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于不可知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建构初衷，在于通过终极可知论的常识化建构终极瓦解不可知论，因此我认为，人类文明的产生始于自我意识的进化诞生，然后从零起点开始，以自我意识所内涵的主观能动性所展现出来的革命性，也就是创造性，开始建构具有开放性的人化文明体系。这里所谓的人化文明体系，就是相对形而上的文化体系。为什么强调是相对形而上的文化体系呢？主要为了强调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由中西方思想精华常识化互译而来，有诱变哲学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具体而言，就是比较于西方哲学注重形式逻辑思维所内涵的非终极辩证结构，西方人的思维理性会下意识相信形式逻辑而选择性排斥辩证法，但中国人的理性思维则明显更愿意相信辩证法，因为比较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认知，中国传统文化语境虽然没有明确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但相关内容都成形于《道德经》所代表的道家思想，其中的朴素辩证法已深入中国人的灵魂。经过这样的比较，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进一步发现，人类之所以整体受制于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感性和理性冲突，都是因为曾经不知道感性潜意识和理性显意识之间虽然有冲突，但也正是二者之间的冲突同构了人的下意识人生，也就是说人的意识本质在本体论层面是感性潜意识+理性显意识，在认识论层面是趋向于终极理性的下意识，在方法论层面是不断提升的显意识理性对定量的潜意识感性的控制水平在随着经验的积累而稳步提升。经过这样的整理后发现，所谓终极理性即感性和理性的同构性终点，也就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显意识理性对潜意识感性的终极调控的实现，为什么会这样呢？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所谓感性，既人体在细胞层面对细胞外部环境的感知能力，这种感知行为从原始单细胞形成开始，就具有主客观一致性，也即原始生命的选择性即感性所代表的潜意识理性，也可以表述为潜在理性，因此从零起点定义感性与理性的一致性是哲学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逻辑前提的角度可以判定，只有原始生命诞生过程起点，才是哲学前提批判的终点。这种论断一旦成立，对仅把哲学起点设定在古希腊时代的西方哲学而言，就有了常识化的颠覆性，因为西方哲学一直沉浸于古希腊时代为哲学起点，连起码的人之初都没反思到位，可见其自圆其说能力和水平之低。对于西方哲学而言，它的历史贡献在于通过现代科技文明的诱变把人类整体带入现代文明，却无法把人类整体继续引向终极主观成熟，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因为前提批判进行得不够深入，所以西方哲学就“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认知一直存在似是而非的尴尬而不自知。如今看来，只要在常识视角明确了感性与理性的原始一致性，哲学界与科学界众说纷纭的感知与认知关系就可以常识化厘清了，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将其归结为——感知即客观见之于主观，认知即客观见之于主观之后的主观见之于主观。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感知与认知的因果一致性显然即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形而上学命题，如今结合有终极方法论意义的同构性再拆分这其中的感知与认知同构关系，我们还可把这其中的客观见之于主观的感知定义为狭义的形而上学，而后的主观见之于主观则可以理解成是狭义的形而下学。但其实，正因为人的意识不仅是主观的形而上学，而且还是客观的神经现象，所以从主客观一致性的角度，当人的思维进行了足够充分的形而上学思考过后，必然要基于思想对行动的先导性做针对性的形而上学反应，也就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谓的主观见之于客观。这样一来，先感知，后认知，最后再行动，就成了一个完整的意识行为，而且这其中的感知是事实判断，认知是基于事实判断所做出来的指导行动的价值判断，最后就是基于综合判断所做出来的行动，因此相对于感知的狭义形而上学属性、行动的狭义形而下学属性，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把兼具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认知行为定义为形而中学，这样一来，人的主客观一致性逻辑链条清晰了，人的认知结构图与人类思想体系之间的同构关系图也就常识化地应运而生了（详见插页图－1）。这样一来，心理学作为哲学分支的问题就得以常识化明确了，因为当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把人的心理活动常识化解析到这种程度之后，哲学的开放性封闭了，心理学就没有必要单独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了，因为人皆可因为可直接复制性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而实现主观成熟之后，将再没有人会因为抑郁而得心理疾病，因此当心理学回归哲学母体之后，与其他病症一并引发的心理疾病就可以从心理学中彻底剥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心理和生理科学学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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