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年代，我们满天红大队的书记叫刘巨业，是个50多岁的复员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63军的侦察兵，当过排长，但他从来不讲打仗立功的事。不知什么原因，复员回乡后却一直单身。刘书记人很和善，办事很公正。去陕坝开三干会，十几里路，步走去步走回，回来时，拣一捆干树枝，一天的烧火柴够了。他是我一生当中见过的最廉洁奉公的基层干部。
他住在大队的一间办公房子里，一个叫李引栓的光棍老人给他做饭，兼职通讯员的工作，并和他同屋居住。前炕一卷铺盖，后炕一卷铺盖，是这两个人的全部家当。
李老汉兢兢业业，饭也做得好，但有个爱赌钱的毛病。那时候的农村赌钱，用一种古老的纸牌。赌资也不多，一场下来，不过三五块钱的输赢。而三五块钱，也大多是赊欠状态。苦于当时没有娱乐活动，尽管不能靠赌养家，但人们还是乐此不疲。
不管怎么说，赌钱是新社会打击的恶习。刘巨业是老党员，所以，禁赌工作也常抓不懈。突然有一天，有人反映说，在七队队长家每天有耍纸牌赌钱的，而且有李引栓参与。刘书记很生气，心想，我连自己身边的人都管不住，还怎么管别的人。于是他决心要捉一次赌。狠狠地教训李老汉一顿。
为了不打草惊蛇。那天晚上，刘书记来到七对王队长家，进了院子，站在窗台下听里面的动静。一旦有人出声，就进去来个人赃俱获。
数九寒天，刘书记听了半个小时，冻得手脚皆麻，听不到一点动静，只好收兵回营。老刘是个重证据的人，他做不出那种破门而入的事来。天快明时，李老汉回来，蹑手蹑脚睡下。第二天早上吃饭时，刘书记问，老李你晚上是不在七队队长家赌博？李老汉自然不会告诉他真相，捣个鬼就过去了。刘书记看他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也不做追究。此后连续捉了几次，都没有结果。
据我的父亲后来回忆，那几个人几乎每晚在那里赌。一个是户主，叫王高栓。七队的政治队长，一把手。一个是我们队的政治队长，叫马吉太，老党员；一个是李引栓，还有一个是我的父亲，老牌转业军人。这几个人是我们大队资格最老的赌人，所以他们对赌场环境的保密措施做得相当严谨。用现在的话说，那是具有反侦察能力的一伙人。窗户外面吊着一层高粱秸秆帘子，里面挂着一层毛毡，一层毯子。煤油灯下，四双手敏捷而利索地抓牌洗牌，需要交流时，都用手比划，几乎不用动嘴。所以，外面的人是很难发现的。但如遇到蛮横的人强行进去，那就是有口难辨。
父亲哑然失笑道：老刘是侦察兵，他不知道，我是警卫兵。父亲随傅作义部在北平起义后，划归解放军公安二师，给公安部长罗瑞卿当过三个月的警卫员。后因心脏病退役，转回河套工作。侦察兵遇上警卫兵，那可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后来，刘巨业从书记位子上退下来，旗里头给他解决了编制，到旗卫生局看大门。父亲和那几个老牌友，晚年时还来我家玩牌喝酒，讲起这事，异口同声说，老刘这人心肠好，不想害人，要不我们几个人就麻烦了。轻则开大会站在主席台，低头弯腰接受贫下中农的批判，重则白给生产队劳动半个月。
刘巨业在我们那当了十几年书记，从来没有摆过架子，不做浮夸的事。我们大队的生产在全旗也不算落后，各项工作都能走在前面。
这位老人去世30余年了，想起他捉赌的故事，做篇小文，以示悼念！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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