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下不厚事也。
大作,批长远大事,比如百年大计,千年大计这一类的事。成语说大有作为,指的就是这一类成大事之计。
可以说周文王是农业经济时代集大成者,其之前经过很多厉害的人物,如伏熙、黄帝到尧舜禹汤等都非常厉害,但周文王将所有这些前人的东西用一本易经给整合了,这就为后世几千年的子孙万代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经过周公制礼,孔子删经,中国春秋战国到清末这些年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在易经里面。
损益之道,本身就是有损则有益,有益必有损,世界上的物质是平衡的,所以儒生给帝王讲经,讲到益卦就会出现问题,因为劝帝王损自己的利益以去益最底层的百姓这种事,总是很难。汉景帝实现推恩令,只不过损下面那些王爷的利益以益其子孙,还被七个王起来造反。
益卦说的就是一代苦,后代甜这种事,也可以说是帝王苦,百姓益,帝王将相对自己的要求严,则百姓生活就会好,明太祖朱元璋,就是认为上位者要少拿,让百姓能吃饱饭。所以明朝的官员工资低,犯事之后,刑罚极其严酷。朱元璋曾搞过一个剥皮亭,把一些贪官抓起来制成人皮工具风干在京城的外面。
人活在世上就是付出然后回报这样的不断循环的一个过程,很多人误解了,认为可以不需要付出就想着要回报。益卦讲的就是这个循环,损益关系,就是付出与回报的关系。
不过是什么时候付出,时候回报的过程。有短期的,有长期的,比如三峡工程,这样的大水库,很多人对于这个建设提出了相当大的质疑,甚至用生态等各种说法,但是到美洲去看,世界上大的水系有钱的国家早就建成了各种各样的水电系统,中国在这个方面早就落后了,三峡的事就是长久的事,这代人失去了不少利益,却让后代很多年都能得到长远的发展。大运河,在修建时候民间怨气滔天,大隋朝为此丢了国祚,但是其后近千年,大家感叹其作用巨大。
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让举国长期受益,还是只顾自己的利益,把大量的钱财用于修建亭台楼阁,自己去赏玩?这是两种不同的观念。秦始皇修长城,给后世留下了不少怨气,但是没有长城,汉可能早就被凶奴给打掉了,长城让凶奴不敢深入内陆,怕回不去。明朝修长城,民众就比较自觉,大家都觉得应该修,为什么呢,受蒙古之患太深,感受到了,所以要修长城。
周公说:初居下位,而上受益,是当进身之始,而膺特达之遇,受宠最渥者。夫上有国土之知,下自当有国土之报,故利用大有作为,利一身者不为,利天下者为之。不徒寻常事业已也。必如是,庶可少塞报称之责矣。然居下则位之最卑者也,大作则任之最重者也。居下而任上事,能免出位之咎乎?必其所作者,尽善尽美,合乎事理之宜,而中乎经权之妙,然后天子信焉,大臣安焉,而不议其为僭也。否则,作炎不善,安冀其有成功哉?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孔子说:初必元吉而始无咎者,盖天下之大事业,必有天下之大责任,而后可有为也。初居下位卑,本不当任厚事,苟非元吉,则不惟无建功立业之誉,而且有越职犯分之讥矣。庆不可不致慎于其间也。
圣人认为:一个人学通古今,达于其时,则必会损耗大量时日,然而损耗时日之后,又想着能一朝天下尽知。
一朝天下尽知这种事,本来也是要有机缘,诸葛亮在汉末,刘备花了很多时间也没有听说过这些人,以至于其碰到水镜先生的时候,听其童子迎他就内心十分惊讶,水镜先生自己就是高人,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才使刘备心而不疑。
汉初的贾谊,能力是肯定很强的,但为什么第一次见到文帝流涕痛哭?交浅言深,以招谤忌,而志不获伸。
站在周文王的角度,原来的易经就是给帝王来读的,而站在孔子的角度,易经也可以在民间得传,那么隐居时要养其志,得位行志时要达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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