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制相对于民主制更显理性

一路雄辩地论证过来，面对逻辑上的无懈可击，竟然还有沉迷于形式逻辑陷阱的欲望奴隶要对这种终极自圆其说式论述进行无因否定，这就是人类思想界曾经的任何思想体系都无法普及传播的原因所在——即便层次再高的思想，也从来阻止不了低层次自圆其说者对高层次自圆其说者的藐视，因为双方之间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完全不同。

这是高层次自圆其说和低层次自圆其说之间共同的悲哀，当然也就是全人类的悲哀，因为人类文明主要是一个基于客观存在基础上的主观存在，越是高层次的自圆其说，越倾向于精神人生的追求，对物质人生追求则相对弱化。反之，越是低层次的自圆其说，越倾向于物质人生的追求，对精神人生追求则相对弱化。

所以说，只有在哲学普及之后，人类才能通过常规教育实现人在普遍同层次上的终极自圆其说。在此之前，由于没有可普及的终极哲学出现，所以世人只能整体苟且地活在互不兼容的低层次自圆其说人生中。

其实所谓互不兼容的低层次自圆其说人生，就是在人类不能借助终极哲学实现终极成熟之前，受绝对不可兼容的价值观影响，彼此间只能维持基于相互防备的相互妥协生活。

我在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中定义这种生活为根本的互害状态，因为在人与人之间明确的思想交流需求中，有明确的求同存异价值取向，也即在大家彼此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当中，基于人社会属性所内含的整体一致性，从来内含具有强烈互补性的价值观，结果由于不能形成终极自圆其说的共识，求不得的消极抱怨，就是在哲学不能普及之前，人类只能过互害人生的内在原因，是客观上人的哲学理性控制不住先天感性的正常应激心理状态。

换个角度，不达终极成熟的人类群体，之所以可以相互妥协，但绝不兼容于同一价值观，首先是因为人具有社会属性，没人可以独活，其次是像世上没有相同的两片冰花一样，没人有绝对相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在这样的世道人生中，虽然绝对无法形成相同的价值观，在价值观的层次差异中，却事实形成立场相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趋同的不同立场区分，也就是阶级与阶层的划分。

因为一致的知行合一性，在不同的立场对立中，高层次自圆其说群体表面上会形成对低层次自圆其说群体在物质与精神上的控制优势，实际受共生的互补性影响，高层次自圆其说群体从来不能形成对低层次自圆其说群体的绝对控制，因为控制者群体一样不能终极自圆其说，这样他们所建立的管理机制无论表面看怎么强势，最终都会因管理者群体内在思想的扭曲与分裂而不可避免地最终走向极端。

因为在哲学获得终极成熟的普及之前，人类根本不可能找到终极调和立场对立的管理机制，所以任何一种曾经有效的管理机制，都必须在历史进程中接受改革的冲击，每有因变革不当而危及到低层次自圆其说群体的生存底线时，低层次自圆其说群体对高层次自圆其说群体的伤害作用从来不低。这就是人类社会必然频繁暴发革命的内在原因。

层次不同的自圆其说群体之间的终极伤害作用相当，体现着不能终极成熟前，人与人之间无可避免的互害性，这是一种隐性但从来不变的平等性，所以导致人类的任何政治都具有一样的色厉内荏性，其内因仍在于由逻辑运行所内含的单一终极指向为终极可知论直接相关，是该找到但找不到终极可知论所造成的内在应激心理所形成的消极群体性。

用常识化的语言，我们可以把它解读成，相对于终极自圆其说，高层次自圆其说与低层次自圆其说一样都是不能终极自圆其说，所以导致包括专业哲学在内的相对高层次自圆其说思想，最终都只能变成自圆其说不能的伪哲学，所以我才常识化地判定，旧哲学当中的任何思想派别都是终极自圆其说不能的伪哲学，所以相对于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而言，整个旧哲学史都是由自圆其说层级不同的伪哲学构成，没有例外，他们都在用终极自圆其说不能污辱着人的主观能动性。

人类思想界的所有冲突，都难掩五十步笑百步的内在自圆其说不能的尴尬。这样大家再看前面关于全人类都摆脱不了形式逻辑陷阱与政治演变之间的必然性联系，然后再想想哲学可能的常识化普及之后，人类社会管理在政治架构方面的必然进步趋势，希望您能进一步常识化理解共和制相对于民主制的进步性——共和制当中一定有民主制成分，民主制中却未必有共和的求同存异之理性——也就是自圆其说能力的提升趋势。

如果这样解读都不能帮你常识化理解，在哲学常识化普及所导致的人皆终极自圆其说之后，人类文明必因人的主体性的普遍绝对成熟而终极瓦解政治，那么你自甘堕落于主体性缺失的畸形心理就近乎不可救药的程度了。

这里之所以只是说近乎不可救药，是因为低层次自圆其说的人皆有盲从权威的一面儿，一旦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思想获得足够的权威性，那些低层次自圆其说者面对被终极解构的政治所必然带来的文明进步福利，在趋之若鹜的情况下，你我之间当然也就再没有进行这种无谓争辩的机会了，因为到那时，即便自圆其说能力再低的人，也开始会利用共和制与他人进行积极的求同存异的沟通了，这就是人的社会属性所内涵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整体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