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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那些住在陕坝的老亲

我的爷爷原本是老陕坝居民,曾在天主堂做事,还在天主堂旁边(现杭五中院内)开着一个磨坊。父亲生前讲,爷爷因赌钱把磨坊输掉,大约是在傅作义到陕坝之前,到农村买了100来亩薄地,当起了农民。但爷爷在陕坝有几个血脉相连的老亲,值此怀念。

爷爷有两个妹妹,即我的大老姑和二老姑,都嫁在陕坝城里,都住在西沙壕(现小转盘西北一带)。

先说二老姑家

二老姑夫叫赤满囤,在小转盘摆摊卖枣糕。枣糕不是现在的油炸糕,是把黄米素糕摊薄,裹着红枣泥卷起来,一块一块切开来卖。利润虽薄,但属独家买卖,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

二老姑家有三个闺女一个儿子,大闺女叫兰瓣,老二叫兰蒂,老三叫兰香,儿子叫来旺。我一直不明白,一个卖枣糕的人家居然能给女儿起来这么好听的名字,后来父亲告诉我,都是我爷爷给起的。

大表姑嫁到我们村,过着艰难的日子。二表姑嫁给一个木匠,叫王在在,陕坝木匠巷拜师学徒,解放后进入国营建筑工程队,是陕坝街排名靠前的木匠。家里的生活过得自然比普通市民要好许多。二表姑家境好,我上小学时,他常从陕坝来村里看望她的二舅(我的爷爷),提着用纸包纸绳扎的精点心,非常好吃。给小孩买水果糖。二表姑长得漂亮,穿得也很得体,镶着两颗金牙,吸烟。她在陕坝时就和我的父亲一块玩耍,所以来村里,多数是在我家吃饭,印象非常深。她家三个儿子在陕坝结婚时,父亲都带我去上事宴,那事宴办得真排场真大气。

二表姑家住在小转盘西北角的一个大杂院,老名字叫箩笼社,生产柳竹编用品,院里住着20多户各式各样的手艺人。父亲说这个院子解放前是陕坝商会会长王乐愚的院子,叫信德堂,大字号买卖。

三表姑在奋斗中学读过书的,后来嫁给磴口县一个干部,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印象,也没有了往来。

表叔叫来旺,没有固定职业,在牛桥上做贩卖牛羊的生意,是陕坝街上最早玩鸽子的人,也是名人一个。父亲说,陕坝人不知道旗长的人多了,不知道赤来旺的人没有。

再说三老姑家

三老姑父不知道是什么职业,也不知道名字,只听父亲说,他和三老姑两人都有烫洋烟(鸦片)的恶习,家里烫得一贫如洗。三老姑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安安,二的叫和和。我们叫安叔、和叔。安叔、和叔小时候,每到冬天下了大雪,用马尾做成套子套沙鸡,回家用卤汤煮熟,在小转盘卖“卤煮沙鸡”,日子过得很艰苦。

后来,安叔去铁匠巷子学了铁匠,拉风箱,抗大锤。和叔学了泥匠,盖过的土坯房不计其数。这些手艺为他们之后在陕坝过上温饱有余的日子打下了基础。陕坝人说“铁匠冒一股烟,木匠吃三天”意即铁匠收入比木匠高得多;还说:“泥匠不湿手,湿手养千口”意即泥匠在正常发挥情况下都能养家糊口,一旦超常发挥就更了不得。学泥匠置办工具最省钱,一把抹子,一把瓦刀即可。而买一套木匠工具则需要几十块钱。

安叔解放后进国营机械厂当了工人,这时不叫铁匠叫锻工,还带了几个徒弟。机械厂倒闭后,又学会了栽扫帚,卖给机关单位。他常来我们村里捯饬柳树棍子做扫帚把,顺便和我父亲叙叙旧。父亲和他开玩笑说:张大铁匠卖扫帚,为省力气了?安叔笑笑说:为了过日子呗。安叔家三个儿子一个闺女,没有一个传承他手艺的。大儿子参军当到团长级别,二儿子是水利局职工。闺女是陕坝糖厂职工,白糖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和叔与我父亲是大顺城教会小学的同学,爱看书。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手洗干净拿起书看几页。和叔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张后生,子承父业。这时不叫泥匠,叫瓦工。张后生是陕坝砌砖能手,一天砌一堵山墙,约一千块砖。我亲眼见过他砌墙,光着上身,像变把戏,又快又好。陕坝工头抢着要他,工资偏高,但多数是干完活不好好给钱。后来改行了。二儿子叫明明,修手表,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比泥匠挣钱多了去了。

陕坝铁匠巷老房子,已拆除(图文无关)

和叔的家住在原旗广播站旁边,父亲说广播站是陕坝大商人武正国的院子,后来借给傅作义做长官部。我去广播站投稿时,去过和叔家一次。婶子待人热情爽快。和叔从建筑队退休后,在院子里盖了羊圈,养了许多的羊,没有草就赶到城郊地里放羊。和叔家收入很不错,娶了两个媳妇都没有问人借钱。

和叔是老陕坝的活字典,闲暇时,也来看我父亲,二人见面,一瓶散白酒,一盘咸菜,说不完陕坝的话题,从小南门说到大顺城,再从小转盘说到傅作义,还有诸如陕坝四多:刘七的毛驴多,白宝子骆驼多,陈木匠银子多,郭四的饥荒多。有时候为了一些细节,居然争得面红耳赤。

父亲回忆说,他的这几个姑舅姊妹弟兄,幼年时家境都不好。解放前有那么几年,每到夏天就组团来到爷爷家里来蹭饭,住下不回家。五六个正长身体的孩子,费饭啊。我的爷爷有八个子女,加上家里雇用的几个短工,别说吃米面多少,就是做饭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爷爷是他们的亲舅舅,不好打骂,我的奶奶用柳条往回赶。可是没等到奶奶回家,他们早绕着弯子回来了......

理发师姑夫和警察姑夫

还有一个远亲的姑姑,忘记了叫什么名字,但姑夫的名字至今记得,他叫广金元,国营理发店的大理发师。因为父亲每年过春节前带我去理发。广师傅穿着白大褂,前胸有个小兜,兜里永远装着一盒“工”字牌雪茄,每天两盒,定斩不饶。给人理发时,点着的雪茄在桌上放着,抽空拿起来猛吸一下,动作好潇洒。顾客也不嫌弃他,因为能遇上广师傅理发,是一种夸耀的资本。八十年代市场开放,广师傅第一个到上海学了烫发技术,在陕坝开了自己的店,数钱到手软。但不管多忙,看见我父亲来,总是很客气,给砌茶。放下手中的活先给父亲剃头。边剃边笑对顾客说,这是娘舅家人,不敢怠慢。不光插队,中午还要给管饭管酒啊。店里顿时充满快活的笑声。

还有一个不知名的远亲姑姑,姑夫是警察,叫宁贵明,家住在小转盘北边临街。宁姑夫是郊区一个乡的派出所所长,带着手枪,骑着自行车上班。我和父亲去过他家,只要姑夫在家,烧酒必喝。他也去过我们家,那是我家丢了一只羊,父亲找他来破案,他来时带了两瓶酒。贼没抓到,人喝醉了。喝醉也没酒疯,睡醒就回去了。

父亲还有一个本家兄弟,名叫刘海玉,我叫他裁缝三爹。国营裁缝店的大拿,父亲的酒友。大个子,手却极其灵巧,父亲说旗委的干部都找他定做衣服。有一年父亲要给我做一顶兔皮棉帽,把兔皮和布放在他家,他家住在大转盘东边临街处。他说过几天就好,结果做了三年。后来听说,裁缝三爹去硫铁矿开裁缝店,也挣了不少钱。

河套人说,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从父亲的往事追忆和我的耳闻目睹中,发现他们那一辈人,都是践行姑舅亲情关系的楷模。

以上所表的老亲,除去老姑姑那一代人,我都见过面,也吃过每家的饭,现在还能记起他们的面容。只是,这些和父亲来往甚好的老亲,都先于父亲去世。后来我常想,这些善良朴实有绝活手艺的老亲,到那边可以组成一个团队,有盖房的,有打铁的、做枣糕的,有做衣服、理发的,还有警察保护,一定是过着不挨饿、不受冻也不受气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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