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物一体式思维有如此多显而易见的好处，值得大面积推广，前提是必须具备常识化的可推广性，必须化解中国传统文化靠顿悟修行登顶难问题，自下而上的逻辑铺垫必不可少。
西方哲学擅长自下而上思维，中国传统哲学擅长自上而下思维，二者优势互补，中间提供了逻辑学的巨大发展空间，我是非专业的，对此无能为力，于是只能提示那些错把逻辑学当逻辑的专业人士，重新定位一下自己逻辑，这样或许就能建构起统一的“哲学”概念了。
在一以贯之的前提批判中，我对道的朦胧认识得到一以贯之的显性化解读，在看到人不过是道这个物质文明所派生出来的客体之后，我发现道之相对于人具有绝对的主体性地位，而人只有相对于道的相对主体性地位，于是我看到，既然道是派生人的，当然像上帝一样，具有哲学的本体论意义，因而从西方人遍寻上帝不着看，上帝在人之外，且如哲学一样不可定义，而中国传统哲学却通过天人合一使人时刻活在道这个本体之中，所以从道“至大无外”的无所不包意蕴让我看到了，西方哲学只不过表述了道的局部，加之西方哲学只承认同时期的博物学者泰勒期的哲学属性，不承认政治家梭伦的哲学属性，更让我坚定了西方哲学只是哲学的部分而非整体的认识，这更坚定了我用中国传统哲学补强西方哲学，并进而通过常识化解读将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发扬光大的决心。更细节的解读需要看我后面的《闲言碎语》系列。
在一以贯之的前提批判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理念的哲学史意义——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切目的都在于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让人类无限认识和接近于道，也就是在天人合一中获得终极自由。
这样的哲学观中，我的主观存在——思想——是唯心的，我的客观存在——身体——是唯物的，这里的“唯”是纯粹之意，不是极端化的唯一，二者是相互配合且协调一致的，共同服务于人这个道的客体通过主观认识无限接近于道，越接近于道，人的自由度就越高。
我希望通过这样的认识彻底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矛盾，因为人是道的客体，所以人只研究明白自己的精神性存在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同时研究明白人的物质属性之后，才能实现真正人的自由。事实上，正是靠西方文明的野蛮冲撞，人类才得以将现代科技产生的偶然性变成现实性，文明与野蛮互动促进文明进步，是人类彻底觉醒前的唯一进步法门。
挟文明整体跃迁的技术优势，西方文明通过武力打败了人类一切旧文明，有原始社会类型的，有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或许中国的满清政府是封建与民主杂合的，但也不堪一击地折服于资本主义淫威之下，因为帝王主导的民主不符合资本的真正需求。
西方文明因此陆续否定了以法国皇帝拿破仑为道的其他一切有统一欧洲野心的强势君主，结果文明程度最高的欧洲却保留了全球范围密度最大的君主（立宪）制。因为明显进化得不彻底，所以我认为这是对西方文明所谓先进性的嘲笑。
我认为，资本的胜利是技术进步的胜利，虽然代表文明进步，却因大面积的人道主义灾难而让真正的觉悟者看到了终极文明的曙光——在物质文明因技术而整体性进步的前提下，人类的精神文明注定要因物质文明的超前发展而迅速跟进，从而通过阶级差别的弱化而将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平等现象弱化，直到彻底消失。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是持续的苦难让主体意识渐强的人们对苦难的根源有了更深的认识，马克思将其定义为阶级现象，并通过合理预言展望了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
这样的预言给了饱受苦难的人太多朦胧的希望，于是被压迫者的革命斗争在新思想的指导下，因更具革命性而将斗争引向深入——彻底消灭剥削阶级——从而彻底超越了传统农民革命均田地所代表的徒劳的均贫富梦想，因为只要私有制不除，土地兼并的趋势便无法根本遏制。
这里必须强调一下，中国政府正在倡议土地使用权的集约化，这种政策具备土地兼并的形，但不具备土地兼并的质，因为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根本制度不变，集约的目的只在追求农业生产成本的降低，说明中国农业开始主动摆脱过去不计成本的发展模式，要以新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从而在农业领域也要逐步展示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了。
我认为，在这种农业领域的自我革新政策背后一样可以解读出诱变全球化均田地的意味。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不实现全球化的均田地，全球化的天下一家——共产主义——便无法真正实现。
这样解读中国的农业改革，是想让大家和我一样发现，中国的一切改革都在释放生产力，只要真正释放成功，便一定通过雄辩的全球号召力实现文明的软传播，这是远比之前的暴力革命理论更有效的文明传播途径，相当于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和平演变。文明进步，从来不拒绝展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残酷，就像请君入瓮一样，因为人是佛魔一体的，害人就是害己。
我认为，倡导剥削阶级因暴力革命而直接消失，是太过理想化的极端心理和行为，不符合文明进步规律，因为过于理性的行为注定因缺乏感性温度而走向残忍与冷酷。前苏联主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这方面犯过太多历史性错误，我们必须在充分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彻底戒除单纯追求绝对理性的消极性。
这样我们就会进一步发现，绝对唯心不好，绝对唯物同样不好，因为二者都是极端心理，而人之人为需要实现的是感性与理性的平衡，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称的“心物一体”，极尽自我和谐之能事。
换种说法，哲学的目的绝不仅限于追求理性，追求理性只是哲学的中间态，哲学的真正目的是追求感性与理性的平衡，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是因真正摆脱了极端思想而得中道的人，是最富人性温度的人。
再看西方文明发展史，虽然通过技术进步促进文明整体跃迁的客观事实已经形成，但人类文明的根本局限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不足，说明人类文明局限是以主观缺陷为主，以客观缺陷为辅的。这说明西方主导的人类文明进步并不彻底，只是客观文明的绝对进步，不是主观文明的真正进步，因为只要阶级对立依然存在，资本主义民主便永远只能是形式民主。
形式民主是有条件的不完善的民主，带有欺骗性，这决定人类还需要调动集体智慧在终极民主上做更多努力。哲学在常识化基础上的普及便是这个新思路的新起点。正因为这个新思路，所以我才发现，人类文明的终极进步一定以主观文明进步为主要目的和指标，客观文明进步虽然也很重要，但永远只能是手段，所以只能永远居于附属地位。
资产阶级不具备自己消灭自己的主动性，所以西方文明的真正进步只能靠外力推动实现，所以当现代科技促进人类文明整体跃迁后，在全新的物质文明平台上，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只能一直唱精神文明的蹩脚戏，这说明人类整体文明进步的大舞台需要有新的主角登台唱戏了。
如此说来，近现代人类文明在西方文明主导下开了个不错的头儿，文明更深层次进步的主观部分是资产阶级力所不逮的，只能交由其他文明代行领导之职。
这样我们便不难发现，当西方资产阶级囿于立场局限而驱逐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便已经注定了自己行将没落的命运，因为那是他们本文明体内自生的唯一具有文明曙光意义的理论，排挤得越干净，就相当于把自己的后路断得越彻底。这样一来，苏联解体就获得了新的哲学历史意义——西方文明彻底丧失了主导人类文明终极进步的领导权。
我突然想再丰富一下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理论，因为这种理论明显过于突出了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而忘记了掘墓人通常也是在头人的指挥下劳动的，而这个领导者除了无产阶级政党外，还有一以贯之领导生产至今的资产阶级自己。
所以我真正想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里中产阶级大量产生，平民生活极大改善，这本身就是对阶级差别的主动弥合，这说明资产阶级本就一直在自掘坟墓——社会主义一直梦寐以求的共同富裕竟然被资本主义率先局部试验成功——富裕的人绝对无法忍受平庸，无度的求富心背后是对自由的无度渴望。
这种渴望是资本主义福利政策无论如何也满足不了的，这本身就是巨大的隐性政治危机。要摆脱这种政治危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所有国民都变成国家的真正主人和真正的领导者，也就是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这样就可以通过自力更生的主体意识彻底化解资本主义形式民主的政治危机。
如今的西方政治明显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危机，美国政府甚至开始厌弃他们自己主导建立的联合国和世贸组织，就是因为这些组织在国际化的今天已经不能满足他们肆无忌惮地剥削和掠夺全球的暴利追求了，所以他们要狂妄且自以为是地试图重新制定只利己不利他的新规则，这种忘乎所以的行为一旦做出，不但他们期待的结果不会出现，旧有的领导权也将不复存在。
以这次贸易摩擦中最具代表性的致命要挟——对中国的中兴通讯切断芯片供应——为例，谈判结果好像是美国获得了胜利，既收了罚款，又迫使对方按自己意图进行改组。这虽然尽显美国人现代化“治外法权”淋漓尽致的发挥，但这种致命威胁到底还能用几次？遏制中国的真正目的到底又实现了多少？结论不言自明。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美国向国际社会的无度索取冲动恰恰来自对国内经济衰落的担忧，不能积极解决，当然只能派一个肆无忌惮的总统搞些饮鸩止渴的办法来暂时掩盖矛盾。这就是国际垄断资本自掘坟墓式文明尴尬的生动写照。
所以我更坚定地认为，用扩大化解释丰富马克思的掘墓人理论，可以有效降低未来由社会主义主导的文明融合过程所必然产生的敌对情绪，增强说理的效果，便于劝降一切具备真文明情怀的资产阶级。
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早认识到，人类真正进入终极文明，在手段上一定不主要靠暴力，一定是主要靠理论自觉，因为人类是智慧生命，并不真正野蛮。
野蛮是人在文明根本局限之下的迫不得已，如果人的主观能动性具备消解根本局限的可能性，人类终极文明的实现就有必然性。当然，这是乐观主义者的逻辑，在悲观主义者看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不间断的网络交流中，我一直在与这些人进行对话，并恳请他们讲明不可能的理由，结果无一例外——莫须有——于是我明白了，如果有，他们就不是悲观主义者了。
悲观主义者只凭直觉，不讲逻辑，这是愚人群体的典型行为特征。人类文明进步必须靠战争推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愚人群体数量庞大且无逻辑可讲，于是只能用残酷的战争被动强化他们的认知。
这里的愚人群体不限于普通民众，“肉食者鄙”说的就是上层统治者虽然学识渊博，但囿于自己的立场和哲学局限，一样根本无法说服相反立场的人，所以战争才在他们的主导下频繁展开——因为文明进步要扫荡一切阻碍者，不计成本和手段。
普遍性的愚不除，导致的是人际间普遍自说自话现象，包括中国社会也是如此，因为这本质上是一个哲学命题，只要文明的根本局限不除，这个问题对任何人都无解，当然只能在自说自话中继续相互隔阂地活，所以人类之间每时每刻都在主动制造冲突，这些冲突由个体焦虑逐渐上升为集体焦虑，最终的集合就是矛盾不可调和战争。
人类的文明进步虽然一贯避免不了野蛮战争的驱动，但战争从来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只是人类矛盾阶段性不可调和的产物。我们必须看到，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战争的手段虽然日益残酷，但经过战争洗礼过后的理性也使阶级对立所代表的人类本质矛盾一直得到弱化。理性能力强的人都能敏锐地捕捉到文明的这一进步特点。
人类有主观能动性，但却一直不得不通过战争被动且艰难地提升自己对本质的把握，这种认知模式的终点自然是战争不再被需要——人类集体学会主动规避战争——当核武器这样的终极武器诞生后，人类主动规避战争的希望出现了。
我认为，直到核武器的诞生，终于使社会主义政权获得了与资本主义政权绝对的均势，这意味着，剥削阶级也必须慢慢学会讲理了。尤其是在全球市场一体化条件下，共同富裕成为可能的时候，渴望富裕的人远远多于盲目追求垄断利润的人，再想用愚民政策获取无节制的超额利润，只能是自寻死路。
也就是说，民虽依然可愚，但效果注定越来越差，尤其是在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政治代言人情况下，垄断资本的一切旧有畸形优势都将在日益通畅的新闻自由中接受平民的审视，并通过选票经济反复得到修正。
这个修正过程就是社会主义文明逐渐上位主导人类文明进步的进程，因为资本主义必须通过强调自己对于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来获得他们主张的政治正确的合法性。
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政治中逐渐融入社会主义福利政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才能“成功”地用冷战策略打败了苏联，然后他们也想依葫芦画瓢地打败中国。现在看，他们希望落空的可能性极大，因为中国人的哲学观先天具备整体性，从来是人类主观文明中最高明的。
尤其在经过被西方政治驱逐的马克思主义补强后，社会主义中国早已经从朝鲜战场上就开始慢慢引导西方资本开始学会讲理了，今天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积累，中国已经开始主动建构新的国际规则，未来可预见的必定是教会全人类终极正确地讲理。
这才是人类文明基于真正的文明自觉基础上的真正正确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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