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无关）
夏日雨后的一天傍晚，有些凉意，我从后街回前街，走到玉章堂伯屋后，这里是南北大街的最高点，离南北两个十字街均有五十米远近。远见南十字街小庙台附近，走过来一个乞丐，头戴用麦秸条编的草帽，这草帽已破了边，加之有些地方已开线裂缝，遮掩着乞丐的脸部，上身穿不合体的粗布深色褂子，是女式大襟样式，（这种款式的大襟布衫是旧社会女性的常见服装），并缀有不同颜色的补钉。一条裤管向上翻卷，脚上趿拉着几乎露前脚址的布鞋。相向走近，我忽然发现是远房堂姐杨彩凡，我瞬间眼眶潮湿，虽未泪落，但喉哽痉挛，那一刹那，这一形象定格在了我年少的脑海里，定格在那贫穷困盹的年代。几十年过去，我每每想起这一幕往事，我都心情沉重。直到她叫我的名字，我才说：“是二姐呀”！这时的二姐，已二十二岁，属成熟女性，在农村只要没结婚找婆家，那就是“大闺女"或“老闺女”。这装束震撼了我呀！
彩凡在兄妹中行三，在姐妹中行二，因为与人随和善良，又吃苦勤俭能干，我们小一茬男女娃娃，都叫她“二姐”。在养马铺村，杨姓是大姓，况生产队又无一杂姓，即便是出了五服，也还是亲如一支系家人，几十户人家，谁家家长俚短，几口人，几间屋，院大小，长几棵树，有无桃杏枣梨，都几乎了如指掌。
父亲杨国堂，兄弟六人中行三，可以想见这一大家子，在上世纪的三丶四十年代农村，蜗居在四间草屋内，几十平米的小院，六个男娃，个个儿一米八以上的大个子，如虎似狼，要吃要喝，我的当农民的堂爷杨书连。用微薄的几亩土地，何其艰难的养育这六条好汉。所以，能长到自己刨食的年龄，便各自外出学徒或当兵，学着自谋生计。但到了谈婚论嫁年龄，依旧要成婚在这四间草屋内，此是后话。
堂伯父杨国堂，十二三岁，便在许昌城里一家石印馆当学徒，十七丶八岁便能独挡一面，成为石印馆师傅，领上领班工钱，到了成家年龄，大妈又是地主家的大家闺秀，这条件无疑在大灾荒之年，不致于使子女在死亡线上挣扎。还供长子杨彦军能有书读，以致于一九五五年，十六、七岁时在城里学校念书，被宁夏卫生部门前去许昌招生，那时宁夏急需外来人才，培养一批医界精英，于是大哥杨彦军随招生办，来到偏远的大西北为国效命终生，在陶乐县防疫站站长位上退下来，此是后话。
在传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里，大姐二姐到读书年龄，是不可能去读书的，加之刚解放。虽穷人翻身当家做主，无奈，贫穷依旧困绕着中国的广大农民，伯父杨国堂又从石印馆回乡做了农民，因是自幼学徒生涯，虽分得几亩土地，对营务荘稼却是生手，又添了二儿子德君，几张嘴难以温饱，只好将二岁德君抱养四弟杨玉章。家里衣服穿戴，大孩子穿小后，小的接着穿，能缝缝补补的接着穿，便是不错的人家了。我想二姐那日穿的带补丁的大襟布衫，能御风挡雨，顾不得体面，如叫花子，有可能是大姐结婚后留下的衣服吧！
二姐出生在这样的农家，加上农村重男轻女的老思想，上有哥姐，下有弟，自然不被重视。虽取名杨彩凡，但日常生活中，大人们随便叫小凡或凡或小妮儿，用彩凡的名字是十九岁入党时才填写的正规名字。十岁以前，她和普通的农家女娃并无两样，也不会受大人的重视，想象中也不会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有口吃的，能长大成人也就谢天谢地了。因为当时的农村，象她一茬的女娃，有这样的生存极限与艰困命运太普遍了，无非是捡柴扎杨叶扫地帮父母生火做饭。1950年有了二弟付军，帮父母带娃，又是她无法推却的重任。她的童年少年因无法找到确切的记载，和普通农家女一样，在苦日子中长大。
十六七岁，二姐已出落成大姑娘了，个子也长成了。二农村到处挖河工，修水库，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路造桥。那时侯人的思想单纯，人心向上，无人提要劳动报酬及搞什么福利，只为一种事业而贡献每一个人的一切。
从我记事起，到她出嫁，到我外出闯天下，二姐的容貌已定格在我脑海里，她眼睛不大，但黑眼仁特亮，牙齿洁白，但有两颗虎牙挺显眼，有时简发，有时扎两个粗而短的小辫，留海齐眉，皮肤黝黑，身材粗壮，干起活与男劳力平分秋色，假如不是她壮实能干，处处带头，十八岁当选生产队妇女队长，十九岁入党，三百口人的生产队，能轮上她入党吗？！二姐没穿过花裙子，没有花格子衬衣，没有秋衣秋裤，更不知道睡衣为何物。粗布白洋布花饰布能遮体就是那个时代农家女的衣饰装拌了，少几块补丁就算不错了。这个时期的二姐和村里男劳力一样，农闲时去颖桥挖河，去昭平台修水库，农忙时大集体田里劳动，她不但和群众一样，而且要样样走在别人前头，否则党员不是空喊的，妇女主任不是白叫的。她比我大十二岁，那日在小庙台相遇，她不叫我名字，我怎么也不会想象出乞丐会变成二姐。
二姐为人随和，见人先笑后打招呼，没有什么架子？她是平凡人，诚如她的名字“凡”，老一辈人叫他“妮儿”或小凡，弟妹辈叫她“二姐”，她没文化，没上过学，这不怪她，那个时代没上过学的男女多着呢，人穷，就阻碍了进步与想象力。社会上需要她，家里需要她，父亲年迈，母亲多病，小弟年幼，她是顶梁柱。我不敢想象，她所处的大杂院里，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四间草屋，住着十多口人，三个家庭，人们是怎样在这环境里生存。三尺宽的院落，担水的扁担都不能横过来走，她们家和三彬哥家共用一个灶台，共用一个厕所，男男女女，十几口人，三间草屋中间秫秸当界墙，一个屋檐下啊。土改后，三妞哥家才搬离这小院，又誊出来一间草屋，作为两家的厨房才有点宽馀。试想，这得有多大毅力和奈力才能在这种环境里生存，不能不说平凡而又伟大的那种亲和力的力量，加之抗风险抗贫穷的适应能力，二姐在这个大家族里是骨干是领头人啊。六十年代初期，这样的小院落还迎取过两个新媳妇，彦军哥青彬哥同年新婚在这小院，童年时代的我跑着去看新娘子，农村人叫“花媳妇"，也能感觉到人与人之间其乐融融，无悔于那个年代啊。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三彬哥家才搬离这草屋小院，住在我家对面而成了近邻，我时常端碗饭功夫也要到玉堂大妈家走一遭，那种热弟亲兄善母良女好友邻邦的情宜，使我受用一生啊。
二姐当了妇女队长，左邻右舍，队里老幼女眷，谁家有难，二姐会伸出援手，尽自已能力所帮之。堂伯杨井尧是光掍汉，前后院邻居，只一墙之隔，和国堂堂伯又是未出五服兄弟，二姐时常帮井尧大伯缝缝补补，浆洗被褥，有时井尧大伯生病，她会煎药熬汤床前尽孝，如亲女儿一般。她的口碑，在养马铺是一流的。
1968年，二姐已二十七岁，实在不能再当老闺女了，经媒妁之言介绍，和邻村水口张的张廷顺认识，二人喜结连理，出嫁那天，没有车马大骄，没有迎亲鞭炮，没有彩带鲜花，没有嫁妆柜箱相送，没有迎亲队伍来接，张廷顺一辆旧自行车，二姐手擘挽一个小红包袱就是所有随嫁物品，左邻右舍恋恋不舍，婶子大妈拉手依依，姐妹姑嫂，眼圈皆红，最高的褒奖是大队妇女主任郭风梅送来奖状，生产队政治队长杨同振亲自到场祝贺。那年我十五岁，放学后听母亲念叨“好人啊，这闺女会有好报的”。这时的我正读高尔基的《人间》一书，我顿起妒心，如高尔基对待玛尔果皇后一样，二姐怎么就嫁给一个外村毫不相干的男人，这人会对二姐好吗？但愿人世间千里婵娟，美好相伴好人一生平安吧！。
后来我读高中三年，外出闯荡流浪三年，又做一年民办教师，再后来内蒙定居四十多年，时不时儿时那幕错认乞丐的往事，会萦绕心头，有时我也相信好人必有好报的谶语，愿谶语成真。
几十年来再未见过二姐，但常与陶乐县堂哥杨彦军兄弟哥俩联系，时不时得到二姐点滴故事与消息，自那日二姐嫁过水口张村，这二姐父也是水口张能人，会电工，二人相敬如宾，白头偕老，生二男一女，皆有所作为。改革开放后在村里又办起车钳铆焊小企业，生意红火顺意。
2013年，七十三岁的二姐得了胰腺癌，多方救治，终无回天之力，时陶乐工作的德君哥床前陪护，有一段二姐与其做人民教师的二儿子张勇伟的热语暖心的一场对话又使我听后泪盈眼眶，潸然哽咽。
“妈妈，是儿子不孝不好没本事，治不好妈妈的病我愧对娘亲啊，您一生太辛苦了，儿女养大，孙子都上了大学了！你功不可没啊"！四目相对，泪眼汪汪：“儿子，妈妈满足了，妈自小与你二舅生在贫穷艰困的家庭，能有今天，看着儿孙满堂，我知足矣"，
远在宁夏工作的大哥杨彦军，得知二妹仙逝，近八十高龄，面对河南方位，坐着守侯一晚未眠，把子女叫到跟前陪守，并嘱：“你二姑年轻时替我行孝，替我担起长子的责任啊，我才应该是顶梁柱啊！这苦这罪这难这人生不易是你二姑替我作了啊，自古忠孝难全啊”！
远在宁夏出生的侄女杨宁陶，读了《二姐》，微信告诉我：“父亲和二姑兄妹情深，每次回河南，父亲必去看二姑，临走二姑总依依不舍偷偷抹眼泪。父亲去逝，二姑父八十高龄拖着病体送父亲一程，口口声声替二姑守孝来的，如今父已去三载，姑已成仙，兄妹团聚西天，了却年轻时亲兄热妹聚少离多，在天共同孝敬双亲去了”。
二姐终是去了。
呜呼，正如二姐的名字，精彩平凡的一生是二姐一生的写照。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