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本儒末的同构性（连载六十）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道德经》通过“强名曰道”对语言文字的强名产生机制进行了隐性非终极显化，辅之以“此两者异名而同出”中所隐含的一切二元对立统一命题之间有异名同出于同生共死的一致性，也就是一直不能被常识化解析的先天的同构性，实际为中国传统文化语境提供了有终极辩证属性的准终极方法论。

所谓准终极方法论，就是相对于终极方法论的可直接复制性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中国传统文化只能通过个体性的悟偶然实现个体层面的无困于心，这种思想境界能回答一切提问，却无法保证听者都能听明白，因此只是相对最高明的与语言相关的意会心理机制的知行合一表露。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正因为在语境层面具有人类文明史意义上最高超的语言交流机制，也就是借假名真于知行合一的意会心理机制和行为机制，所以一旦通过与西方哲学的互译常识化解读了中国人的语境人生，西方哲学的所有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主义思想，无论是现象学，还是行为心理学，乃至其他一切学说，都将因此而终极自圆其说于冗余概念的终极清除。

这样再看中国传统道家思想，借助于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准终极本体道认知，不但早已形成内涵终极认识论意义的天下大同理念，而且同时还有大道至简这类终极方法论命题，因此从相关理念在中国传统语境实际得以一以贯之地执著追求来看，虽然基于一致性文明局限，中华文明亦无法彻底根除潜意识理性的消极性制约，但也正因为在显意识理性层面能一贯遵从源自道家思想的绝对辩证机理，所以中国传统语境人生不但人化水平最高，而且直接主导中华文明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全方位一贯保持了异于其他文明的整体一致性，因此虽然不能彻底瓦解宗教思想的不合理性，但基于基本理性，已然在政治层面对宗教伦理干政的空间进行了绝对压缩。

正因为与其他文明一样受制于终极自圆其说不能的根本文明局限，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先贤虽然能偶然实现个体层面的终极自圆其说，无奈因为可直接复制性能力的先天缺失，所以中华文明又只能以准终极自圆其说的姿态进一步展现出文化层面的最大包容性，其中就包括接纳一切不可知论思想存在的合理性，所以整体而言，中国人从来有宗教信仰自由，只要不触及政治底线就行。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这相当于从哲学角度明确，中华文明从来具有史上最文明的宗教政策，至今依然如此，因为只要没有政治背书的宗教的国教意味，就意味着中华文明已经彻底摆脱了政教合一体制的保守与落后。

正因为中国传统道文化具备准终极本体论意义，所以经过融合道家思想所衍生出来的儒家伦理观，以方法论意义上的伦理学建构了在认识论意义上有整体一致性内涵的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并以知行合一的终极方法论内涵指导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有道本儒末的特点，它的最大优点在于，不但延续了周朝的尊尊、亲亲理念，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从政治层面排挤宗教伦理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这是一种相对高层次的文化自觉的自我实现。

这样再看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具备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性，但其理论根基毕竟是附属于西方哲学的，所以当代中国社会虽然通过政治独立而维持了民族独立的主体性，但面对物质文明发达的西方文明基于意识形态的威逼，却总是无法用自认为极端先进的思想说服国内外的自由主义思想。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只要不能常识化厘清中国传统思想精华与西方哲学之间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延续的西方哲学母体的先天性缺陷就不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得到全面规避，与天下大同具有异名同出的一致性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无法基于和平的方式实现，于是复兴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必然基于旧有的因果一致性与自己的对手展开常规性军备竞赛。

笔者不是反对军备竞赛，反而承认社会主义政治要想有效说服资本主义政治和其他一切保守的政治类型，必须有坚实的军事实力支撑，不然那些保守的政治类型就会用暴力手段扼杀哲学常识化转向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进步空间，这其中的非理性现象恰恰是野蛮与文明具有同构性的因果一致性表现。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从共时态的角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局限于相对狭隘的经济规律，其物质决定意识的本体论因为缺乏纵向历时态意义上的文化本体认知，所以从未彻底克服西方哲学母体在本体论方面的根本无知，因此只要不能从历时态的角度承认道本体认知对中国传统文化纵深发展的一贯性主导作用，西方文明就不可能通过中西方思想精华的常识化互译而真懂哲学，因为在他们的文化基因当中缺少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终极概括性命题所代表的准终极本体概念。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可以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准终极本体概念并不是终极本体概念，因为，至少不会像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一样常识化论证——政治是人类整体消极性的形而下学集成。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从因果一致性角度，正因为政治现象的产生源于人类的整体愚昧，所以从兼顾普通民众惯于自欺欺人的宗教需求必然性角度，不难常识化发现，中国政治虽然与其他政治类型一样具有剥削与压迫属性，但在道德层面因为用儒家伦理替代宗教伦理对政治进行了全面绑架，所以中国传统政治治理模式的人化水平最高，包容性最强，正因为这种文化特征能从实践层面一以贯之至今，所以中华文明的世道人生比其他文明更富人情味儿，当然也相对更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