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今人的理性水平，正因哲学家整体无能于哲学常识化而整体不堪，所以人之初没有哲学家时，人的理性水平显然更加不堪。
既如此，那么当时人的理性能力是不是也与水平一样不堪呢？我认为不是，而且搞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对于统一哲学的内在分裂至关重要，因为西方哲学正是在错误的起点处彻底无视了这个问题，从而通过系统地偷换概念，把哲学变成了充满洁癖的专业思想——西方哲学史服务于政治理想，却从起点处脱离政治史而写，因而被人为断章取义地描写哲学家对人人平等理念追求的美好，这相当于用一套专业且强大的学术逻辑误导了世人的普通逻辑。
但其实，世上只有一套逻辑，人类也只有一个文明，世人更不需要什么专业思想，因为一个逻辑主导的一个人类文明之下，只应该有一套统一的思想，而专业思想只是实现统一思想的手段，不是目的。所以请务必记住了，人类只需要统一思想，不是专业思想。
西方哲学的错误恰在于错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于是只能在坐井观天的专业道路上南辕北辙地越走越远，这样的旧哲学，当然需要通过整体颠覆才能正本清源，从手段上，需要通过普及专业性来实现对专业性的终极颠覆，但普及的专业性以常识化为前提——人人都专业了，专业就成为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了。
我认为，即便人之初的脑容量没有现在大，知识不如现在这样系统、清晰，但只要有了自我意识，能够把自己与他人和外部世界做以区分，就已经具备了改造世界的（全部）能力基础。也即“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所积累的经验，只构成人的能力水平，不构成能力本身。
我认为，人自我改造的这种能力基础，是在人有了自我意识时的那一刻，整体一次性形成的，是从无智到有智的瞬间颠覆，不需要后来再慢慢积累形成。
人能力形成的这种瞬间性，与进化成人过程的漫长并不矛盾，当然也与唯心主义的上帝造人说不冲突，只是唯心主义哲学用上帝造人说偷换概念于——获得了智慧的人，便是成熟的人，这与实际当然不符——因为上帝与列宁说的世界一样，不能满足人，所以人必须自己改变世界，其中就包括自主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自主钻研相关技术，这当然包括哲学本身。
这种自我认识能力于人，是把人定性成人的本，所以只能做定性分析其有无，而可定量分析的，只是人之为人之后的能力水平。比如智商，智是本，智之商是末，所以人的自我改造能力是一切人类智识和知识的本体，至少在人类文明内部如此。
这样我们就可以这样推理：哲学本体论所追求的，不过是要搞清楚——作为自然（文明）的本体与作为人类知识的本体之间的递进、切变或者切换关系——而已。
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在人类（文明）的知识本体与自然文明的本体之间，通过逻辑，建立起了异名同出的本体一致性。
显然，只要建立起这样的认识论关联，我们就可以无视世界在本体上的客观物质性与主观神性的冲突，直接推定自然文明与人和人类文明之间存在确定的逻辑关系，自然文明是不是直接等于上帝，就已经不重要了。
至此我突然明白了旧哲学不能自圆其说于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关系的根本原因：因为本体论上的立场不同，西方哲学在错误的逻辑指导下，只产生了两种认识论，即——或者只能是唯物主义，或者只能是唯心主义——但其实，他们选择性忽略了逻辑上的第三种可能，即本体的存在方式——既是唯物的，又是唯心的——也就是此前我论证过的，既唯心又唯物的同时，也有既不唯物又不唯心的心物两性于一体的可能。
这种可能，在中国传统逻辑中即“正反合”中的合，但中国人的合是在充分考虑了正与反之后，有合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而西方人和西方哲学显然没有这种自觉，所以欠缺了合的过程的他们不可能不分裂地活——逻辑上不可自主克服的缺陷直接导致他们对逻辑学的走向做了武断的错误选择，因为满足于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的粗鄙，所以西方哲学史就此开始了在空中楼阁中的造梦历程——这显现的是西方文化先祖的大不智，却被哲学界整体推崇至今，非整体性颠覆则无以自救。
因为西方哲学在逻辑起点处就如此不周全，所以只能在探求哲学整体性方面南辕北辙地越走越远，于是怀疑论充斥西方哲学史始终，而现代科技恰因此而被终极诱变。
如今的西方哲学，相当于绕地一周后又回到原点，所以受制于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狭隘，狂妄地喊出哲学已死的口号，于他们，不过是物极必反的正常征兆——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当然也是物极必反之后必然的正本清源的正常前奏。
西方文明在错误的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指导下，“错误”绕场一周的积极成果主要有二，一是现代科技进步，二是现代民主的催生。此后，狭隘的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就像其他唯心主义一样，必然走向文明进步的反面，坐等新文明接力。
我认为，坐等的新文明必须具备彻底消解西方哲学史一贯的怀疑论的能力，这种能力形成必以中华传统道文化为主，以诞生自西方文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辅。
我认为，人改造世界的能力，是基于客观而产生的主观，正因为这种能力的出现，方使人之为人，所以人类文明主要是主观的，是基于客观升华出来的主观，是客观规律见之于主观逻辑。
凡主观的，皆无以自现，必借助物质载体显现，以便交流，于是文化产生，成为文明的载体。但文化亦是主观的，所以诸般文化现象才是文明的真正载体，是抽象与具体的结合体，也就是前面说的，既唯心又唯物，但同时一定既不唯心又不唯物。
逻辑上如此恼人的文化，客观地存在于人的思想中，其功用在于通过可交流的文化现象传播而化育人生，这个化育之功是个持续的过程，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所以西方哲学史从人类历史第一次哲学高峰写起，还是不妥，当然更是西方文化的大不智。
因为人类这一主观文明诞生于先在于人的客观文明，所以客观文明是人类这个主观文明之本，所以人以自我意识为起点改造世界的这种能力，既是人产生的标准，又是人类文明诸般文化现象的主观性之本，更是人在透过主观文明翻译客观文明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提升的能力基础——在能力基础之上展现的，才是人的能力水平。
正确区分人的能力基础与能力水平的关系，对于正确认识哲学和哲学的整体性至关重要，但总是有人因为迷信旧哲学的局部而无法将自己的前提批判深入到这一层次，于是哲学只能继续在人们盲目的自以为当中维持旧有的分裂。
人之初的这个自我认识和自我改造能力的瞬间产生，显然是我要论证的哲学整体性的前提与基础——是哲学前提批判在人类文明内的终点，同时也是正确认识自然文明的起点——有了这个基础，人再通过学习提升的，就是自己的能力水平了。
无论古代人的能力水平和现代人有多少不同，也无论唯心主义的上帝和唯物主义的自然进化规律之间怎样不相容，“不会满足人”的世界，都如西方人信仰的上帝一样冷酷，所以列宁说“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必须认同的一个真理。
那么问题又来了，今天的人都有明确的理想和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当时的人有没有同样的决心呢？如果有，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
我认为，人初初为人时，这种改变世界的决心，既有延续于此前为兽时的潜意识，又有变成人之后主观能动性增强的有意为之。显然，有意为之因更具主观能动性而效率更高。
按道理，当时的人似乎应该极力主动发展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无奈水平有限，就像今天的贫穷依然限制了大多数人的想像力一样，以当时的文明程度，根本不容许初初为人者做如是想，所以只能继续按惯性盲从地活在部落中。
当时，受制于初级和粗浅的主观能动性水平制约，人在对自身主观能动性的认识和运用水平都极低的情况下，只能继续在盲从中通过经验的总结来逐渐改善环境，直到经验累积到知识系统诞生之后，才能通过有效的沉思去憧憬未来——长时间徒劳地仰望天空与星空。
显而易见，哲学——这门学科——自此才有机会诞生，但哲学和哲学史的起点，却必须从人之初算起。可惜西方哲学虽然足够系统，却注定因为缺乏整体性而依然整体迷失于自己的狭隘，因而整体导致人类对许多哲学问题至今无法自圆其说——只要不能突破西方哲学史的错误起点，任何旧哲学研究都只能是徒劳于终极哲学的坐井观天。
在不能充分认识西方哲学的狭义性与片面性基础上，还要盲目集体崇拜之，是旧哲学界整体性的蠢——只有跳出哲学看哲学，看到具备整体性的广义哲学，人类才能有效避免狭义哲学坐井观天的狭隘。
不然，利用不具备整体性的哲学，虽然可以帮人一定程度上跳出逻辑上的观天之井，这虽然可以代表进步，但旋即会掉进另外一个更大的观天之井——相对于人类文明，自然文明就是更大的一个逻辑之井，西方文明把自然文明人格化为上帝了，于是上帝就至今变成西方哲学一直不能自主突破的逻辑天花板，只能坐等其他突破逻辑天花板的文明拯救。
哲学化过程就是这样，必须自主突破一层又一层的逻辑天花板，直到用清晰的整体性对逻辑天花板实现终极突破，人始得实现思想上的圆融，然后才能指导实现人生自由的最大化，西方哲学显然不具备这个能力。
没有这样一个清晰的哲学整体性，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平等概念再美好，但再有智慧的哲学家也永远解释不清楚于粗鄙之人，所以明确论证清楚哲学的整体性，是常识化解救世人的最紧迫任务和指标。
当然，这些东西我一直在絮絮叨叨地反复论述着，因为原创性，因为要把相应的逻辑铺陈如常识化，所以任何人都必须忍受这种絮叨，因为这是常识化解读东方人擅长终极自圆其说的顿悟（于哲学整体性）的唯一通路，所以忍受我的絮叨总比忍受上帝的冰冷要好得多，因为我终将彻底葬送上帝进历史的故纸堆——让专业哲学的深奥去死吧！
相对于广义哲学的整体性，狭义哲学的系统性是构成人类形成理想与决心的前提条件，却不是构成哲学的前提条件。比较之下，正确认识哲学，只能从前提批判入手，这样的过程中，通过持续批判狭义哲学的系统性，才能在逻辑天花板终极突破后发现哲学的整体性。
正是在这个逻辑的潜意识指使下，所以我发现，西方哲学史从人类第一次哲学高峰写起，从认识论的角度，他们的哲学认识论产生得过于突兀，因为他们否定了产生认识论之前的知识的哲学属性，这让西方哲学认识论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以西方哲学明显是在断章取义地坐井观天。
正因为无人怀疑西方哲学产生的突兀性，所以哲学界当然只能在整体坐井观天中自以为是地蠢着。古往今来的哲学专著不见有人怀疑于此，既然否定不了这种突兀性，当然也就给上帝的合理存在提供了一切错误的理论温床，所以唯物主义哲学在狭隘的旧哲学体系内，根本无法撼动唯心主义分毫，因为只有普及了哲学的整体性自觉，才能彻底让上帝变成书本上的历史性存在，终极哲学才能因此而得以正本清源。
这一点，旧马克思主义显然不行，只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马克思主义才行。
如今有了新理论维度的整体性视角，通过主动的降维打击，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彻底消解西方哲学史在逻辑上的突兀性，上帝当然要与曾经错误存在的理论温床一起消失了。
如今我已经完成了理论上的可能突破，但是否具有可实践性和可复制性，需要有缘人自己鉴证，这是哲学普及必不可少的过程性，是基础。
也正是这个过程性决定了，真正正确的常识化哲学，必须首先雄辩地说服一切政治主导者。比较之下，西方哲学在唯心主义主导下，至今一直在无耻地回避政治的剥削本质，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内核部分，虽然也向政治做了妥协，但绑架政治营造社会整体和谐的意味明显，因为这其中的大同理想具有文明发展的终极指向性，正是这种终极性确定了中华文明与文化的无尽包容性，这是西方文明最缺失的。
我虽然有足够的理论自信，但机会需要大家一起创造，所以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因为个体生命有结局，但我们都希望人类的集体生命没有结局，所以我们都期望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活好专属自己的这一段过程——正确的结果，一定在正确的思想中得到正确的延续。错误的，当然会在历史进程中被遗忘，或者直接被写进历史，供后人当成反而教材借鉴学习。
进一步分析又可发现，人类的知识系统，在时间的纵向维度和空间的横向维度又有层次与内容的差别，进而在改变世界的理想与决心形成上，又导致了不同时代和地域的人有了千差万别的不同。
这种不同，既是分支文明与文化的差异，同时又构成各分支文明与文化间普遍的现实冲突。
狭义哲学，可以帮助人类层层深入地认识矛盾，却无法帮助人类终极化解矛盾，因为矛盾的终极化解只能通过广义哲学的整体性实现——狭义哲学如果不能从不同分支文明的同一性角度对此求同存异，结果只能在自缚手脚中固步自封，这当然又是一种画地为牢的蠢。
这样的西方哲学，怎能不分裂？！但他们同时也实际分裂了纷乱的世道人心，而上帝就是其中虚构出来的最大帮凶。
如果没有政治的参与，人类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很容易得到调和，比如西方殖民者找到新据点时，往往可以得到原住民的热情款待，但这些来自原住民基于平等理念的善意，最终都无一例外地因暴戾的政治而伤痕累累，所以政治是人类走向终极和谐的共同敌人，必须想方设法彻底铲除之。
西方现代文明虽然可以代表文明的进步，但向善的主动意愿却从来不足，面对这种进步与落后并存的尴尬，其因皆在基督教文明提倡隐忍的伪善不能轻易被拆穿，只有在文明的终极进步中坐等常识化哲学出现，然后才能得到彻底消解——终极进步的实现以终极理论的诞生为前提。
彻底铲除政治的哲学思想，在近现代欧洲慢慢产生，这种来自唯物主义的将功补过，总算弥补了西方哲学一贯自相矛盾的耻辱，但依然不具有终极性。
在总结人类历史（含哲学史）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理论，这种理论与两千多年前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有很多相似性，可惜中华文明一直在自身文化内部找不到可行的解决办法，于是只能坐等其他文明的率先发展，于是才有了清末必然的闭关锁国，于是才有了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经过一段艰苦卓绝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发现，马克思主义显然也存在实践性不足的问题，于是展开了新的实事求是的理论创新，如今新旧两个文明和两种思想实现了跨文明、跨时空的衔接——融汇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通过中国人在新思想指导下的集体努力，人类终极文明越发变得现实可期，可惜只要特色理论不能立刻雄辩地说服西方对立的意识形态，便说明其依然不具有终极性。
从中国正创造的经济神话看，我们完全应该自信于人类文明的终极正确融合，那么理论上我们又该如何实现终极突破呢？
从哲学的整体性角度，初初为人的自我意识诞生，是人类文明的起点。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角度，因为有逻辑的终极（单一）指向性，所以人类从起点到终点的整体成熟过程是既定的——必然伴随各分支文明的缓慢融合而发生。
曾经各自独立形成，并独立发展的人类各分支文明，显然不能坐等有清晰整体性的哲学出现，然后再实现文明与文化的融合，于是文明以文化为载体，伴随着人的贪欲，开始与政治一同在扩张中进行被动融合，于是便有了血腥但同样不失恢宏的人类历史。
这样的历史进程，相当于文明与文化的融合一直在主观上与魔同行，在客观上，相当于不同地域的人首先分割了瞬间洒落人间的人的主体性，然后基于自我意识的自我成熟进程，各分支文明而按照先在但不确知的逻辑缓缓升级自己认知维度，然后在懵懂的碰撞中共同升级人类的整体认知维度——直到常识化的哲学彻底出现，人类才能在理论上实现对自身认知维度的彻底贯通，然后再通过降维打击彻底消灭一切伪哲学——此后随着终极哲学的出现，终极至善的形成，自然会因逻辑的贯通而在哲学普及中变得易如反掌。
在文明融合的主动性方面，当今的中华文明显然是最强的唯一，却依然不能雄辩地说服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冲突，这是特色理论建设不圆满的现实尴尬。
这其中，我们对外来文明精华的吸收做得很好，对自身传统大同文化精华的认识和运用显然很不到位，这是深陷西方哲学坐井观天逻辑不能自拔的表现，亟待在进一步正确比较西方哲学的过程中，通过正确的主动融合实现终极的理论突破与创新。
这里大家要关注这样一个细节，前面我已经把诞生人类文明的那个原初环境也称为文明了，因为造人的，无论是人格化的上帝，还是客观的物质世界，定义其为文明才显得人类文明的诞生不会太过突兀，这样也会给正确分析人的自我意识以一个相对理性的客观环境。
我认为，正是早期人类的普遍愚昧造就了神的必然虚幻存在，正因为这种整体认识不足必然导致迷信，所以迷信才在文明史的跨度内仍构成和代表了人类的“先天”文明局限，所以也注定了其后人类文明的所有进步都必须围绕如何降低迷信展开，直到彻底消失为止。
显然，只要迷信心理继续存在于民众心里一天，人类“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的决心就一天也不能松懈，因为“世界不会满足人”，因为这里的世界在神话和宗教语境里就是人格化了的神。
只要哲学能够常识化，任何唯心主义哲学与思想都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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