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道德经》是道理念的集大成，但在此之前道的理念就应该是普及的，可惜虽然普及至今，但中国人因道文化而得思想自由的人依然微乎其微，其因在于过去没有类似西方那样相对通俗的逻辑学，今天当然有了也相当于没有——因为逻辑学和旧哲学一样不具有普及性。
因为只在理念层面普及了道的概念，所以道文化的辩证思维只能在潜意识层面潜移默化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无法常识化应用于意识层面的行住坐卧，因此中国人的哲学常识化必须依赖于中西方文明与哲学的深层次互补。
为什么必须提中国人的哲学常识化，不提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哲学常识化哩？是因为其他国家的政治向哲学的妥协不够彻底。
另外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某些人得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有哲学，或者干脆说，道就是哲学，这样两者的互补性才能更明显。
因为明显的互补性，所以中西方文明与哲学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道理虽然显而易见，但我们还是必须强调，合的最大障碍仍在于被利用固化统治阶级既得利益的政治。
中西方政治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共同明确，中西方文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但因为双方在指导思想方面一直无法获得实质突破，所以中国政治一直无法取得西方的信任，当然中国也不完全信任西方政治，只是因为思想上相对高明，所以中国政治可以高屋建瓴地轻松对待他们而已。
西方世界也知道合则两利，可是他们一方面放不下一贯的傲慢，另一方面又舍不得中国市场背后的巨大利润，所以双方只能在两难的妥协中相互防备着，浪费了更多的时间成本不说，更让人类在文明主动进步方面一如既往地弱化，这其中多有自作孽的意味待解。
人类要想让文明能够齐心合力地主动进步，只有主动求得哲学观统一后的思想统一，所以哲学常识化普及是人心所向的大势所趋。
因为向哲学妥协的彻底，所以哲学常识化的主动性只在中国这一边，这决定了哲学常识化的目标——必须用哲学理论主动说服一贯顽固不化的非社会主义政治，首要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政治。
西方政治信奉政治无道德，说服他们的关键就是根本改变他们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中国政治本来一贯注重道德，只因为丧失了文明领先优势后，反而在西方形式民主的比较下经常处于下风的尴尬境地，比如对某些仰慕西方文明的人来说，中国政治越强调道德，在他们看来就越是虚伪，也就是不能自圆其说之义。
中国政治哲学为什么在今天反而不能自圆其说了呢？是因为人都活在自己的立场中，一旦中华文明丧失了天朝上国的比较优势，狭隘的人便要因个人利益得失而指责自家政治与文明的无能。这样一来，曾经和现在的思想学说再怎样系统、圆满也无用——外部思想再高明，个人不主动参悟之，高明的思想相对于这样的人也是存在的无。
文明之所以会这样尴尬于人，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现代文明话语权被扭曲地掌握在西方文明手中，所以面对缺乏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民众，看到中国政治虽然强调向西方学习，但并不彻底，因为我们在特别强调本民族特色的独立性。
这种两全其美的追求并不符合极端利己者的需求，所以这些人在不完美的政治、经济运行过程中会表达自己的不满，现代民主又必须保障他们的自由，于是因立场的狭隘而极力鄙视和否定自家文明，就是极端自私的人将投降主义演绎得彻底的表现。
因为不能让他们占据主流，所以中国政治必须用政治无道德的手段限制他们的数典忘祖——坚决抵制形式民主的弊端。这里的中国政治表面看合法但不合理，其实那个理并不符合终极真理，所以常识化的哲学可以澄清这一点。
理智的人都可以看清这样一个道理，常识化哲学的目标与马克思主义消灭政治理论有内在的一致性，但前面已经分析出，以当下的情势，指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下立刻让西方文明收敛自己的心性，因为唯心与唯物的“永恒”对立，肯定是现实的不能。
要想满足当今文明主动和谐进步的现实需求，我们必须跳出对立看对立，只要承认人类终极的主观能动性一定能够在理论突破后绝对提升人类的和谐指数，那么我们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继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突破。
如果没有其他备选项，那么大家还是应该理性地在这个可能路径上多花些时间，看看日渐清晰的哲学整体性能不能让西方哲学彻底缴械投降。
中华文明曾经用礼治天下的手段普及了传统伦理哲学，为什么不能全球化普及？因为受制于阶级形成关系地地域限制——实际是文化传统上的保守所形成的本土独特性难以互相逾越和突破——所以在资本主义文明用现代科技武装的暴力敲门之前，世界各民族的哲学自救之路只能各自为战。
如果说各文明因各自文化传统的固步自封导致的民族自豪感就是土生土长的哲学价值观，那么各民族国家显然都有各自的哲学观，显然大家都有自己专属的广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别不过是系统性与专业性不足，不够精细化而已。
如果承认了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广义哲学的存在合理性，那么西方一贯自以为高明的哲学就是在世界范围内难以自圆其说的狭义哲学，所以西方文明的整体价值观显然不全有普世性，但其中合于道的方法论却极尽普世性。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价值观只在民主这个概念的提出上具有终极指向性，囿于现实的无奈与妥协，注定了西方形式民主只是徒有其表的方法论上的便宜之计，不具有任何终极民主的实质意义——误把便宜之计当终极真理推广，注定只能尴尬了沽名钓誉者本人。
这世界之所以让人这般无奈，是因为实际主导哲学传播的，是价值观，而不是方法论，因为相对于方法论，价值观更具形而上的道的理想性，而方法论作为形而下的术，更侧重于现实可行性，所以人只能因价值观的理想性难以清晰表述和顺利实现而纠结、扭曲。
由此可见，西方哲学与任何宗教一样，因为不具备常识化知行合一的可执行力，所以根本不具备全球普及性，因为文明之间的冲突，只能用带有终极自由的普世性哲学（价值观）来弥合，所以对（西方）哲学必须在价值观上进行颠覆式创新，才能真正满足全人类的真正需求。
既然需要颠覆式创新的对象是哲学，那么被颠覆的就不可能只限于唯心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哲学当然要同步被颠覆。
颠覆唯心主义哲学好理解，因为它们依然在配合各种所有制类型的剥削阶级在愚民，这里当然包括最假仁假义的资本主义这一制度类型，因为他们用社会化大生产必须的形式自由偷换了人类至今仍不能实现的终极自由这一概念。
面对这种赤裸裸的欺骗，逻辑素养不足的普通民众盲从于政治的错误引导，还是可以理解的，可恨且不能接受的是，西方哲学界竟然对此熟视无睹，为什么？当然是上帝替代了哲学的整体性之后，因为虔诚的宗教情结深入政治的骨髓，所以决定了西方文明无法主动实现哲学的颠覆式创新，所以只能在妥协了自己的同时，通过形式民主让整个世界与他们一样，无奈接受这种历史一贯的妥协与苟且。
这说明，只要不掌握哲学的整体性，哲学的革命性就是不彻底的，是大打了折扣的。当然，人类的哲学发展一直也在主动缩小这种折扣的比例，只不过现在到了终极折扣时代——颠覆式归零。
难以理解和主动突破的是，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一贯追求通过颠覆政治来实现人类整体和谐，那为什么指导中国政治向哲学妥协的唯物主义哲学也要一并颠覆呢？
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义哲学工作者也一样因为没发现哲学的整体性，因而无法对资本主义哲学实现整体性颠覆，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一昧强调暴力颠覆，那么即便真能因暴力革命而颠覆成功，在过程上必然的血腥也需要时间去弥合，这种弥合中明确的待成熟性说明，暴力革命不能带领人类直接走向整体成熟，反过来自然说明，暴力革命理论无法实现哲学的终极追求，所以真正成熟的文明与文化一定具有拒绝任何暴力的至善属性。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想让主观的一切暴力在世界上彻底消失，指望以暴治暴肯定不行，那么在过程上就剩下哲学普及这个唯一指向了，因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因为人类文明本质上是主观性存在，所以人类的所有主观问题的终极解决只能靠主观办法来解决，以暴治暴绝不是上策，更不是中策，所以人类要想整体进入共产主义，过程上的和平性是充分必要条件，与暴力的关系只在于与反动势力之间的政治均势式的维护，所以社会主义政治哲学到了重新定位自己指导思想的时候了。
再者，当我们用心物一体一元论的道取代哲学时，需要具有新思维的思想者同时运用好唯心与唯物两种思维模型，这就相当于把唯心与唯物两主义同时降格为哲学的两个属性——哲学是既唯物又唯心的。
之所以说哲学是既唯物又唯心的，是因为中国的道文化就是如此，因为既唯物又唯心同时等于既不唯物也不唯心，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传统道文化可以确保思想者在形而上学的道与形而下学的器之人生间自由思想，也就是我所说的自圆其说的能力，而中华民族正因为有了这种能力，所以才能一直在波谲云诡的人类历史中长盛不衰，这也是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文明中抵抗资本主义式虚伪的最强力量之基。
如果不能用雄辩的逻辑推翻我的推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发现，《道德经》中的道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的道既“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同时兼有哲学所谓的本体角色，狭义的道即其中具体抽象描写形而上学的部分，是纯抽象的和思辨的。广义的自然包含狭义的，需要仔细琢磨，区分开来，《道德经》自然不再难学。
考虑到没有脱离形而下的形而上，也没有脱离形而上的形而下，所以再考虑到形上与形下的主体的人不在时，道却依然在，这就更容易理解，唯心主义相比于唯物主义更侧重于形而上，唯物主义相对于唯心主义更侧重于形而下而已，归根结底，形上的是哲学，形下的也是哲学，所以二者都是等而下之的哲学属性而已，没资格再妄称什么主义了。
过去的哲学家有妄谈主义的资格，那是因为文明局限不除，今天的哲学发展需要剥夺所有哲学家妄谈主义的资格，因为人类只有一个哲学，就像只有一个文明一样，再妄谈主义或苦心孤诣于带有自家特色的学说，我认为都是可耻的哲学圈地行为，是文化不自觉现象。
真正的文化自觉，一定是天下一家的天下大同，有了这种思想，人类文明的融合自然不会再有任何不必要的主观障碍，阶级现象主动消失，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以上观点，如果有人觉得自己有能力反对，我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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