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施叔青《兩個芙烈達．卡蘿》
一、為回家而旅行
「不可能安寧，完全無家可歸，簡直是瘋狂的發源地，愈來愈感到虛弱和絕望。」施叔青在新作中引用了卡夫卡的話。小說故事開始時，帶出一個中年困倦的她，自覺心靈粗糙乾涸，像海浪退去的岩岸上曝曬的一條魚，陽光灑下，燒炙得發疼。
施叔青曾離家很久（在香港工作十六年，之前並曾留美取得戲劇碩士學位），近年才回到故鄉台灣。雖然踏在自己土生土長的土地上，但是她警覺到，沒有透過一項招魂儀式，她的心靈無法真正回歸。她和台灣島上多數人一樣，忙著追索認同歸屬感，為找尋心靈之鄉而飽受折磨。沒有選擇地，她又開始了旅行，希望找到自我復甦重生的契機。第一站她來到澳洲，她用這塊土地的特產，為自己做了一項妙喻：澳洲土人打獵時利用一種彎木（Boomerang），拋擲出去後，彎木仍能返回原處；擲得愈遠，回來得愈快。離開了澳洲，她要去更多地方。她的出走，是為了回家。這本書就是她的追尋之旅記事。
我把這本書當成施叔青的心靈自傳。雖然書名環繞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1907-1954），事實上寄寓其中的，卻是作者尋找自我重生的旅程；書中採用作者與芙烈達對話的方式，既敘述芙烈達傷痕累累的奮鬥故事，更也自況、回憶作者的諸多心靈之旅。所以她說，她要在其中「連接兩種以上的空間，無數種的文明」。
這本書的寫作風格，不禁令人聯想到，與作者同為名作家的妹妹李昂，也曾為謝雪紅寫了一本自傳之史，李昂依循謝在世界各地走過的足跡而旅行，書中卻時時追想穿插自我生命的片段；兩位姐妹小說家，因為觀看、書寫他者，而再現、重生了自我。
二、芙烈達的破碎與再生
此書藉芙烈達為旅行的聯結中心，作者與芙烈達的對話無處不在。
芙烈達是誰？她是墨西哥畫家，一生坎坷。幼時因小兒麻痺而不良於行，少女時代發生車禍，雖然奇蹟式地活下來，骨盤卻因而嚴重傷殘變形，終生無法生育。至於她所嫁墨西哥名壁畫家狄耶哥．里維拉（Diego Rivera, 1886-1957），施叔青形容為「遵守他信仰的共產主義對性如一杯水主張」，「不可能過從一而終的婚姻生活，永遠是個積習難改的好色者」。芙烈達為狄耶哥之行傷心欲絕，多次忍無可忍離家出走，卻老是又因為思念而回家。她就這樣，一生都無法脫離丈夫不忠的陰影，雖然嫉妒得發狂，卻無力抽身。芙烈達太愛這個人，所以沒有了自尊。
施叔青提到芙烈達晚年所畫、一幅題名為對狄耶哥的愛的畫作，畫中，芙烈達髮絲飛散，盤脖纏頸，「愛得狂亂與窒息，淚珠滾滾而下，狄耶哥的臉銘刻在額頭」。畫家畫出了自己刻骨的愛，與椎心的哀傷。
另一幅芙烈達自畫像：「破碎的圓柱」，描繪她經過三十多次脊椎手術的痛苦，無依無靠立於荒蕪的天地之間，周身以橫豎的吊索和釘子團團護圍，臉上兩行白色清淚潸潸而下。
施叔青說，她總是把芙烈達宿命的傷殘，與墨西哥被殖民摧毀後的千瘡百孔聯想在一起，這就形成了作者的書寫角度：寫的雖是女畫家個人史，卻把她與國家民族糾結在一起。西班牙探險者的入侵，摧毀了墨西哥阿茲特克文明，宮殿遭洗劫，神廟被拆毀，殖民者掠奪印第安人的土地，甚至滅絕其民族。墨西哥受殖民的苦痛，正像芙烈達個人的生命面貌，一樣的破碎不堪。
破碎的人生，有無救贖的可能？施叔青在書中自承以寫作安頓了自己，她也描繪沒有心靈故鄉的卡夫卡，最終落腳、居住在寫作之國。芙烈達則用繪畫，提供自己再生的機會，畫出了生命之花，也畫出血淋淋的病中心情。芙烈達故去的前一年，墨西哥國家藝術館為她舉行回顧展，留下她一生最光輝難忘的一刻。
三、後殖民主義讀本
王德威說施叔青在香港三部曲前後，對於殖民世界裡性與政治的書寫，已具有教科書意義，讓性別主義及後殖民主義學者「個個摩拳擦掌，都藉機一顯身手」，寫出不少解讀評論文章。在《兩個芙烈達．卡蘿》一書中，後殖民主義問題更具體白描顯現，我們可以輕易驗證施叔青確有書寫讀本的企圖。
首先，對於後殖民批評所關注的記憶問題，這本小說一再觸及。施叔青從在澳洲見到來自中南美的歐風家具談起，書寫西班牙的殖民史，接著帶出作者的原鄉--台灣這個前，歷數西、葡、荷的殖民事實。她不但要幫助讀者回到屈辱的過去，而且要書寫反抗的歷史，要在曾被殖民的地方所忽略的文化（空白、省略及沉默）現象中，點出殖民的「症狀」。所以她描寫1968年布拉格之春死難者，在捷克僅留下一個簡陋的十字架，現在看不到悼念的人，暗寓批評捷克人對蘇聯鎮壓往事「健忘」（amnesia）之意。但她也同時書寫鄭成功驅逐荷蘭人的史事，強調「一生以反清復明恢復中原為職志的鄭成功」，擊敗了「酒色徵逐腐敗貪婪的荷蘭商人」，讓荷蘭人簽下了一份「令中國人揚眉吐氣」的受降書。這件成功的反抗，施叔青視為中國人鄭成功對荷蘭人的勝利，她甚至樂觀到認為，如果文件早一點出土，是不是可以改變中國人的自信心，寫出不同的一頁中國近代史？其實，鄭成功有無上述國家民族認同，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其次，關於殖民現象中易見的邊緣、離散（diaspora）、流亡、無家可歸感，施叔青自然也不會遺漏。她寫出了俄羅斯的托洛斯基流亡到墨西哥芙烈達夫婦家，關在屋中，時時要提防暗殺，如同「被緩刑的囚犯」；而運用德文書寫的猶太人卡夫卡，則在布拉格的文化上無所歸屬，大嘆：「宇宙翻覆了嗎？世界在何處？我又在哪裡？」歷史上的基督徒、摩爾人和猶太人一樣，也都嚐盡了喪失自我的感覺。
殖民是既成事實，殖民之後（aftermath）又如何？文化及血統的雜交與混合（hybrid，creolisation）是不能忽視的現象。施叔青看到阿姆斯特丹梵谷美術館梵谷的自畫像，啊！那燃燒一樣的紅髮、紅鬚，不正是台灣人心目中的紅毛番？後山的部落中，聽說出現了紅髮高鼻的隔代混血兒，說明了荷蘭人留下的殖民印記。芙烈達打扮成印第安提華納族土著模樣，頭上覆蓋一件寬大無比的小黃花蕾絲邊篷裙，這是歐洲文化傳到拉丁美洲後，印第安婦人誤把裙子穿在頭上，並成為節慶時的裝飾。施叔青還提到了荷蘭於十七世紀成立陶瓷工廠，生產仿景德青花瓷，至今仍足與中國瓷器亂真。
被殖民者的心理如何調處？怎樣找到自我地理定位與心靈歸屬？在揚棄長期殖民下養成的「可怕的從屬性」（dreadful secondariness）後，要回到自己的主體，把民族藝術及群眾生活，看成是再生的來源。施叔青說到，十六世紀初義大利人所繪地圖中，並沒有台灣的存在，直到葡萄牙人「發現」了台灣，才把台灣（當時稱為Formosa）畫上，卻錯誤地把台灣畫為三個分離的小島。書中提及，正像南美洲烏拉圭畫家要為南美洲重繪地圖一樣，一位台灣史學者也嘗試要以「非科學性的心理地圖」，來呈現真正的台灣。這是擺脫殖民的新視野與新思考。
芙烈達再生之秘密，就在於本書書名中，也就是她所畫的一幅畫。兩個芙烈達，兩個分裂的自我：一個是墨西哥的，一個是西班牙的，本來是對立的兩種質素，畫家卻企圖在畫中整合融入。獨立自主的第一步，是回到本源，記憶它，面對它，承認自己文化混血的事實，才有復甦重生的力量。這也是施叔青在追隨存在主義、留學風後，重返中國戲劇、歌仔戲研究的原因所在。
她飄洋過海的旅行，卻看到了根與土地堅實的感覺。
施叔青，《兩個芙烈達．卡蘿》，時報，2001年7月。
陶東風，《後殖民主義》，揚智，200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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