的内动力，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无可阻挡的。
面对文明与文化发展的必然，国际既得利益集团的保守反抗也是必然，因此导致的冷战思维阴魂不散当然就是必然，非暴力地巧妙化解肯定难，但再难也要积极解决，因为文明必须进步，而且还要加速进步。
办法从来就比困难多，因为凡事在中国人的思维中都有正反合三种以上解读，所以只要教会西方人中道思维，帮他们主动放下傲慢的负累，人类整体文明局限但可瞬间消解大半，因为他们暂时仍是人类文明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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