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末去产能使用了哪些关键政策？
从90年代末期针对过剩产能的政策应对路径来看，可以概括为：1）保持货币中性偏紧，扼住产能扩张源头；2）财政积极扩张，扩大国内需求；3）通过强力行政手段强制压产；4）金融政策兜底，通过创建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债务，构建了产能清算代价的社会化分担框架。5）强有力的供给改革，释放新需求。
第一，是维持中性偏紧的货币环境，从货币源头倒逼企业去杠杆、去产能。在90年代的下半段，即便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货币政策的基调一直是偏谨慎的：在1998年年底之前，中国央行始终坚持“适度从紧”的基本原则；在1998年年底改为“适当的货币政策”；在1999年3月则提出要施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自始至终均未出现1992-1993年间货币的积极扩张，信贷余额的同比增速从90年代上半段平24%左右，降至90年代末期的个位数。
第二，使用行政手段，从供给端“终止重复建设、清理过剩产能、兼并破产落后企业、下岗分流劳工”。朱镕基总理曾在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上针对上述政策进行了总结，概括来说就是“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以纺织行业为突破口，逐步扩大到制糖、煤炭、冶金、建材、石化等行业，关闭了一大批产品质量低劣、浪费资源、污染严重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淘汰了一大批落后设备、技术和工艺，压缩了部分过剩生产能力。”
第三，将银行对于破产兼并或负债过重而陷入困境的企业的债权转为股权（债转股），从而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减轻贷款利息负担，同时大规模剥离银行不良贷款，实现产能重组代价的社会化分担。从过程来看，在1999年和2003至2005年，共有两次大规模的政策性债务和不良贷剥离。加总来看，对90年代企业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的消化，历时近6年，剥离总额高达2.58万亿。
第四，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基建投资和建设社会安全网，刺激内需。1998年是从财政政策从紧缩到扩张发生方向性根本转变的一年，也是90年代末扩张力度最大的一年，之前是实行了长达近五年之久的紧缩财政政策。在1998年至1999年间，通过财政对银行发行21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和社会保障建设，包括对农村电网的改建、大江大河的治理、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加强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截至1999年，相比1997年，基础设施支出累计增长了265%，社会保障支出累计增长了325%。
第五，是强有力的供给改革，释放新需求。从根本上来看，中国经济可以走出90年代末的泥潭，在很大程度上是倚赖了其时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分别从需求端和供给端为宏观经济释放了新的增长动力。而目前看，再次出现这种巨大的制度性红利的推动因素可能性太低。上一轮周期中的改革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房改启动地产新需求。二是税改垫定市场经济的基石。三是汇改奠定出口导向的经济基础。
本轮去产能的政策框架分析
与上个世纪90年代相比，虽然当前产能过剩的背景、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但可能面临着不同的宏观约束，基于不同的约束条件，研报预计本轮去产能的过程需要更多依靠改革和市场力量，才能达到效果。在宏观政策层面：
货币政策需要坚持通过稳健略偏紧的基调去促进过剩产能的自然消化。研报认为，今年以来决策层强调“盘活存量货币”，以及6月份央行针对银行间“钱荒”的态度就是对上述政策取向的明确注脚，包括金融领域在内，中国经济的全面去杠杆将拉开序幕。接下来可以看到的应该是部分企业出现实质性的债务清偿困难，企业破产清算、并购重组的时节再度降临。如果此时加大宽松的政策信号，这将可能会导致债务和过剩产能清理的过剩被动延长。因此，政策绝不能因一时的经济短期指标的回落而大幅放松，也不因一时的信贷增长过快而盲目的收紧。
需要建立以市场化方式为主的过剩产能清理政策框架。目前由于过剩产能行业的重资本特质，再大量使用行政手段是不现实的。今年“无锡尚德”的案例是通过市场化手段清理的一个好开端。研报认为，以推进企业并购重组的市场化方式去产能将会是接下来的大趋势，这需要政策面为并购金融工具的创新提供规范的发展环境。从国际并购融资的经验来看，债券是国外成熟市场并购融资的主要方式之一，特别是高收益债券。另外，目前国外成熟市场运用较多的混合融资方式，主要是优先股、认股权证和可转换债券等工具，而我国在并购重组方面尚未使用混合工具进行融资。究其原因，一是国内资本市场没有提供充足的混合融资工具；二是考虑到风险因素，相关的政策也没有做出规定。
需要创建产能清算过程中，风险和代价的分担框架。与上一轮类似，预计金融机构仍然会承担部分买单的责任。目前，中国的金融系统健康状况要远优于90年代末期，近期银行不良率虽然微有上升，但仍处于不足1%的历史极低水平，且拨备覆盖率高达300%，这与90年代末期银行出现系统性不良贷款风险的情况全然不同。预计接下来可能会加快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权限下放进程，部分杠杆率较高的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可能也会面临风险加大的局面。
要注重产能的国际转移，旨在把在中国看起来过剩但全球来看不一定过剩的产能转移出去。例如，近年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不断发现新油气矿产资源，但该地区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从而形成了其能源出口的增长瓶颈。这种机遇也刺激了中、日、美三国不约而同地加强对该地区投资的意愿，在能源、运输、电力和其它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加大投资。根据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数据2012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5.4%至5.6%流向非洲，5年前这一比率仅为3.2%。最近5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对非投资增长20.7%，远超发达经济体对非投资8.4%的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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