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中秋，月饼的话题自然多了起来，人们也开始了礼尚往来，互送月饼，互致祝福。看着人们手中精美的月饼礼品盒，想来价格一定不菲吧。姑且不论月饼本身的食用价值与价格，小小的月饼承载的却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寄托着人们对长辈亲朋的深厚情感，和人们对阖家团圆的美好向往。
小时候的记忆里，好像从来不曾吃过什么月饼。到了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农户都入了社，各村都成立了大食堂，人们都去食堂吃饭，家里无米无面，更没有条件烙月饼了，因此，吃月饼也就无从谈起。记得一九六零年八月十五，父亲从食堂打回半篮玉米面窝窝头，权作月饼。这玉米面窝窝在当时可算得上是最奢侈的饭食了。(那时每人定量一天四两粮，哪够填饱肚皮呀。最困难时，社里将玉米芯子磨成粉状，加工成一种食材，美其名曰淀粉，两毛钱一斤，供人们充饥)虽然那时已经知道月饼为何物了，但因为条件所限，也不敢奢望有朝一日能品尝上一口——陝坝干货店有卖的，但苦于无粮票，也没钱，吃不起。只能隔着橱窗见识一下月饼的尊容。
直到一九六三年，经济好转，能吃饱了，白面也多了，才第一次吃到“简装”版的月饼。那年八月十五前的某一天，吃完早饭，母亲就对我说:“放了学不要在路上贪玩，吃了饭，去自留地起上几棵糖菜，咱熬点小糖，烙月饼。”
于是，我一整天上学都心不在焉，脑袋里装满了关于月饼的遐想。到下半晌放学，回家胡乱扒拉两口饭，担上萝头就往自留地赶去。(我平日是很懒的，大人们指的营生一般不爱做，能推则推。那时种糖菜公家是有任务的)那时我岁数小(虚12岁)，扁担绳长，担不起来，萝头底不时磕碰着地面。地里刚浇过水，地皮还有点软，挑大的用力一拔一棵。我拔了几个，把大泥去掉，仄仄歪歪地担回家，用铲铲将泥刮掉，菜缨子顺手丢给猪吃去了，只剩下糖菜疙瘩。这时母亲也收工回来了(父亲给队里放羊，这时正是抓膘的时候，早回不来)，把糖菜洗净，切成薄片放锅里，添了一锅水，生着火让我照看着，开始煮起来，她便上炕，在小煤油灯下给我们缝冬天的衣服。妹妹比我小两岁，那时大人不让女孩子念书，妹妹便在家哄着五岁的二弟和刚学走路的三弟。于是我便当起了火头军，叭嗒叭嗒拉着风箱，不时往灶坑添点烟煤。煮得好差不多了，母亲指挥我把糖菜片捞出。剩下的水继续熬。熬煮时不时搅动，生怕糊在锅底。直到熬成糊状，舀出来，便是人们说的小糖儿啦。我和妹妹迫不接待地舀了小半碗，蘸着两面饼子吃(玉米面加白面烙的饼)。
第二天队里又给分了几颗西瓜。八月十五下午队里让妇女们早点回家烙月饼。母亲早早挖几碗白面，倒上点小糖儿，又估摸着倒了点油(那时每人一年才分三斤胡麻油，哪能三油三糖啊)，添水和面，醒一会儿，将和好的面揪成均匀的小剂子擀开，再将梳子洗净，压上几个花印，在锅内烙熟。出锅后，再用地里一种我们叫作绵叶叶的植物的种子外壳，蘸上早已泡好红纸的水，托上几个花纹，甚是好看。这就是所谓的混糖月饼了。家里还有点古巴糖，再和点白面拌起，包在擀好的小饼中，再擀开烙熟，就成了包馅的提浆饼了。此时屋内弥漫着清香的胡油味，真令人陶醉。看着让人垂涎欲滴的月饼，我迫不及待地刚要伸手，被妈一巴掌打开:“不能吃，等月亮上来，献过月亮，你爷爷回来再吃。”眼瞅着黄愣愣的月饼却吃不到嘴里，只能用鼻子嗅一嗅它的香味，那滋味儿甭提多么难以忍受了。
天渐渐暗下来，想着月亮怎么还不上来啊?等啊等，正等得心焦难耐的时候，月亮忽悠一下就上来啦!
于是，赶忙搬上炕桌，放上一盘月饼，把西瓜切成两半也放在桌上，朝着饲养院方向瞭，又开始期盼爷爷的身影赶紧出现在朦胧的夜色中。直到隐隐听到爷爷的脚步声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近，我才狂喜起来。爷爷说献月亮也有一会了吧？此时父亲也回来了。几人顺势将桌上东西和桌子一同搬回放在炕上坐定。
父亲说今天新堂村地里拉糜子，羊可吃饱了，我高兴，那儿还有多半瓶酒给我拿来。
我从柜顶拿来那个绿瓶子，递给父亲。那还是他回口里时买的，上面写着“北京啤酒”的字样。父亲接过酒瓶倒了半碗。我看他那贪婪的样子，壮着胆子请求父亲:“爹，我能尝尝吗?”父亲点下头表示允许。我端起碗轻轻抿了一小口，啊呀!这是什么味道啊!……
几十年过去了，社会的发展早已今非昔比。超市月饼专柜琳琅满目，走在街上也能闻到弥漫在空气中的月饼特有的香味。
不过，虽然月饼品类繁多，作工精美，味道各异，就如生活的各个方面，比起当年丰富了何止百倍千倍，但却少了儿时中秋节那特有的韵味，让人们生出“咸盐不咸，白糖不甜”的感慨来。许是被人们的一句老话说中，“吃的肚皮白了”，早已司空见惯的庸常的生活，让我们的味觉和感觉，都因为整天浸泡于脑满肠肥之中以致麻木终致退化而变得迟钝？
我无法找到准确的答案。（2020年9月30日，农历庚子年八月十四）
注：作者系陕坝镇满天红村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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