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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苗乡“赶苗场”
文/弓放
每年农历七月初二、三，是川南叙永一带苗族同胞聚集赶场的隆重日子，民间俗称“赶苗场”。
据传，这一习俗初始于清末，川南苗族群众为反抗清朝暴政，于七月初三日约定在古叙边境聚众起义，结果遭到四川都督赵尔丰（绰号赵屠夫）的疯狂清剿，数百苗胞壮烈牺牲。起义虽失败了，但苗族同胞们永远铭记这一壮举，故将每年农历七月初三日定为“苗场”，以彰显苗家儿女的不屈精神和奋起抗争的意志，“苗场”就这样流传和延续至今。
作为叙永人，我曾在泸州建市后的三十年间分别以不同的身份赶过三次“苗场”，每一次，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今，那场境仍清晰可见，历历在目。
第一次“赶苗场”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我在一个卫生院当防疫员。出于好奇，一听说第二天去赶“苗场”，便兴奋的一晚上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谁知第二天一早步行几十里山路来到合乐乡场上却令人好生失望。脏兮兮、乱嘈嘈的街道上冷冷清清，颇有几分萧条和破败。偶尔有几个身着蜡染衣装的苗族同胞从街上经过，也是行色匆匆，神情黯然，眼光中流露出几许无奈和哀愁。
出于职业习惯，也因为工作关系，我们走进乡卫生院，见到的只有少量的药物，几张破烂的所谓病床，最高级的器械就要算是两支听诊器，一台血压计了。而卫生院的女院长却是一位毕业于宜宾卫校的中专生（也是苗族同胞），她谈起在苗乡的行医历程，沉重而凄楚，概括起来就是越穷越病，越病越穷。
后来，我将这位女院长献身苗乡医疗事业的事迹写成一篇人物通讯发表在《四川日报》上，算是为这次赶“苗场”画上一个有点遗憾的句号。
再次赶“苗场”恰逢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到南海边上划了一个圈后的年景。作为《叙永报》副刊编辑，我与叙永几个文化人到摩尼“苗场”采风。终于，乡村“苗场”上一阵清新之风扑面而来；一个个身穿蜡染长袍，手捧芦笙吹奏不停的小伙神采奕奕；一群群身着百褶裙，手捧遮阳伞的姑娘花枝招展，如花似玉。
还有在市场上挑选商品的妇女，背着电风扇、电视机回家的老爹……稳健的步履，开心的笑脸，组合成一幅美妙的“苗家欢乐图”。让我明显地感受到芦笙旋律里的欢快和喜悦，感受到农业、农村改革开放创造的奇迹，感受到开始富裕起来的苗族群众昂首挺胸走进了新时代。
去年的农历七月初三，我陪同市上一位朋友到苗乡观光旅游，又一次领略了苗乡的巨大变化：通乡公路全部硬化，甚至部分通村公路也由土石路变成了水泥路，一辆辆农用车，摩托车穿梭不息；集镇上的卫生院焕然一新，有了B超机、X光机、救护车，医生、护士多数都是大专、中专学历；最漂亮最气派的建筑要数学校了，中学、小学，一幢幢大楼在阳光下耀眼夺目，郎朗读书声此起彼伏；站在高处远眺公路旁田坝间的农家小院星罗棋布，已经全然不见了昔日的茅草房、土瓦房。欣然想起毛泽东同志“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诗句。
在街上，我与一位曾经当过乡干部现已退休的苗家老汉邂逅相逢，谈起苗乡的变化，他兴致勃勃地说：“现在的农民真安逸哟，生病有医保，困难有低保，修房有补助，娃儿读书免学费，种田种地倒得补贴……啥子好处都齐全啦！跟我当乡长那时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哦……”与老人分别后，我久久咀嚼着他的那些话，我相信他的话是真的，而且代表着苗乡广大群众的心声。因为，他早脱离了官场，没必要再说那些假话套话空话。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三赶“苗场”，带给我一次又一次的震撼和惊喜，留给我一次又一次深刻的印象，耳边仿佛听到时代前进的铿锵有力的步伐。
苗乡的明天，必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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