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冬天，我在大队当民办教师。当年全国流行农民写诗，因我在学校负责黑板报、墙报的工作，便常常凑些时髦句子，义不容辞地发表在我的“自留地”的显著位置上，自以为“紧跟形势”和才华横溢。
一天，大队工作队长老丁把我找去，说公社要开赛诗会，我们要争拿前三名，要求必须是真实的农民身份。各生产队都布置人写了，要我抽空到下面收收稿子并帮助修改一下。老丁说，特别是二队的孟天红，是难得的人才，要当做重点作者培养。最后他拍拍我的头说：“小伙子，你是村里的知识分子，这是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大好机会。前途啊是光明的，道路啊是曲折的！”
那一年，我十七岁，在巴盟报发表过几首儿歌，走起路来常有脚不沾地的感觉。
星期天，我就挨着村去收，边收边看边改。内容上讲，都是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歌颂大好形势，这是全国“主旋律”。形式上有“爬山调”，有“顺口溜”。但大部是从报刊上抄来，做了改头换面的。我也常干这事儿，心里明白。三队的一个作者竟面不改色地对我说：“我这几首是学校墙报上抄来的，没办法，一首十分工！”这种坦诚还真叫我哭笑不得。
有几个出了新意的，但内容跟着出了问题。比如“一溜山畔修台路，修好台路放（防）苏修。”一字之差，就有了反动的意义。还有：“二茬韭菜挣把把，毛主席跟咱在一打打。”方言味重。还有的夸张不当，违背常识：“学大寨，要拼命，把地球翻它三丈六尺深！”挖这么深，怎么长庄稼？
而且他们根本就没打算修改，都说，改球甚了，字是个黑老汉，越改越难看。
天黑后，我到了孟天红家。他正盘腿坐在炕桌前用功。女人在纳鞋底。三个娃娃在被子里打仗，炕皮踢得咚咚作响。本大队人，都熟悉，没有客气拘谨。他女人给倒了一碗白水说：“小刘老师，你说飞机上有没有喇叭？我俩正抬杠呢！”
原来，孟天红正在写一首“毛主席到后套”的诗，刚开了头：“毛主席，坐飞机，一按喇叭嘀嘀嘀……”我说飞机上有没有喇叭我也不知道，但河套肯定没有飞机场。飞机怎么落下来，不如改成坐火车。
孟天红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是想，毛主席应该坐最快的；那就改为毛主席坐火车吧。可下一句怎么写呢？”
她女人脱口而出：“轰隆轰隆到临河！”
我说：“好！两口子能配合来。你们往下凑，我看你别的稿子。”便顺手拿起桌上的一叠信纸翻起来。
总共有十来首，长短不一，还有写了一句就无下文的。其中一首《挂红灯》还算完整，写道：“正月十五挂红灯，一挂挂在天安门。天安门，六丈高，五星红旗迎风飘。党中央号召学大寨，河套人民挥大锹。大锹一甩嗖嗖嗖，粮食产量高高高。”
还有两句描写欠妥：“黄河啊黄河，你像一根弯弯的裤带。阴山啊阴山，你像一溜馒头疙旦……”我和孟天红说开玩笑说，你把母亲河写成裤带，小心打成右派。他大笑道，怕球甚了，大不了还是种地。
还抄着些童谣之类，如：“长不浪头，骑黄牛，骑上黄牛到包头，包头有个你二舅，你二舅也是个长不浪头。”大概也是想从中汲取点什么。
孟天红说，他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家里穷念不下来。可他平时会说“串话”，队长就把这营生交给了他。二队分红低，工分不值钱，队长说比别队多出十分工，只要能扭捏得顺口就行。他女人抢过话道：“刘老师，不要听他忆苦思甜，听我这首咋样
——毛主席，坐火车，轰隆轰隆到临河，贫下中农笑开怀，地主富农藏起来。河套没有好吃的，端上猪肉烩酸菜，毛主席吃了直夸奖，说河套一定能变样！”
以我的水平，也实在不能改得再好，就选了几首完整的带上，告别了这位“重点作者”。后来听说，孟天红得了二等奖，队里另外又奖励他20个工分，按二队当年的分值，折合人民币二毛五分钱。但身份似乎提高了许多，公社、大队的干部都叫他“农民诗人”。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孟天红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我却在“文学”这条布满荆棘的路上不能自拔，有没有鲜花已无关紧要，但回首往事，还总能寻出些苦涩的趣味来。（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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