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个体性交际障碍（4685字）

事实证明，对于我这样一个有交际障碍的人，如果没有互联网提供了在虚拟空间交流的便利，不可能在几年时间内将自我疏导内在压抑的心路转化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因为只有互联网才能让我与所谓的民间哲学群体进行可持续创新的有效互动。

正因为整个创作过程始终伴随网上网下的思想冲突而日益进步，所以虽然我没能有效说服这些各怀立场的异见者，但每次激辩过后，我的理论认知在下意识的语言泛化现象中能跃迁到更高的自圆其说水平，其他人却仍在原地踏步。

这样再看相对于我一直明确的趋向于终极自圆其说的交流目的，那些固步自封于顽固不化的对手们却至今仍自鸣得意于显然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成见中，这说明，所谓文明局限即人类的整体一致性固步自封。

由此可见，所谓固步自封，即立场的顽固不化，即便偶有理论创新，本质上仍是任何旧哲学人的整体一致性学术特征，因为相对于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追求，他们都一致性完全不顾及——整个哲学进步史就是权威被反复颠覆的过程——那么这种频繁颠覆之余，会不会有一次终极颠覆呢？如果有，与终极哲学又有什么必然关联呢？相对于一切旧哲学人的视而不见，我却基于整个文明发展史所提供的机缘中具体落实老子所谓大道至简的全部可行性。

正因为知行合一地追求终极自圆其说必然内涵对主观文明局限的绝对清除立场，所以自主诱变哲学常识化转向的目标一旦明确，就代表我必须矢志不渝地与一切固步自封于旧文明局限的人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立场冲突，因为人都是下意识存在，都是逻辑运行所形成立场的奴隶，在哲学常识化转向成功之后仍是如此，所以人的文明成熟内涵只是通过终极自圆其说的一致性把人的文明存在调整到一个立场上来，这其中既有外部资源环境的原因，又有内在基因延续的原因。

正因为有以上诸多明确的目标，所以我一直乐观于自己的未来，既因为我的理论一直在循序渐进地获得突破，又因为最终我发现，于理性的变量进步特征而言，内涵潜在理性的感性是个确定的逻辑先在，基于一系列守恒定律而具有在质与量两个向度可洞见的不变性。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显化人的生物特征的理性潜、显对立只能依赖这个逻辑先在，正确认识人与逻辑先在的关系，显然是哲学产生与发展的目的所在，而人的意识理性的潜、显对立在表面上虽然很难调和，但只要能发现此消彼不长的一贯趋势，就不难常识化发现与明确，内化于主观能动性的显意识理性一定会随着经验的增长而洞明一切，首先是宏观层面的哲学化洞明，其次是微观层面的科学化洞明，总而言之，通过定量与增量的对比关系，基于概念的认知收敛性，可知论最终一定会战胜相对保守的不可知论。

那么旧可知论为什么完全意识不到这一点呢？而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我的明确提示下，为什么仍视我的意见如无物？这只能再次说明，在局限文明下，人的文明的根本保守因素是整体一致性的——只要不知道、不接受人的下意识人生由潜意识和显意识同构而来，任何人都只能继续当自己的非终极理性认知的奴隶，而且在哲学常识化转向之前，一定不会因某个或某些哲学家的局部创新就有丝毫撼动——这些都足以说明，所谓人化过程，即由个体到集体的自圆其说过程，没有例外。

这充分说明，具有终极哲学意义的哲学的常识化转向要想成功，必须不走寻常路，然后才能通过成见与偏见的整体颠覆而实现终极哲学的直接诱变，而我的早期常识化普及理念恰好满足这一切需求。

这说明，有一个正确的切入视角，是循序渐进地诱变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逻辑前提，没有这种敏锐性，哲学常识化转向根本不可能因我而启动，至少我没有那些藐视和无视我的人渊博。

现在看，渊博是诱变终极哲学的充分条件，却不是必要条件，只有在渊博中同时展现应有的敏锐性，才是充分必要条件，所以过于追求渊博，实际成为许多有哲学理论创新冲动者的负担，结果让其在艰辛的哲学理论创新中走向哲学发展的反方向，不但悲剧了自己，也悲剧了他的思想扩张所必然干扰了人。

正因为能正视他们的悲剧属性，所以在充分吸收他们的思想精华后，我会在一个一个放弃他们的过程中维持自身理论体系的持续成熟，而不具备相应敏锐性的他们就只能继续固步自封地活。

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知道，人无论成熟与否，都一定是自己的逻辑和立场的奴隶，这是由人的下意识人生由潜意识和显意识同构而来的不脱离因果一致性的整体一致性所决定的。

尤其在局限文明条件下，只要稍有自负于心安理得心理，自主诱变终极哲学的逻辑通路便立刻彻底封死，因为人的哲学化人化标准是终极自圆其说，它要求人必须对一切伦理关系都能做到无困于心，而伦理关系的本质即我与内、外在的一切之间的关系。

这里我显然放大的伦理命题的内涵，这是确保哲学与人生同步走向终极自圆其说的逻辑前提，而我之所以能彻底规避固步自封的全部消极性，完全是因为我走进哲学的初衷就明确要求哲学必须全部解决我的现实需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什么是我的现实需求，就是虽然一贯苟且，但我有迫切入世需求，结果几经努力，最终还是因为交际障碍而无法实现自己的内在需求，因为我可以理解并包容大多数人，却没人愿意关注我的内在需求。

这让现在的我意识到，自己个体层面的困顿其实映射的是全人类交际障碍的集成，因此只要能通过常识化普及视角解构了自己，就相当于以点带面地解构了全人类。因此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当我们改变了自己的时候，就已经改变了全世界。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人与整个世界都基于语境人生的主客观一致性被同构在一起，因为社会化的生活方式决定，我们每个人都是文明的一分子。

正因为这种同构性是人的文明的基本属性，所以人的文明只能整体一致性成熟，不允许任何人或组织独自先入，也不允许落下任何一个人，因为人的文明的现实资源系统只有一个，未来目标也只有一个，共同维系人的物种的不被灭绝。那么哲学常识化转向为什么必然终结哲学的语言转向呢？

首先是因为语言是人的文明知行合一存在所必须依赖的工具，只有哲学常识化转向，才能通过逻辑的主观存在本体地位的明确而终极挖掘清楚语言工具的全部功用。

其次就是相对于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下意识无目的性，哲学常识化转向的目的明确，就是要求曾经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语言技术必然因哲学常识化转向而实现可直接复制性的终极自圆其说。

最后就是哲学常识化转向之所以必然由中华文明诱变，其重要的诱因之一，在于中文象形字具有其他文字所不具有的全息性，明确这种全息性是洞见存在的同构性的逻辑前提。

正因为在语言文字层面有全息性优势，所以在远古时代的中国文化先民就能在学术上直接诱变史上最强的形而上学泛化能力——让修行者通过悟而实现个体层面的准终极自圆其说，这是一种无困于心的圆融境界——而哲学常识化转向成功的最后标志，就是对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泛化机理进行了基于有无同构、阴阳同构、主客观同构、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同构所形成的同构关系体系，从而通过语境层面基于旧语义的持续形而上学泛化，得以将情境人生与心境人生之间的一致性同构关系得以终极常识化贯通，具体而言，通过终极本体论贯通的是主客观一致性，通过终极方法论贯通的是因果一致性，二者相合即终极认识论，实际贯通的是人的认知的整体一致性。

既然正确理解全息性对个体层面的哲学常识化转向于终极自圆其说如此重要，那么什么是全息性呢？我认为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句话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我是结合数学的数轴参透这其中的一致性的，也即1到无穷大的数量级与1到无穷小之间的数量级相等，都是同一个无穷，而且数轴间每一段或每几段都有这个共性，所以作为非典型性哲学理论创作者，我不会给全息下标准定义，因为经过考据，我发现专业人士建立的全息概念与我自己悟得的全息性一致，因此我所能明确提示的，只是个体性终极自圆其说的规律性和规定性，在过程上，都需要靠概念认知堆砌到一个一致性极点，那是一个由不确定性向确定性跃迁的点。

关于过程性概念堆砌要点，我认为对概念的掌握不是靠死记硬背，而是在辩证的一致性认知架构中去意会着掌握它，也即在感知基础上进行有一致性内涵标准的认知，这是任何个体层面主动自觉于于无困于心的圆融境界的唯一通路，也是唯一捷径。

回想过去，学生时代的我就懒于背诵，即便现在我也经常记不住某个或某些哲学家具体说过什么，我对任何思想都只求领会大意，现在看，这虽然不是什么优点，但也算不上缺点，却已实际构成由我诱变终极哲学所特有的机缘，这让我又意识到，将来人类文明整体成熟之后，随着教育标准化的实现，意味着标准化考试的消失，因为机缘各异，未来的每个学生的无困于心时点不同，而且只能自圆其说，所以只要觉得无困于心了，学生就可以自主从学校退学了。

这意味着，作为文明存在的人，他的文化能力是不用考的，那么局限文明条件下的教育为什么必须考试呢？那是因为局限文明条件下的教育始终是稀缺资源，作为教育产品的毕业生也是稀缺资源，只有通过考试才能便于资源向既得利益者认为最适合的岗位流动，无奈文明局限犹存，许多人就这样在盲从中变得平庸。

正因为实际的世道人生经常不达既得利益者预期，所以行行出状元的事实证明，在人的文明存在中，只要会正确努力，就一定有机会，因为相对于只有极少数人能偶然正确利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绝大多数人都在肆无忌惮地浪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他们在自己的奴性人生惯性中期待强者驱之若鹜的统率。

注意，这里没有错别字，如果不想继续在盲从中迷失，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是期待有终极理性的人的不二选择。

这让我发现，文明的终极进步需求从来就是全方位的，而既得利益群体却总是一厢情愿地强调自己的权威性，所以在盲从权威的过程中，实际迷失的却是人的整体一致的主观能动性，所以颠覆权威，而且是一切权威，是老子在《道德经》当中早就洞明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体现的是道家思想作为准终极哲学的终极文明与终极文化意义，只因老子没有与现代科学配套的全息概念体系支持，所以才把建构有同构内涵的终极方法论所代表的终极哲学的机会留给了我，而我也仅仅是把《道德经》用西方哲学恰当地翻译了一下而已。

有人非常讨厌我自比圣人，这里他没想明白的是，任何人，一旦按照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实现个体层面的终极自圆其说，实际实现的，是超圣人的能力，所以我自比圣人只是在积极利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任何来自他人的反感都是反感者对自己不积极属性文明义务的下意识应激反应，实际代表了不能终极自圆其说者自己的脆弱，因为圣人不仁是个体层面无困于心的基本修养，他显然没有，又不愿意承认。

这意味着，在一个人皆可自主实现超圣人一般存在的文明里，没有了盲从权威的现象，就没有圣人了，因而圣人的光环存在一天，人的文明局限就一天不得消失，所以讨厌我自比圣人的人才是真正应该被讨厌的，因为他过于缺乏主动摆脱文明局限的敏锐性，转而会基于自己的既得利益去打压理论创新，这是一种当权威的奴隶习惯了的表现，是需要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彻底扫荡的对象，因为任何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都在利用这种心理瓜分人类的整体一致性。

这其中也蕴含着只有社会主义文明才是人的文明向终极文明过渡的标志的原因，因为社会主义者虽然有文明局限，但至少他们知道，只有彻底革除自身文明局限，终极文明才能实现，曾经他们不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已然提供了一切，比如我在前文洞悉了唯物辩证法的诸多逻辑漏洞，就意味着终极辩证法的常识化诞生需要以中国传统朴素辩证法为基准，兼容西方文明的形式逻辑认知和现代辩证法精华。

综上，只有当这些权威的奴隶消失殆尽的时候，才是我的交际障碍彻底消失的时候，因此我很庆幸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总算能正常收尾了，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让自己的交际障碍彻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