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表白自己，不为卖弄什么机缘，只为强调，如果不得真正哲学化，旧哲学的整体缺陷和哲学家的整体失职对人类社会和其中的每个成员所造成的伤害，与哲学的知行合一属性一样，是如影随形于我们自己潜意识深处的，因为这种潜意识形成于出生后的社会性教育——在被扭曲的传统与习惯中获取自己生活的一切——所以哲学才通过前提性反思与批判帮人“认识你自己”。
哲学的前提批判尽头是人之初，在这样一个没有人争个人私利的环境里，大家通常认为，社会组织会按标准份额提供每个人的既得利益，也就是原始共产主义，但只要有一个人争了，这种连锁的蝴蝶效应就会打破整体均衡，随即和谐的旧分配机制被破坏殆尽，人类整体就只能被动进入相互隔阂的互害机制下的妥协生活，人类自诩文明的整个历史都是这样书写的。
在没有原子弹之前，人类的互害机制总是循环往复地通过战争建立起新的社会均衡，因为社会资源总量在特定时间内总是一定的，所以社会必须确保整体平衡，所以社会成员相互妥协的极处就必然是极端不妥协的战争，所以战争的罪恶是人类集体不作为于主动营造和谐的报应，无他。
哲学家群体看似一直在努力，无奈受制于文明的整体局限不得突破，于是也整体顾影自怜到今天。在有了原子弹之后，因为战争的终极毁伤性是任何人不可承受之重，所以人类便开启了主动寻求不用战争就能实现社会均衡的新发展模式。该模式下，所有的穷凶极恶都变成了色厉内荏，这种现象在“正义”的美国打了几场局部战争后得到了充分显现，当作为正义化身的美国消灭了大多数可能消灭的敌人后却发现，真正穷凶极恶地色厉内荏的，只剩下他自己了。这就是终极战争对政治本质的终极提示——政治无道德。
当自相矛盾的美国就国际政治因左右为难而无所措手足的时候，一贯擅长营造国家间关系和谐的中华文明继承者便有了用武之地，这就是国际政治中一贯先天分裂着的美国这个螳螂捕完蝉后，不得不依赖中国这个黄雀收拾残局的历史必然——人类最终还得靠具备整体性的哲学实现整体自救。
许多人看不清这种历史必然，他们还在因中国的政治、经济缺陷而疯狂指责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与腐朽，尤其对儒家文化与传统政治共同禁锢了中国人的创新能力而痛心疾首。我却只能同情并鄙视这些人，因为在他们表面的仁义道德之下，不过是对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不满的发泄，这让他们看不到中国政治发展模式对人类整体文明的主动整体推进之功，立场的狭隘证明了他们是打着善的旗号在谋一己之私，其实不过是赤裸裸的思想洁癖和道德洁癖的泛滥而已。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他们，毕竟没人教会他们看清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的能力，正因为这一点，所以“开明”的西方政治可以鼓吹言论自由，因为现代政治有明确的教育义务，他们没行使，所以只能任由没得到相应教育的人抱怨。
其实这种抱怨还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凡抱怨者越多，西方民主政治不作为于文明主动进步的本质就越不容易被发现，盲目因当下的不满而否定历史的人越多，看不清未来的人就越多，主导西方政治的人就越可以随便欺世盗名。
社会主义政治因为人民属性就没有这种政治便利，所以在没有哲学常识化和普及化理论突破前，中国政府就不能在莫须有的形式民主不足方面让不懂哲学的普通民众信服，所以社会主义政治在普及教育方面有内在不变的需求，因为教育普及是有效推广哲学的基本前提。
只要哲学的整体性概念一旦建立起来，不但加大哲学普及力度的中国政治将在形式民主方面的尴尬将因新的自圆其说而重获话语权，而且因为有这个概念高屋建瓴地存在，西方文明带给世界的一切所谓逻辑悖论将不复存在，因为在道所代表的哲学整体性中，老子在《道德经》中建立的朴素辩证法将配合唯物辩证法让一切悖论轻易得到自圆其说的解释。
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易发现，原来东方文明从来就没有悖论，所以东方文明无法像西方世界一样主动触发现代科学，反而更容易在习惯性的妥协中维持表面的低层次阶级统治下的和谐。西方文明通过对悖论的思考触发了现代科技的暴发，但随后的资本主义制度却可以通过肤浅的形式逻辑轻易阻止肤浅的民众向民主的深层次展开更精准的逻辑分析。
哲学虽然是帮人克服肤浅的形式逻辑的最好工具，但用哲学克服形式逻辑在思辨过程上的枯燥也是阻碍安于苟且于传统的人以哲学过于深奥为名拒绝哲学的最常用借口，当然也是许多哲学爱好者明明没克服形式逻辑束缚，却乐于不懂装懂地吹嘘自己哲学水平的直接原因。
我认为，通过对老子的朴素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交叉使用，可以轻易通过掌握《道德经》的精髓而建构哲学整体性。当然，圆融地掌握唯物辩证法是前提，亦是一精心锤炼个人思维能力的过程，需要耐得住寂寞的热忱。但唯其如此，哲学人才能在众说纷纭的哲学概念与学说冲突中突出重围，获得像文明之初抽象出道这个概念的文化始祖的高超思辨能力。人类文明的整体成熟需要这种能力的日益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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