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河套酒业的酒文化博物馆参观，方才发现河套人不仅有悠久的喝酒历史，那饮酒的器具也是千姿百态，有青铜制的，陶制的，还有银碗、木碗，不仅制作酒具的材料多样化，那些酒具的形态也各自记录着河套酒文化的发展与演变。
从另一个角度看，酒具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生活水平和物质文明。比如，馆藏品中，材料多样以汉、唐酒具为代表，可知大汉盛唐之富庶；制作精美以元、清为典型，足见工艺进步之一斑。
生在河套农村，对河套人的饮酒习俗多有观察。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河套人的酒具极其简单：卖酒用的是一个大肚的瓷坛，放在栏柜上最显眼的地方，坛口上面盖着一坨用红布包着的麦麸（统一标准，至今在农村一些小卖部还可以见到），大概既有密封的作用，又有保留酒香的作用，因为酒为粮食所酿，用麦麸盖着，淳粮本色，互为滋润。
打酒的用具，起先用的是纸浆做的酒壶（俗称酒鳖子），后来用玻璃瓶，农民统称为“洋瓶”。记得我家就有两个大洋瓶，每瓶可装三斤酒。父亲在陕坝的糖酒公司有朋友，他肩负着给全村人打酒的重任。那时候农家办事宴，喝不了多少酒，有的人家拿酒时连瓶借走。三借两借，瓶也没有了，但塑料壶走进了人们的生活，父亲也更新了装备。
藏酒用的是柳条编的篓子，里面用纸浆裱糊，放进酒去居然一滴不漏，至今我都不解其原理。我的爷爷就有这样一个篓子，后来被人们当柴火烧了。否则放在今天，也可以拿到博物馆换些酒喝。
喝酒用的是小青花瓷的酒盅，外加一个一拃高喇叭口的小铜壶。这些器皿，也只有中等水平人家才有置办。打我记事时起，我的爷爷和姥爷都备有一套。每到冬天生了火炉时，我的爷爷便把喇叭口小铜壶放在火炉上，待壶口有了热气，再倒进小瓷盅，一小口一小口抿着喝，倘若来了客人，还有些猪头肉之类的荤菜就着，其乐融融。爷爷那神态是非常地优雅休闲，小土房里，酒气飘香。真个是“红泥小火炉，绿蚁新焙酒”这是今人所没有的气氛。母亲后来说， 我三四岁时，就站在爷爷的小桌旁看他喝酒，爷爷用筷头蘸着给我喝。现在想起，我没有辜负爷爷从小培养的厚爱。
再往后到了70年代，农民生活异常困难。不光是喝不上酒，连喝酒的器具也没有了。农民虽然穷，但就地取材的本领极高。有的人拿自行车的铃盖喝，有人拿药瓶盖儿喝。酒文化博物馆的常占文先生讲，他小时候见挖排干的农民把自行车铃盖拧下来，坐在工地上比酒量。其中量大者，就有了“三铃盖儿”的外号。村里的青年，晚上淌水时揣出一瓶酒来，外带几个西药瓶，打着手电划拳量着喝。
我还见过更为奇妙的酒具：有一年，我们村的看瓜老汉搞了一瓶子白酒（据说是驻村干部要了些瓜给他的回报）。他连瓜茅庵都来不及回，就在瓜地摘了颗半生不熟的华莱士从中间割开，挖掉瓜瓤，把酒倒进去一些，细细地品味着喝。这大概是世界上最绿色最生态的酒盅了。
听过一个关于酒具的笑话，说有位吝啬的先生，在家中招待多年不见的朋友喝酒。他的邻居很惊奇，便躲在门外看他们怎么喝。只听主人不断地催促客人：“喝喝喝，你一盅，我一盅，喝醉不能发酒疯。”气氛极其浓烈。邻居大吃一惊，以为吝啬鬼转变了观念。原来，主人独出心裁，满桌放着一盅酒，与客人用猪鬃沾着喝，直喝到二日天明也没喝完一盅酒。人家说的是“你一鬃，我一鬃……”
酒具和过日子的关系还可从河套人唱的山曲儿里头找出些痕迹，如：“前炕点灯后炕明，烧酒盅盅挖米不嫌哥哥穷”。那意思即，家里头米面所剩无几，只能用酒盅子量了，但爱情的火焰却熊熊燃烧。现在估计没有这种浪漫的事了。
还有喝酒不要酒具的。父亲有位朋友，是陕坝街上的酒仙。那先生长得魁梧，生得豪爽。走近卖酒的栏柜，把钱在手里攥着，说道：二两。待沽酒人用戥子（也叫酒尺）从坛子里舀出，便一把接过去，一仰头便进了肚，痛快之极。决不似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硬装出些酸文假醋来。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蒙古族的酒具，打酒用大铜壶，喝酒用银碗，这是汉族人比不了的。光从原材料的角度看，蒙古族先前的日子要比汉人富庶，至少在饮酒习俗上是很讲究的。
后来看书报，知道西南地区有的少数民族每有联欢活动，大家围着一个酒瓮，每人一根竹管或芦管吸着喝，那是最节约酒具的喝法。但有一点想不通，怎么能喝公平？（原载巴彦淖尔日报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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