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说我从小就“多嘴”，特别爱向妈妈问“是什么”和“为什么”。尽管我问得很幼稚，而且由于不能全听明白而反复地问，妈妈却没有一点“不耐烦”，有时哈哈大笑也充满爱意。她常常是一边抚摸着我的头一边比山说水地反复给我讲：比方你脚上穿的鞋，从新鞋穿成旧鞋，它的基本模样始终是一个：底是底，帮是帮。这才能穿在脚上走路。如果鞋破了，不管是底还是帮，都得钉补，不论底掉了、帮倒了。就穿不在脚上了，也就不成鞋了。妈妈说，咱现在穷，吃糠，吃野菜，穿得烂，挨饿受冻，但咱在家里，老有老样，小有小样；在家外，地分高低，人分老幼。咱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对谁，分里外，知好歹；咱无理的不做，反胃(受欺负)的不吃……这样，咱就甚时候也是个有模有样的人，而不像某某那样的人，人前一套，人后一套。遇到不顺或有权势的人就点头哈腰当孙子，自己的脸面早就丢在一边了；而一旦得点势，就连爹娘老子也认不得了，见了平常人眼睛总是朝着天看。这种人说话做事，想的都是他自个儿，特别到了“事头”上，不是乱咬就是乱吹,不是拿就是讹，没准头，没良心……时间长了，谁还能把他当人看？这种人有金钱咱不爱，有权势咱也不向他低头，他自己就不把自己当人看，咱抬起一只脚也比他孙子们头高三分。
妈妈这样“说人”，也这样“做人”，且天长地久。在家，妈妈总是先人后己、尊老爱幼。当地早饭多为酸粥。妈妈总是先给父亲和我们盛，剩下的往往比较少了，她就加点米汤用锅铲子将锅旁锅底铲一遍，不管多少、稀稠就是她自己的早饭。姥姥去世早，姥爷每年冬天都要来我家住些天，妈妈一是让姥爷睡在“热炕头”。那时我家的炕经常是只靠烧柴做饭取暖，一到冬天就只有靠炉灶的炕头热，越往后越不热。加上铺盖少，睡热炕头就成了家里的“最高待遇”：二是尽量做点顺口饭给姥爷吃。土改后，我家每年喂口当年猪（春天买猪仔冬天宰），养几只鸡，有时还养几只家兔。杀猪后，比较能多放些时间的骨头和头、蹄等，尽量等姥爷来了吃。夏天姥爷来了总要给杀只鸡或兔子，而且头顿是全家人吃，给姥爷要留下后顿。记得弟弟到七八岁时，想吃点好的就调皮地对妈妈说：姥爷要来了!有时妈妈还真被“骗”了。弟弟成家后有两儿一女，对女儿意重。有人说起来，他就笑着说是为老了能睡上“热炕头”。妈妈对待奶奶自然比不上对姥爷那么亲，但也是辈分分明，礼数周到。1971年秋，我和爱人带着几个月的女儿回到家里，一家人都很高兴。父亲赶着毛驴从20里外接奶奶来我家。妈妈嘹见奶奶来了，远远就迎上前去热情地问候：妈妈来了？妈妈常说：亲从亲上来，不亲要从礼上来。
在家外，妈妈确信世上好人多，凡她走过的地方都有很好的朋友。在旧社会，妈妈不仅有很多一起受苦的朋友，还能与有的掌柜家老太婆成为“朋友”。我至今记起有两个有钱人家的老太婆称妈妈“你嫂”(即她孩子的嫂子)，说妈妈干什么活儿像什么样儿，对别人的东西连边也不沾。妈妈常意外地得到同情和关照，土改时农会给困难人家发救济粮，父亲出民工了，妈妈有身孕，农会发给我家一些糜米后又加了一点谷米，让妈妈坐月子时吃。妈妈常说，咱给人家初一，人家才可能给咱十五。妈妈特别同情有困难的人。在农村“大锅饭”时期，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农民吃饱肚子还是有保证的，经常有外地到那里讨饭的人。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来了一个讨饭的。妈妈刚端起饭碗就下地给开门，听了诉说后顺手就将自己的碗筷递给讨饭的人吃，走时又给了些土豆。有人说妈妈不该将自己饭碗给讨饭的人吃，妈妈却说：都是人，都是嘴，有甚不能的？！
也有人说妈妈脾气不好，主要是因妈妈不愿受欺负或对看不惯的事常表示不平。妈妈是个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人，她既敢于据理抗争，又知恩图报，特别看不起和痛恨那些恩将仇报的人。我头脑中“毛主席大救星，共产党爱穷人”的观念根深蒂固，首先是土改时从妈妈嘴里听到的。在我的记忆中，解放以后，妈妈从来都说现在生活好。即使在困难时期和“文革”中受苦、受委屈，她骂的只是有人没有听毛主席的话，不像共产党。是啊，是减租反霸工作队和农会发给我家救济粮和救济衣，开始能吃饱穿暖；是土地改革使我家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耕畜；是国家免学费、助学金使我读了书……所以，妈妈经常教育我们多会儿也不要忘记共产党、毛主席对咱的好。妈妈对所有的人也都是这样。困难时期，见到了曾经深夜为父亲请大夫的胡喜大叔，妈妈热情招待，走时还给带了吃的：1959年春大队支部书记刘二才交待卫生院及时给父亲治病。妈妈经常要我们记住这样的好干部：公社书记李子玉支持我上大学有恩，“文革”中挨批斗在广播中播放，李子玉哭着“检讨”，妈妈哭着听；在亲戚中，多数对父母不顾困难供我和弟弟读书不够支持，二姑却借给我们30元钱。妈妈按时还了钱，还要我们一定记住这个好。二姑已87岁高龄，我和弟弟有机会就感恩……
我参加工作了，妈妈一直帮我们带孩子，还尽力做些家务。妈妈对于“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个说法，好像有着天然的“顺劲”。中央决定我去西藏工作，妈妈听到长期在那里会对身体有害的议论后，有担心也掉过泪，但她说天塌对众人,那里的那么多人也都是娘生的，人家能活咱就能活。她对到家里看望的西藏同志说，我的儿子有共产党关心，我放心的。妈妈从未要我利用职务之便办家里的事。我到北京工作后，有同志偶尔得知我两个姐姐仍在农村种地表示不理解。其实，我在呼和浩特工作的弟弟，也是我调两藏工作后中组部决定从巴彦淖尔盟调去照顾妈妈的。妈妈不识字，但记忆力很好，而且常能把人们的一些说法和社会现象联系起来思考，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说法。我任副省部级干部时间比较长了，不免会有人说些“应找找人，活动活动”的话。有时我在场有时我不在场，而妈妈却总是说：官不在大小在做事，在做“扬名留后世的事”。我们陕北农村流传很多民间谚语和故事，妈妈常讲给我们听。这些故事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鞭挞那些欺上瞒下，一心为自己捞好处的昏吏贪官，颂扬那些敢为民做主、能为百姓做好事的清官。所以，在妈妈看来，不管职务高低，能为民做主、为民办好事才是好官，老想着当“大官”就很难能把心思全用在为民做事上。这些话从我当小“官”开始妈妈就说过。对这些观点我都很赞成，也从未有过“找人”、“活动”的事，但同事们却觉得很不理解，只有我的老领导、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周惠同志十分赞同。上世纪90年代，周惠同志由于修房子住在西直门的女儿家里，他在六层我家在十层。周惠同志当时还可以拄着拐杖行走，我们上班时他有时就乘电梯到我家与妈妈聊天。妈妈把这些话也给周惠同志说了，周惠同志说妈妈是“农民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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