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绝对性（连载三十七）

正因为缺乏终极本体论指导的任何思想都无法终极自圆其说，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只要缺乏明确的终极自圆其说追求，任何非终极性本体论的建构都必然割裂人的主客观一致性认知。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传统道认知虽然没割裂人的存在的主客观一致性，但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也没有基于明确的主、客观认知区分所建构的主客观一致性认知，所以尽管辩证素养史上最强，但依然无法摆脱下意识层面对直观与直觉的盲目依赖，最后也只能由极少数圣人基于偶然性的悟实现不可复制的无困于心的准终极自圆其说。

这些名满天下的圣贤虽然都不乏权威性，但始终无法将自己的圆融心路常识化地表述清楚，因此这也是他们内心永远挥之不去的隐痛，因此从理论创新之初就抱定超越圣贤的可终极自圆其说目标，也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能够顺利诞生的前提，有终极洞见的意味在其中。

如今有了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提供的常识化视角，只要把存在简单区分为主观存在和客观存在，并分别论述主观存在本体和客观存在本体，任何人都很容易建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主客观双重本体论，进而不难发现，作为社会性存在，具有整体一致性认知能力的人，以自我意识所导致的在大我认知与小我认知上的先天分裂，先天决定了人的文明必然经历不成熟的显意识理性对抗潜意识感性的成熟过程，直到哲学常识化转向为止。

比较而言，正因为潜意识理性是不变的定量，显意识理性是变化的增量，所以最终随着理性经验的反复积累，循着其中隐藏的哲学所代表的始终不变的常识化发展趋势，人类文明的发展终将指向终极可知论所代表的终极主观成熟，也就是在个体层面由可直接复制于常识化普及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所代表的终极理性的自我实现。

正因为西方哲学界一直沉迷于五花八门的本体论冲突而不能自拔，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西方哲学界从早期的巴门尼德开始，就一直被“非存在”的存在与否所困扰，但其实，相对于中国传统道生万物认知所隐含的准终极本体论，在人的更高维思辨空间，“非存在”也是一种存在，而且是被错误的主观定义所不自觉地偷换的主观存在，所以在受到直观与直觉污染的思辨心境中，非终极成熟的人会一直非理性地认为不存在“非存在”，但其实，这只是专业哲学因为非终极成熟而一直难以自主克服的认知错觉，正因为这种错觉违背了语境与心境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所以实际导致专业哲学一直自相矛盾于人的主客观一致性存在的发现不能，因此导致西方文明注定整体错失通过哲学的常识化转向发现并终极打破逻辑天花板的最佳切入点。

如今通过以《道德经》为主导的中西方哲学的常识化互译，我用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证明，当西方哲学把主观定义为“被人的意识所支配的一切”，把客观定义为“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一切”时，就已然用主观偷换了主观存在的定义，用客观偷换了客观存在的定义，从而用非终极成熟的语境实质否定了动态存在的自然文明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因果一致性。

对于有潜在的终极自圆其说追求的人类文明而言，只要西方文明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混淆了自然文明与人类文明之间基于进化的因果一致性，那么它的消极性就是，无论现代科技文明怎么进步，物理自由无论怎么提升，都必然干扰不了不可知论的生存空间，因为科学只能直接提供物理自由，只有哲学才能直接提供思想自由，所以科技文明进步只能为进一步诱变与思想进步相关的思想自由提供诱发因素，这也就是西方文明用偷换概念的手法不自觉地混淆了自然文明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因果一致性的积极性，可以为更早诱变现代科技文明提供了方法论前提，因为科学论证需要这种非黑即白的线性逻辑思维，这样才能通过循序渐进的形而下学思维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向度终极洞察物理世界的本质，相应的，擅长辩证思维的中国传统理认知在释放完自己的辩证认知红利后，当形而上学的逻辑天花板无以突破的时候，在形而下学方面的思考就必然同时陷入不自觉的停顿劣势。

但其实，只要缺乏无限的形而上学于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方法论支撑，在释放完哲学进步红利之后，任何人的文明存在都必然陷入停顿的僵化与保守，这一点，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频繁转移中可见一斑，本质上与人性不能终极主观成熟所内涵守成的惰性直接相关。

正因为旧思想界都未发现，哲学界这种不自觉的基础概念的偷换的逻辑内因，在于不能正确定义“存在”，所以人类在思想层面从未实现具有直接复制性的终极自圆其说，只有东方文明偶有圣贤通过自悟实现过个体层面的终极自圆其说，因而东方文明在社会层面的整体一致性从来强于西方文明，因为思想的凝聚力与物质文明没有直接关系，比如中华文明普遍接受形而上的道生万物的合理性，就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准终极本体论。

正因为有这种朦胧的准终极本体论助力，所以借助其内涵于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朦胧一致性，中华文明得以大一统地存续至今，所以中华文明有民族精神，而美国则没有民族精神，一旦剥削世界的经济红利不再，文明中心的再次转移就是历史的必然。

如今通过以《道德经》为主导与西方哲学进行的常识化互译，我所建构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一旦进入由社会主义政治主导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老子所预见的全球范围的天下大同的实现的基础条件便以齐备，剩下的，就是惯性发展的人类文明如何循序渐进地通过与哲学常识化转向相关的终极自律彻底瓦解政治，这样的人类文明才能在国界的逐渐消失中自主走向终极成熟，其中避免的，是与文明中心切换相伴生的大规模战争。

这样再看其他文明之所以不具有类似中华文明一样的凝聚力，就是因为他们的本体论认知不是像非洲文明一样太原始，就是像欧洲文明一样太多，总之，不同的本体认知代表不同的形而上学分析能力——在非终极文明的同等物质条件下，通过中西方文明的对比来看，有统一本体认知的文明的凝聚力显然高于没有统一本体认知的文明。

这样再看西方哲学，正因为没有统一的本体论，所以导致西方人整体迷失于由“不存在‘非存在’”所造成的基础层面的一致性认知缺陷，因为“非存在”在人的更高认知维度是一种确定的主观存在，所以当西方哲学把主观存在和客观存在的定义错置于主观和客观时，就相当于全然否定了主观存在和客观存在的存在属性——对立统一于同生共死的一致性——从而导致本来具有绝对性的“存在”被异化成相对性存在，本来具有相对性的“非存在”反而变成了绝对性存在。

是非颠倒间，正因为“非存在”是在辩证视角下确定的主观存在，所以只要不能对“存在”与“非存在”这一对基础命题进行绝对性与相对性的正本清源，人的认知边界的确定性建立不起来，人的理论体系就只能继续混沌于终极自圆其说不能，人的终极主观成熟就继续在不自觉的自我钝化中看不到希望。

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对于有理性自觉的任何人来说，都具有请君入瓮一样的强制性吸引力，因为本质上的任何人都是知行合一的存在，如今有了可终极知行合一于终极和谐的终极理论指导，再选择性排斥，就是故意反文明了，谁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