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下不厚事也。
大作，批长远大事，比如百年大计，千年大计这一类的事。成语说大有作为，指的就是这一类成大事之计。
可以说周文王是农业经济时代集大成者，其之前经过很多厉害的人物，如伏熙、黄帝到尧舜禹汤等都非常厉害，但周文王将所有这些前人的东西用一本易经给整合了，这就为后世几千年的子孙万代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经过周公制礼，孔子删经，中国春秋战国到清末这些年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在易经里面。
损益之道，本身就是有损则有益，有益必有损，世界上的物质是平衡的，所以儒生给帝王讲经，讲到益卦就会出现问题，因为劝帝王损自己的利益以去益最底层的百姓这种事，总是很难。汉景帝实现推恩令，只不过损下面那些王爷的利益以益其子孙，还被七个王起来造反。
益卦说的就是一代苦，后代甜这种事，也可以说是帝王苦，百姓益，帝王将相对自己的要求严，则百姓生活就会好，明太祖朱元璋，就是认为上位者要少拿，让百姓能吃饱饭。所以明朝的官员工资低，犯事之后，刑罚极其严酷。朱元璋曾搞过一个剥皮亭，把一些贪官抓起来制成人皮工具风干在京城的外面。
人活在世上就是付出然后回报这样的不断循环的一个过程，很多人误解了，认为可以不需要付出就想着要回报。益卦讲的就是这个循环，损益关系，就是付出与回报的关系。
不过是什么时候付出，时候回报的过程。有短期的，有长期的，比如三峡工程，这样的大水库，很多人对于这个建设提出了相当大的质疑，甚至用生态等各种说法，但是到美洲去看，世界上大的水系有钱的国家早就建成了各种各样的水电系统，中国在这个方面早就落后了，三峡的事就是长久的事，这代人失去了不少利益，却让后代很多年都能得到长远的发展。大运河，在修建时候民间怨气滔天，大隋朝为此丢了国祚，但是其后近千年，大家感叹其作用巨大。
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让举国长期受益，还是只顾自己的利益，把大量的钱财用于修建亭台楼阁，自己去赏玩？这是两种不同的观念。秦始皇修长城，给后世留下了不少怨气，但是没有长城，汉可能早就被凶奴给打掉了，长城让凶奴不敢深入内陆，怕回不去。明朝修长城，民众就比较自觉，大家都觉得应该修，为什么呢，受蒙古之患太深，感受到了，所以要修长城。
周公说：初居下位，而上受益，是当进身之始，而膺特达之遇，受宠最渥者。夫上有国土之知，下自当有国土之报，故利用大有作为，利一身者不为，利天下者为之。不徒寻常事业已也。必如是，庶可少塞报称之责矣。然居下则位之最卑者也，大作则任之最重者也。居下而任上事，能免出位之咎乎？必其所作者，尽善尽美，合乎事理之宜，而中乎经权之妙，然后天子信焉，大臣安焉，而不议其为僭也。否则，作炎不善，安冀其有成功哉？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孔子说：初必元吉而始无咎者，盖天下之大事业，必有天下之大责任，而后可有为也。初居下位卑，本不当任厚事，苟非元吉，则不惟无建功立业之誉，而且有越职犯分之讥矣。庆不可不致慎于其间也。
圣人认为：一个人学通古今，达于其时，则必会损耗大量时日，然而损耗时日之后，又想着能一朝天下尽知。
一朝天下尽知这种事，本来也是要有机缘，诸葛亮在汉末，刘备花了很多时间也没有听说过这些人，以至于其碰到水镜先生的时候，听其童子迎他就内心十分惊讶，水镜先生自己就是高人，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才使刘备心而不疑。
汉初的贾谊，能力是肯定很强的，但为什么第一次见到文帝流涕痛哭？交浅言深，以招谤忌，而志不获伸。
站在周文王的角度，原来的易经就是给帝王来读的，而站在孔子的角度，易经也可以在民间得传，那么隐居时要养其志，得位行志时要达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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