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逻辑支配人，实质已经赋予了逻辑以某种主体性，这一点是确定的，因为上帝就是基于同样的推理而产生的，但从逻辑与自然规律异名同出的角度，说人是基于先天的逻辑运行而产生，相当于人是自然进化的结果，这种进一步形上解读支持的是唯物主义，却与唯心主义的上帝造人理论正好相反。
从造人的角度，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人的本体，唯心主义认为上帝意志是人的本体，但上帝意志肯定也是逻辑，所以上帝造人也是逻辑的运用，所以有趣的现象出现了，逻辑既与自然规律异名同出，又与上帝意志异名同出，于是到底是上帝造人，还是自然进化成人，就有得比了。
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异名同出的恰当运用，而某些概念具有异名同出性，是由老子代表人率先发现的，根本不是上帝教的，所以上帝再能，也逃脱不了人用自己的理念在感知世界的同时同步感知上帝。
这说明，没脸见人的上帝的行为也必须合逻辑——上帝的行为若可以不合逻辑，那么世上就没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冲突了，那样上帝的旨意就真的成为绝对真理，唯心主义当然也就一家独大了。
反之，上帝的行为必须合逻辑，只要这个前提存在，那么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冲突现实的不可调和看，上帝的旨意明显不是绝对真理，所以后发的唯物主义必然要与唯心主义一较高低。
现在看，我的双重本体论不过是把曾经对立的两种本体论用一个更大的概念同时兼容起来，之所以还能实现更高明的自圆其说，完全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精准概括，恰是西方哲学语焉不详的哲学整体性。
事实也是如此，随着辩证思维运用得日益熟练，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程度日渐同步提升，上帝作为简单的形式逻辑起点的荣耀光环只能越来越弱。这又或说明，老子正因为发现了某些关键的不同概念间具有异名同出性，所以他才有断言天人合一的理论自觉和机会。
现在看，特定概念间的异名同出性即是一种正确的互译关系，而我的整个常识化理论体系都朦胧地建立在一个更大范围、更全面的中西方文化整体互译中，当敏锐地把握强名曰道对语言文字的终极产生机理时，对异名同出的同步顿悟当然让我彻底洞悉人类文明与自然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
当然，也只有这种级别的互译，才能将老子预见的大道至简彻底说清楚，然后以此作为老子也做不到的普及化推广道与哲学的起点，然后人类才能因道与哲学完美的合二为一而发现确定性的整体成熟路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管理与被管理中共同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人格——只有终极自治的人的人格才是真正成熟与完善的。
这里之所以要强调只在人类文明内具有全然的主体性，是因为人类即便整体思想成熟了，但相对于暂时不能自主摆脱的灭亡危机来看，人相对于自然文明的主体性仍是不足的。
在这样一个先天不完美的人类文明当中，如果还要在人与自然之间再安插一个不容置疑的上帝，当然极大降低了人类整体成熟的效率，所以那些信奉利己主义的贪婪的人，要想获得最大的主体性，就必须彻底将上帝从人类信仰当中清除出去，因为西方上帝产生于人类第一次哲学高峰期之后，所以显得相对虚伪得多，其实是当时革命心理不成熟的西方人内心虚伪的外在投射，因而当基督教被政治奉为国教时，便造就了人类文明中最大范围的利己主义群体。
利己主义群体永远是一群最容易统治的一盘散沙，这样的人虽然自私，但至今仍不懂什么是真正的主体意识，因为他们不知道人的主体性要在集体中建构才真正有效，所以他们缺乏自主奔赴终极文明的动力，会满足于形式民主之下的虚幻自由。当他们在上帝那儿跪习惯了的时候，自私与无知杂合的野蛮会自觉地施加于他们认为可以欺侮的人，于是西方文明史从来是一部掠夺扩张史。
面对这样一群心理畸形到自负与傲慢程度的人，常识化哲学会动摇他们的思维惯性和潜在的利己的精神支柱，这其中的潜意识恐惧会让他们视常识化哲学为洪水猛兽，必须强力自保才行，于是我在他们面前就成了悲剧和牺牲品。
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有自媒体的便利，我有机会经常与这种人进行无效的对话。这让我明白了，上帝的存在曾经具有合理性，最大原因在于，当时的人无知于自己在贪婪于自私的同时，也有潜意识主导的全部的社会性利他心。
这说明，人类文明需要自主进步，但动力源从来不清晰，于是只有通过试错机制寻找可能的出口，于是在尽情地释放出暴力性贪婪之后，才能在物极必反的规律中痛定思痛地寻找人那朦胧的主体性。
相对于西方文明的野蛮寻找无果，我们中华文明早在天人合一理念中实现了人神平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道的天地不仁和圣人不仁性更是远比政治无道德更高明的超道德终极价值观，所以中华文明才相对成熟，但缺点恰在于分裂性从此不足，所以无法自主在物极必反中捕捉到形式逻辑，进而无法建立起沽名钓誉的民主观，所以只能在偶然的顿悟中迷失于常识化解析不能，进而坐等被西方野蛮文明教训，然后再行整体终极复兴。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道文化物极必反规律的重要性，因为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之所以能在中华大地焕发新光彩，从物极必反与三大规律当中的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致性中可见一斑——西方哲学能够详细地论证人的显意识里不存在的形式逻辑，所以他们才能将自己辩证人生的物极必反规律做一分为二的表述，所以中国人的思维精于整体性，西方人则精于微观性，二者之间在文明史的维度内具有完美的互补性——互补的结果应该由擅长整体性一方主导，因为擅长微观性一方迷失得相对更严重。
因为互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西方人因为贪婪而极端分裂在物极必反的视角下也有了文明进步性——他们虚构的上帝的极端不容质疑是促成这种诱变科学级别的物极必反的充分条件——只是当人已经进入建构全然主体性的快车道时，上帝就应该主动退位，并还神性于人本身，是谓人神合一，这样全世界的人就都能像中国人一样，享受天人合一的人神平等的自豪感，而不是继续跪着和我们谈民主玩儿。
任何理论的诞生，在其自己预设的前提内，都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于是必须自主走向成熟的人类有了基于逻辑分析水平所代表的认知水平差异。当这种差异与人的立场形成对位关系后，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共同构成了文明继续进步的阻力和局限。
因为上帝不管人的死活，所以人必须依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进行自我解放，节奏虽然很慢，但一直的变加速进步趋势告诉我们，人，必须对自己的终极解放保持乐观。
在自救过程中，人从来不乏创新意识，只是创新冲动容易产生，但创新成果从来产生难，尤其在哲学方面，非系统创新则无以成，这不是谁都能做出来的，所以当个别人辛辛苦苦做出了系统理论创新后，如何常识化说服传统的低逻辑层次群体，一直构成哲学创新初期的现实传播难困境，所以那些大哲学家虽然不乏神圣的光环，但他们大多生前处境惨淡，死后方得尊容。
要不是真理具有对发现真理者有超宗教信仰的感化力，我相信没人愿意主动去搞什么哲学理论创新。这其中最具说服力的，就是地心说与日心说之争，教会为此杀了人不说，单说确证地心说的伽利略和牛顿这样的科学大家，竟然在事后依然坚定地维护上帝的权威，可见普通人要想改变一个思想立场，又会怎样地难？！
这说明，在人类从无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任何待更新的旧理论背后，都有顽固的既得利益集体不愿意轻易退出旧有的资源管理优势。他们这些大科学家，虽然伟大，但如此虔诚地跪在上帝脚下，你觉得他们会对普通民众有很深沉的爱吗？
像牛顿，连婚都不结，而且像他一样的还有很多，说明上帝在纵容这些人践踏人伦，所以在二战中出现希特勒这样极端变态的政治领袖，绝不是他一人之过，实是整体西方社会畸形心理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向上集成的一个必然，这个罪名必须由西方文明集体来背负，因为类似的恶行他们依然有许多。
二战后，这种畸形心理在洋洋得意的西方文明中心主义中依然旺盛，比如他们一边鼓吹人人平等，一边进行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甚至欧洲人和美国人也互相瞧不起，这就是不懂天人合一理念的恶果——人神关系的绝对不平等必然导致压抑不住的心理激变。
这种心理激变的裂度，会随着科学所改善的人类整体物质自由度而同步提升，考虑到人之为人更源自自我意识造成的内在思想分裂——我与非我的对立——那么按照物极必反的逻辑，人神关系不平等的心理激变的最终后果，就是上帝彻底消失之后的我与非我的完全主动融合，也就是中国文化先人早预见的天下大同。
在天下大同之前，在资源一贯不足的人类文明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暴力杀人现象从来存在，规模从来可大可小，但痛定思痛之后，人的反向向善之心一旦被激发出来，也是压抑不住的，只是总是朦胧地激发，所以无法形成常识化的思维惯性，于是革命后复归于保守又成为历史的必然。
幸好那些朦胧的美好还是适当得以传承下来，于是为了谋求和谐的生存环境，有人预言了天下大同的美好，有人设立了不杀生的宗教，有人预言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遗憾的是，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同时拥有这三种文化并极尽包容的中华文明，却没有相应的话语权，得到的尊重也不足够。这说明，推崇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主流西方文明真正遵循的是上帝设立的丛林法则，所以说一套，做一套，极尽沽名钓誉之能事，必须在今天被彻底正本清源。
从文明发展的角度，人类文明因人的内在分裂而起，但受制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竞争与发展关系制约，任何极致的分裂都是不可持久的，凡不能主动调和的，在分裂的极点处，必被历史抹杀，曾经的许多灿烂文明一定是这样消失的，当然不差西方文明一个。
有网友看了上篇文章问我，物质决定精神对不对，我没正确做答，只反问他何为物质，何为精神，从异名同出的角度，人类文明能够在本体论上以心物一元论收场，那么自然文明又何尝不是呢？！为什么非要区分谁决定谁呢？
原子内的原子核与电子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既是物质性的，又是精神性的，正因为二者共同造成的电离现象才有了一个化合的世界，才有了区别于物理学的化学，所以这就叫形而上学，一切皆强名，必须放开自己普遍联系的联想能力，这样我们才能更快无困于心地通过思想自由解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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