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施叔青《兩個芙烈達.卡蘿》
一、為回家而旅行
「不可能安寧,完全無家可歸,簡直是瘋狂的發源地,愈來愈感到虛弱和絕望。」施叔青在新作中引用了卡夫卡的話。小說故事開始時,帶出一個中年困倦的她,自覺心靈粗糙乾涸,像海浪退去的岩岸上曝曬的一條魚,陽光灑下,燒炙得發疼。
施叔青曾離家很久(在香港工作十六年,之前並曾留美取得戲劇碩士學位),近年才回到故鄉台灣。雖然踏在自己土生土長的土地上,但是她警覺到,沒有透過一項招魂儀式,她的心靈無法真正回歸。她和台灣島上多數人一樣,忙著追索認同歸屬感,為找尋心靈之鄉而飽受折磨。沒有選擇地,她又開始了旅行,希望找到自我復甦重生的契機。第一站她來到澳洲,她用這塊土地的特產,為自己做了一項妙喻:澳洲土人打獵時利用一種彎木(Boomerang),拋擲出去後,彎木仍能返回原處;擲得愈遠,回來得愈快。離開了澳洲,她要去更多地方。她的出走,是為了回家。這本書就是她的追尋之旅記事。
我把這本書當成施叔青的心靈自傳。雖然書名環繞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1907-1954),事實上寄寓其中的,卻是作者尋找自我重生的旅程;書中採用作者與芙烈達對話的方式,既敘述芙烈達傷痕累累的奮鬥故事,更也自況、回憶作者的諸多心靈之旅。所以她說,她要在其中「連接兩種以上的空間,無數種的文明」。
這本書的寫作風格,不禁令人聯想到,與作者同為名作家的妹妹李昂,也曾為謝雪紅寫了一本自傳之史,李昂依循謝在世界各地走過的足跡而旅行,書中卻時時追想穿插自我生命的片段;兩位姐妹小說家,因為觀看、書寫他者,而再現、重生了自我。
二、芙烈達的破碎與再生
此書藉芙烈達為旅行的聯結中心,作者與芙烈達的對話無處不在。
芙烈達是誰?她是墨西哥畫家,一生坎坷。幼時因小兒麻痺而不良於行,少女時代發生車禍,雖然奇蹟式地活下來,骨盤卻因而嚴重傷殘變形,終生無法生育。至於她所嫁墨西哥名壁畫家狄耶哥.里維拉(Diego Rivera, 1886-1957),施叔青形容為「遵守他信仰的共產主義對性如一杯水主張」,「不可能過從一而終的婚姻生活,永遠是個積習難改的好色者」。芙烈達為狄耶哥之行傷心欲絕,多次忍無可忍離家出走,卻老是又因為思念而回家。她就這樣,一生都無法脫離丈夫不忠的陰影,雖然嫉妒得發狂,卻無力抽身。芙烈達太愛這個人,所以沒有了自尊。
施叔青提到芙烈達晚年所畫、一幅題名為對狄耶哥的愛的畫作,畫中,芙烈達髮絲飛散,盤脖纏頸,「愛得狂亂與窒息,淚珠滾滾而下,狄耶哥的臉銘刻在額頭」。畫家畫出了自己刻骨的愛,與椎心的哀傷。
另一幅芙烈達自畫像:「破碎的圓柱」,描繪她經過三十多次脊椎手術的痛苦,無依無靠立於荒蕪的天地之間,周身以橫豎的吊索和釘子團團護圍,臉上兩行白色清淚潸潸而下。
施叔青說,她總是把芙烈達宿命的傷殘,與墨西哥被殖民摧毀後的千瘡百孔聯想在一起,這就形成了作者的書寫角度:寫的雖是女畫家個人史,卻把她與國家民族糾結在一起。西班牙探險者的入侵,摧毀了墨西哥阿茲特克文明,宮殿遭洗劫,神廟被拆毀,殖民者掠奪印第安人的土地,甚至滅絕其民族。墨西哥受殖民的苦痛,正像芙烈達個人的生命面貌,一樣的破碎不堪。
破碎的人生,有無救贖的可能?施叔青在書中自承以寫作安頓了自己,她也描繪沒有心靈故鄉的卡夫卡,最終落腳、居住在寫作之國。芙烈達則用繪畫,提供自己再生的機會,畫出了生命之花,也畫出血淋淋的病中心情。芙烈達故去的前一年,墨西哥國家藝術館為她舉行回顧展,留下她一生最光輝難忘的一刻。
三、後殖民主義讀本
王德威說施叔青在香港三部曲前後,對於殖民世界裡性與政治的書寫,已具有教科書意義,讓性別主義及後殖民主義學者「個個摩拳擦掌,都藉機一顯身手」,寫出不少解讀評論文章。在《兩個芙烈達.卡蘿》一書中,後殖民主義問題更具體白描顯現,我們可以輕易驗證施叔青確有書寫讀本的企圖。
首先,對於後殖民批評所關注的記憶問題,這本小說一再觸及。施叔青從在澳洲見到來自中南美的歐風家具談起,書寫西班牙的殖民史,接著帶出作者的原鄉--台灣這個前,歷數西、葡、荷的殖民事實。她不但要幫助讀者回到屈辱的過去,而且要書寫反抗的歷史,要在曾被殖民的地方所忽略的文化(空白、省略及沉默)現象中,點出殖民的「症狀」。所以她描寫1968年布拉格之春死難者,在捷克僅留下一個簡陋的十字架,現在看不到悼念的人,暗寓批評捷克人對蘇聯鎮壓往事「健忘」(amnesia)之意。但她也同時書寫鄭成功驅逐荷蘭人的史事,強調「一生以反清復明恢復中原為職志的鄭成功」,擊敗了「酒色徵逐腐敗貪婪的荷蘭商人」,讓荷蘭人簽下了一份「令中國人揚眉吐氣」的受降書。這件成功的反抗,施叔青視為中國人鄭成功對荷蘭人的勝利,她甚至樂觀到認為,如果文件早一點出土,是不是可以改變中國人的自信心,寫出不同的一頁中國近代史?其實,鄭成功有無上述國家民族認同,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其次,關於殖民現象中易見的邊緣、離散(diaspora)、流亡、無家可歸感,施叔青自然也不會遺漏。她寫出了俄羅斯的托洛斯基流亡到墨西哥芙烈達夫婦家,關在屋中,時時要提防暗殺,如同「被緩刑的囚犯」;而運用德文書寫的猶太人卡夫卡,則在布拉格的文化上無所歸屬,大嘆:「宇宙翻覆了嗎?世界在何處?我又在哪裡?」歷史上的基督徒、摩爾人和猶太人一樣,也都嚐盡了喪失自我的感覺。
殖民是既成事實,殖民之後(aftermath)又如何?文化及血統的雜交與混合(hybrid,creolisation)是不能忽視的現象。施叔青看到阿姆斯特丹梵谷美術館梵谷的自畫像,啊!那燃燒一樣的紅髮、紅鬚,不正是台灣人心目中的紅毛番?後山的部落中,聽說出現了紅髮高鼻的隔代混血兒,說明了荷蘭人留下的殖民印記。芙烈達打扮成印第安提華納族土著模樣,頭上覆蓋一件寬大無比的小黃花蕾絲邊篷裙,這是歐洲文化傳到拉丁美洲後,印第安婦人誤把裙子穿在頭上,並成為節慶時的裝飾。施叔青還提到了荷蘭於十七世紀成立陶瓷工廠,生產仿景德青花瓷,至今仍足與中國瓷器亂真。
被殖民者的心理如何調處?怎樣找到自我地理定位與心靈歸屬?在揚棄長期殖民下養成的「可怕的從屬性」(dreadful secondariness)後,要回到自己的主體,把民族藝術及群眾生活,看成是再生的來源。施叔青說到,十六世紀初義大利人所繪地圖中,並沒有台灣的存在,直到葡萄牙人「發現」了台灣,才把台灣(當時稱為Formosa)畫上,卻錯誤地把台灣畫為三個分離的小島。書中提及,正像南美洲烏拉圭畫家要為南美洲重繪地圖一樣,一位台灣史學者也嘗試要以「非科學性的心理地圖」,來呈現真正的台灣。這是擺脫殖民的新視野與新思考。
芙烈達再生之秘密,就在於本書書名中,也就是她所畫的一幅畫。兩個芙烈達,兩個分裂的自我:一個是墨西哥的,一個是西班牙的,本來是對立的兩種質素,畫家卻企圖在畫中整合融入。獨立自主的第一步,是回到本源,記憶它,面對它,承認自己文化混血的事實,才有復甦重生的力量。這也是施叔青在追隨存在主義、留學風後,重返中國戲劇、歌仔戲研究的原因所在。
她飄洋過海的旅行,卻看到了根與土地堅實的感覺。
施叔青,《兩個芙烈達.卡蘿》,時報,2001年7月。
陶東風,《後殖民主義》,揚智,200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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