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普及与宗教神学的关系

考虑到宗教学与神学是哲学的重要来源和分支学科，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在人类早期的信神时代，反而是迷信与宗教神学这种不成熟的哲学普及率最高的时代，所以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哲学普及不过是用一种不信神的成熟新哲学对曾经全体信神的旧哲学的彻底取代而已。

这也是我费心于伪哲学亦是哲学的一个苦心所在，明白了这个道理，哲学产生的历史源头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提前到人之初，这样按照哲学的历史沿革关系，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哲学定义为人类的一切智识了，因为人类的一切知识的形成与积累都服务于对神是否真正存在的正确解读。

人之初到神学系统产生前，人类集体活在巫文化的控制下，巫文化显然是神学与宗教学的母体，如果宗教学与神学是哲学的重要分支，那么巫文化就完全有资格上升为巫学予以重视和研究，这样才能论述清楚哲学的历史一贯性，不让哲学史因为西方人的断章取义而显得过于突兀。

这样解释神学是我通过自学哲学所建立起来的逻辑推导出来的，其实显示的是我要推翻西方哲学史而重构哲学（概念）的更大野心，如果没人否定得了，那么在新哲学内涵无限扩大的情况下，新的嬗变又出现了，因为对哲学史做正确的解读是哲学，做错误的解读亦是哲学，所以在这样一个新的概念世界里，西方哲学一贯无法定义自身概念的千古难题自然也就容易参照中国的阴阳学说得到解决了。

不承认伪哲学也是哲学，是自以为高明的哲学工作者不自觉地打压异己的思想洁癖，当这种洁癖以广泛的潜意识存在于哲学家言行中的时候，也是最有利于畸形的政治统治歪曲利用的时候，所以二者不谋而合地持续歪曲哲学定义的正确表达，这就是许多哲学家拿让自己恶心的政治丝毫没办法的原因所在——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原因在于他不真会说理。

这里说有思想洁癖的哲学家不仅限于唯心主义的，当然也包括唯物主义哲学家，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传统哲学大多与传统政治在潜意识里是一丘之貉，因为他们都是扭曲的不得普及的哲学世界里的既得利益者，二者各自维护自己错误立场的决心同样坚定——他们都想代表全人类，结果却事实造成大家都在讨伐异己。

面对上述相互对立又不能在全人类立场上真正自圆其说的旧哲学，人类要想集体奔赴高级文明，必须找到足以逼迫政治向哲学妥协的新思想，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已经部分实现了这种妥协，可惜并不足够，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在自我解放中进步，不排除颠覆性创新的可能。

之所以要说现在是哲学普及的转机时代，那是因为以消灭阶级和政治为目的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已经到了拓展国际政治话语权的时候了，只是这需要在哲学上率先实现话语权突破为前提，具体原因且看我慢慢道来。

如果承认人类一切智识皆为哲学，那么囊括一切智识的概念在人类文明中其实早就有了许多，比如古希腊的理念，古印度的梵，我之所以敢把中国传统文化自圆其说能力上升为哲学的整体性，其灵感更多主要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道思想，因为其中的天人合一理念是其他概念所不具备的人神平等属性，这是哲学的终极融合所最迫切需要的，只有这种属性才能终极调和唯物与唯心的冲突。

回望过去，哲学界不仅就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冲突无法自圆其说，包括中华文明有没有哲学和有什么样的哲学问题，至今仍莫衷一是，这代表着哲学家群体和他们所研究的作为真理集成的哲学的不成熟，所以只要无法做到哲学常识化，再高明的哲学家当然也没有信心用自己的新哲学去主动说服普通民众一贯秉持的不成熟的旧哲学——迷信和宗教神学。

所以，现在人类社会当中的一切冲突看似不可调和，其实不过是对人们普遍不真信神的一个报应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是因为在绝对信神时代，人类的族群关系在内部是和谐一致的，“遗憾”从人类能够通过技术革新吃饱饭之后开始，人对神的信仰就逐渐开始不够坚定了：

首先是领导者发现，借神之名愚民以中饱私囊很有效，这为政治势力从形式上最终脱离宗教创造了条件。

其次便是被领导者因不堪愚弄而开始用强烈地反抗神的代言人来潜意识地否定神的绝对权威性

所以文明越发展，技术越进步，人们对神的信仰程度越不牢靠，于是诞生了国家(对内的)强制力，但生产力的发展源自人深不可测的主观能动性，所以这种解放人的趋势便没有止息，尽头当然是无神论时代的必然彻底到来，而此前的政治依然会给宗教以愚民的适度空间。

人类一旦彻底实现无神论，注定意味着政治必然同时消失，因为一旦信仰又重新达成一致，便意味着人潜意识的社会属性又完全恢复到主导地位了，当这样的人不再有任何极端自私自利心理的时候，服务于剥削的愚民化政治便彻底没了生存根基，与原始共产主义一样的族群内部和谐自然得以重建，这就是在物质相对极大丰富的今天人类必然实现的全球范围的整体和谐，所以而今正是这一时代到来的关键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